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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中国历史上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特色

更新时间:2018-03-05 00:32:39
作者: 黄朴民 (进入专栏)  

   本文为作者“中国历代国家安全战略鸟瞰”主题第二篇,请参考上篇《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内涵以及表现》。

   中国历史上的安全战略内涵十分丰富,形态相对稳定,功效至为显著,并随着历史的嬗递而形成为一种传统,渗透于古典战略文化的各个层面,在巩固国家统一,促进中华民族大融合,维系正常统治秩序与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这种安全战略逐渐形成了自己一些鲜明的特点,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宝库。大致而言,其主要特色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治内先于安外,立足于自身建设,由内及外,循序渐进。

   历史上明智的统治者在制定与推行其安全战略时的显著特色之一,是普遍注意正确处理治理内部与抗御外敌两者之间的关系,摆正双方轻重缓急的具体位置。他们通常的选择,是将改良内政,增强内部的凝聚力放在安全战略的首要地位,作为抵御外侮、安定四方、号令天下的基础和前提,唐太宗的那段名言“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太宗贞观三年),就概括洗炼地反映了这种理性认识。

   在汉、唐、宋、明、清那些有作为的君主看来,国防问题归根结底是个内政建设问题,唯有国内政治清明,君臣和辑,民众归心,经济发展,制度健全,才能在军事上有所作为,缔造起坚不可摧的国防体系。而有了强大的国防,则对外无论是战是和,是攻是守,均可以应付裕如,游刃有余。更重要的是,一个清明强盛,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均处于优势地位的泱泱中原王朝,对周边各少数民族必将产生极大的吸引力与感召力,使其主动内附,加快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以夏变夷”、“服远徕众”,俱臻文明,共同繁荣。韩愈《原道》中所言:“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反映的正是这层意思。

   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历史上少数雄才大略的皇帝,如唐太宗、清康熙,甚至把修筑长城防御边患都看作是消极的举措,主张以清明内政为守国固边之根本。如唐太宗就表示“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朕唯置李世勣于晋阳而边尘不惊,其为长城,岂不壮哉!”(《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康熙帝也认为“守国之道,惟在修道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正因为他们能明智处理内政与治边的关系,治内优先于安外,遂使当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方向正确,成效显著。

   (二)在势力上升的初期,善于韬光养晦,掩盖自己真实的战略企图,诱使敌人放松警惕,懈怠斗志,利用这一机会,积蓄力量,完成战略优劣态势的转换。

   强大的国防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都有一个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为了顺利实现敌我双方战略优势的转化,达到建设强大国防的目标,并在这个过程中避免敌方的干扰破坏,就需要处于势力上升初期的战略决策者善于隐蔽自己的战略企图,韬光养晦,暗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俟各方面条件成熟时,再坚决出击,克敌制胜。这就是范蠡所说的:“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所以要“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国语·越语下》)

   历史上的明智统治者在推行其安全战略过程中,普遍重视“韬光养晦”,“待其坏败,随而袭之”的策略原则。如越王勾践在灭吴过程中,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使越国的军事实力得到根本的改观,完成了吴越双方战略态势的转换,尔后对吴国发起摧毁性的进攻,一举翦灭了吴国,登上了霸主的地位。又如西汉立国之初,统治者面对百废待兴的客观现实,对北方劲敌匈奴故示卑弱,通过“和亲”等手段,卑辞厚赂以求得边境局势的相对平静,为自己赢得发展经济、稳定政局、扩充军力的时间与空间,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使一切准备完成就绪,这时乃由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用巨手揭开大规模反击匈奴战争的帷幕,在经历了前后五次的战役出击,遂歼灭匈奴主力,迫使匈奴远遁漠北苦寒之地,基本平定了匈奴边患,“幕南无王庭”,巩固了西汉王朝的统一,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再如唐朝建立之初,在内乱尚未平定的特殊情况下,对来自西北强大的突厥贵族势力的军事威胁,也采取了退让容忍的对策,唐高祖李渊甚至还一度向突厥“称臣”,然而,唐朝君臣正是利用这一军事压力稍缓的间隙,韬光养晦,励精图治,终于在较短的时间里,在平定内部的同时,作好了打击突厥的军事准备,并适时出击,战胜突厥,一洗国耻,从根本上改变了唐王朝所面临的国家安全环境。

   (三)在制定与实施安全战略时,高度重视把握重点,注意抓制约全局的关键环节,突出中心,兼顾一般,纲举目张,确保维护国家安全的努力收到积极的成效。

   在矛盾的对立关系中,必有一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它规定矛盾的性质,并制约着矛盾次要方面的存在与发展,在安全战略问题上,这一性质同样存在。一个国家必然会遇到来自多方面的安全威胁,仅就外部环境来说,敌对的势力就往往是多个的,虽然它们对国家的安全都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却有轻重缓急的差异。这时候如果不分主次,全面出击,那么就容易分散力量,陷于多线作战的困境,正如孙子所言,“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孙子兵法·虚实篇》)这不仅不能维护国家的安全,反容易四面树敌,陷入被动,导致国家安全的更大危机。所以正确的态度与方法是,集中主要的力量消除对国家安全构成最直接、最突出的威胁,然后带动其他问题的迎刃而解。

