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刘成晨 :“脸面政治”:基层治理的困境、危害与转型

更新时间:2018-03-20 15:06:34
作者: 刘成晨  

  

   摘要:“脸面”是利益受害农民与腐败的基层干部之间的一种博弈策略。农民为了诉求利益,选择在网上举报,让腐败公告于天下,于是基层政府就此丢脸,形象和公信力受损。而农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利益表达不畅,他们试图借助网络舆论来解决问题。所以,脸面只是一个策略,而不是问题的根本。研究得出,基层治理要想做好,就需先在治理思维和治理主体上进行现代化转型,用法制保障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农民就不会去网络上采取“丢脸”的策略抗议,问题也不会那么难以解决,从而基层政府也不会就此损失公信力和权威性。

  

   关键词:脸面政治;基层治理;村治转型;治理现代化

  

   一、引言

  

   当前我国很多问题都容易爆发在网络上,如村干部腐败问题,村民在投诉无门的情况下,选择通过网络进行抗争,实际上希望借助舆论来解决问题。但是,这是一种“非制度性”的利益表达模式。而之所以采取这一方式,当然有其背后原因。吴毅教授曾谈到(2007):“在县乡基层社会,因人际流动和社会分层小于城市社会等方面的原因,权力机器日益呈现出以官权力为轴心来编织地方社会的经济、利益与人际互动关系的结构之网的趋势,地方经济活动往往围绕‘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而展开,——·在这样的背景下,一般的经济活动是无法不受这一关系之网的影响的,而官民博弈即使出现,也同样无法不受这一结构之网的约束,从而显示出对维权行为的重重阻碍。”[1]而农民作为以权力为轴心的“边缘人群”,同样也受到权力体系编织的这个网的影响,继而维护自己的利益受困,不得不采取网络举报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同样,采取这种非制度的方式,还因为可以达到让伤害农民利益的权力者丢脸,恰好,民意是他们升迁的一个考核指标。例如,有的举报人依靠自媒体发布“对话的截图”、照片(甚至是裸照等)、文字描述等,以此来达到反腐和维护自己利益的目的。采取这一方法,虽然可能也有利益表达的渠道不畅通的原因(提交给有关部门,或许会受到政治庇护的影响,最终“石沉大海”)但对举报者来说,有一个目的不得不提,即他们想利用网络让施害者臭名远扬,从此让其丢脸,甚至将其拉下马,这一点我们在农村的田野调查中得到太多类似的回应。农民关切的是,怕举报后,因权力者万一没有被拉下马而会采用权力报复举报者。

  

   然而,网络举报这种非制度的利益表达方式又有其自身的问题。例如,站在政府的角度来说,它往往会造成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损害政府的形象。通俗的说就是“丢政府的脸”;第二,伤害行政。政府培养一个地方官员是不容易的事情,却因为腐败与网络举报而落马。故此,对基层政府来说,要想割断“网络举报——丢脸——查处——政府损失”这个链条,就需要进行“整体性的转型”,迈向现代性的政治体系中。

  

   二、基层治理的困境

  

   笔者曾在《当前中国农村的几个主要问题》(2016)中谈到,基层治理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有:“第一,农村的政治问题;第二,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第三,农村的留守儿童问题;——·等”[2]这里面,尤其讲述了农村的政治问题。进一步说,农村的政治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乡村选举;第二,农民抗争(如上访、群体性事件等)与基层政府地应变。这两点,直接关系到乡村的发展,到底是谁来引导农民发家致富,实现脱贫?到底谁来让农民的利益得到保障,而降低上访率?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无疑,现代性政治中的选举可以为农民提供一个监督权力的可能,把“权力关进笼子”(习近平,2016)后,把打开笼子上面的锁的钥匙给农民,他们才不会受到利益侵犯。同时,“通过真正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实现农村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实现村民合法利益的有效维护。”[3]

  

   然而,现实的情况不是这般,甚至比我在上文中提到的还要严重。例如,朱子强、肖立辉等人(2015)提出:“前些年,有乡镇党委书记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写信,指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村真危险’。这种状况在很多基层工作的同志看来,没有变化,甚至在部分地区有进一步恶化的现象。”[4]其实,原乡镇党委书记李昌平所说的农民所面临的三个问题,主要就是农村发展,尤其是贫困农民的生存问题,还有就是黑恶势力渗透到乡村选举当中,从而导致村庄的选举背离了村民自治的范畴,而出现恶霸当权,民不聊生的情形。这是乡村政治面临的最大困境。

  

   张继良提出(2016):“在一些乡村地区,受经济落后、组织化和社会化程度低等因素制约,治安状况差、环境脏乱、管理缺失、公共服务匮乏等问题仍较突出,这些是乡村治理的重点和难点。——·有些单位的干部,职责不清,推诿拖沓,民众和社会组织参与渠道不畅、参与热情低等问题,这些构成了基层治理的重点和难点。”[5]所以,如何打通民众参与的渠道、如何实现干部职责的清晰化,如何让他们作为和不乱作为等,是基层面临的又一困境。

  

   伍俊斌提出(2016):“基层党组织统领基层工作能力不强,乡镇(街道)权、责、能失衡严重,乡镇(街道)与村(居)关系不顺,基层组织行政负担过重,基层组织为民办事能力不足。”[7]“基层治理的关键是治理主体精准、规范、有效地履行职责。在众多基层治理主体当中,充分有效地发挥基层政府的治理功能尤为重要。”[8]显然,我们没有对权责进行界定,相关主体的关系没有理顺,没有为民办事而是为人民币办事,没有有效发挥基层政府的治理功能等,这些也是基层治理的困境。进而,如果作为基层治理主体未弄清楚自我的准确定位和角色,继续采取“权力任性”的态度为民服务,则会导致村民的利益受害和得不到该有的保护,最终村民会采取网络举报,将伤害他们的主体或乱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力行为告知天下,则政府的形象和面子就会受损,名誉会受害,同时公信力也会受挫。

  

   三、“网络丢脸”对政府的危害

  

   不难发现,当基层行政中的权力主体与农民进行博弈的时候,后者往往会采取比较有策略[②](欧阳静,2011)的方式进行抗争,尤其是一些上访(专业)户,他们对政策、法律等可谓是学的一清二楚。同时,采取抗争的方式,也变得多种多样,例如有的一边在线下进行上访、举报;一边在线上进行抗争(采取“网络丢脸”,即在网络上发布一些基层干部腐败的帖子),如到中纪委的网站举报、到微博社区中吐槽等。[③]这种线上线下的网络举报已经成为了反抗者们的“常态”,意思就是说,在策略主义的前提下,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权。

  

   但这样做会导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政府形象受损。在中国,历来讲究一个脸面问题,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修建比较气派的建筑来博取颜面(从建筑政治学的角度来说,其也可以增加政治权威),否则,脸上“挂不住”、“丢人”、“形象不好”。问题是,阔气就增加了地方政府的“颜面”吗?形象就好了吗?杨殿钟认为(2014):塑造政府形象,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切实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二是坚持依法行政;三是把老百姓是否得实惠、是否受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9]所以,政府的“面子”并不在于“外在”多么气派,而在于是否“为人民服务”。可是,一些基层干部不但不遵照此执行,反而把庙堂用老百姓的钱修建的非常气派,把自己的办公室弄的超出规定的面积,贪图自我的享受而不在乎老百姓的疾苦,滥用职权,勾结黑恶势力等,对老百姓的诉求不及时回应,采取敷衍、拖拉、搪塞、绕圈子、躲闪不见、踢皮球等来应付,老百姓的问题到头来还是没解决,他们难道就会忍下去吗?中国有句古话,“兔子急了还会咬人”,所以,当百姓找不到制度性的利益表达渠道时,就会把自己的遭遇公布在网上,并且一口咬定某某干部贪污腐败造成的(借助反腐的大环境,这也是一个策略。但不得不说,有的干部的确是腐败了),以博取网友关注和转发,如此就顺利地把“坏事传千里”,这无疑会造成对政府形象的损害。

  

   进一步说,地方政府形象受损真的是老百姓在网络上举报造成的吗?是老百姓在“闹事”吗?对那些真正利益的农民来说,主要还是他们的利益表达机制不畅通所致。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说的,当权力与利益形成一张网以后(吴毅,2007),百姓很难通过制度化的途径去表达利益,又因为网络是一个较为容易的渠道,且相对宽松、成本低、便捷效率高,风险小等,故而这就会把“农民的遭遇”、“不好的事情”等逼入到了网络社区,从而让作恶的基层政府干部们在网络的公共性平台中把“脸”丢了,政府在百姓中的形象也受损了。

  

   其次,政府公信力受损。桑玉成指出(2016):“‘塔西佗陷阱’通俗地讲就是,当执掌公权力的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其说真话还是假话,都会被认为说假话;无论其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做坏事。所以,一方面,良好的政府公信力与高度的政治认同相互联系的,甚至可以说,政府公信力与政治认同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达。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公信力高,表明社会具有普遍的政治认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法律权威能得到普遍性尊重,政府对于公共事务的管理效率也就较高,管理的成本也就随之降低。”[10]反之,如果政府的公信力降低,那么基层动员能力等就会降低,老百姓就不再那么相信地方政府,而这种不相信,也意味着他们不再相信法律这种制度性的利益诉求机制。为此,老百姓就会求助舆论而不是法律来解决问题(他们会认为法律有阶级的属性),继而选择网络举报[④],让众人知道腐败的基层干部的恶行,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就会受到损害。所以,能够“内部解决”,“靠制度来解决”、“不发生伤害老百姓的事情”是基层治理的最好状态。但我们也看到了,现实却不是这般。

  

   综上所述,在网络上举报真实的基层权力伤害百姓利益的事情,无异于是对基层政府和干部们“丢脸”,而危害最大的却不是举报者,而是政府本身。苍蝇们虽小,但他们对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的损害力却是极大的。

  

   如果网络举报这种非制度性的反抗无效的话,或者没有多大效果的话,百姓很可能会选择线下的行动来抗争,例如采取农民集体上访、爆发群体性事件等。这并非骇人听闻,我们需要警惕和反思。正如李培林所说的那样(2014):“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问题在群众中引起较大反响。尽管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绝大多数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反映的是民生和经济利益方面的诉求。这些事件,特别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具有难以预测、扩散迅速、容易引起大规模混乱的现代风险的特点,值得特别的关注。”[11]所以,要想避免这些危机的发生就需要切实做到“不伤害农民”,采取某种机制去保护农民。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8905.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