   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对于上述道理通常都是有深切体会的,因此,其在制定与实施安全战略时,能够注意突出重点,把握关键,分辨事物的轻重缓急,集中力量优先处理影响国家安全的主要问题,从而使自己安全战略的实施事半功倍,成效卓著。汉、唐时期都有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如汉武帝在位时,对国家安全形成威胁的,除了同姓诸侯国的分裂倾向外,需要动用军事手段解决的安全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匈奴的侵扰,二是“西南夷”的对峙,三是赵陀“南越国”的“不臣”闹独立。但在这三者之中,匈奴的军事侵掠骚扰,才是西汉王朝安全上的最重大最直接的威胁。所以汉武帝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斗争中,毫不犹豫将反击匈奴作为整个安全战略的中心环节来抓,于是收到了从根本上改观西汉王朝安全形势的效果,在此基础上,再“通西南夷”,收降“南越国”也就随之水到渠成。又如唐太宗登基后,面临的军事威胁来自多个方面,包括北方突厥,西面吐蕃、吐谷浑,西北高昌及西域诸国,东北高丽、新罗、百济等等,在这样的复杂形势下,唐太宗善于区别轻重缓急,一一列出不同时期的重点打击对象,按部就班,循序渐进,运用“以夷制夷”、“远交近攻”、“服近慑远”、“隔断南北”等策略手段,将突厥、吐谷浑、高昌、高丽等劲敌逐个加以击破,为唐王朝创造了有利的安全形势。

   在其他问题上,突出重点把握关键的战略选择也同样为统治者所遵循。如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以巩固国防,是安全战略制定与实施方面的共性内容,然而根据安全的需要和可能,优先发展具有“杀手锏”意义的兵种,则是军队建设上的重中之重。这方面,汉武帝也做出了榜样,给后世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汉朝初年匈奴之所以能横行边地,屡战屡利,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拥有一支强大而机动性强的骑兵部队。而汉军当时以步兵为主体,它在飘忽无定、机动性强的匈奴骑兵面前常常处于下风,无可奈何,“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汉朝要反击匈奴,平定边患,维护国家安全,军事上的重要准备之一,就是需要适时地进行兵种建设上的战略转移。建设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从根本上扭转汉朝军队同匈奴抗衡中兵种对比上的劣势。

   汉武帝敏锐地看到了这一关键环节,于是在从事军队建设时,除了健全军制和修筑军事要道外,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组建大规模的骑兵部队,并积极选拔善于指挥骑兵集团作战的青年将领。他凭借文、景两帝给他留下苑马四十五万匹的物质力量,在京师军和地方军中扩建骑兵。经过不懈的努力,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骑兵终于建立了起来。这样就使得汉匈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军从此便可以机动对付敌之机动;可以远程奔袭,能够实施迂回、包围、分割、围歼,赢得战场上的主动优势地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汉武帝胜利地发动了前后五次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役,从根本上遏制住了匈奴贵族对中原北部地区的入侵骚扰,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安全。

   (四)善于用整体联系的观点和方法,制定和实施安全战略,摈弃单纯军事因素,将维护国家安全置放于有机综合的大系统之中,文武兼备,刚柔相济,使国家安全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它注重辩证思维,强调宏观整体的动态平衡。这一点在安全战略问题上也同样有突出的表现。在历代战略决策者眼里,制定和实施安全战略,不能单纯就军事而言军事,而必须把它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要素联系在一起加以通盘的考虑。做到文武并用,刚柔相济。用明成祖的话说,便是“不可以武而废文教,亦不可以文而弛武备。文武并用,久长之术。”(《明太宗实录》卷九十二)应该说,这一传统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形成,《尉缭子·兵令上》)的概括反映了人们将军事与政治对应联系的共性认识:“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这一理念长期延续于中国古代社会,潜移默化、感化挹注,影响着人们的战略思维,并被贯彻于国防建设的实践之中。

   这里还是可以汉武帝为事例来说明问题。汉武帝反击匈奴,维护国家安全,当然是重大的军事举措,然而寻根究底,它又不仅仅局限于军事斗争的范围,而是有政治、经济、文化诸多综合因素在其中施加影响,发挥作用的。换言之,汉武帝从事反击匈奴战争,是建立在经济、政治各方面条件成熟基础之上的,军事在这里与政治、经济是融汇为一个整体的。这表现为,文景之治所造就的雄厚物质基础,为武帝即位后的战争动员和战争实施提供了充分的保证。而政治上贬抑相权,举“贤良文学”以扩大地主阶级统治基础,举行封禅典礼以提高皇帝权威,实行“推恩法”以削弱地方势力,任用酷吏以保证专制措施畅行全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统一人们思想等举措,进一步加强了中央专制集权,为开展军事行动提供了政治保障。经济上征收商人车船税以增加储备,发动“杨可告缗”以增加国库收入,推行盐铁专卖以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等举措,有力地集中了全国的经济资源,为从事战争活动创造了物质基础。由此可见,汉武帝反击匈奴战争,是综合性的安全战略系统,其整体性、联系性、互补性至为显著。

   (五)中国历史上的安全战略,其主导倾向是注重防御,对穷兵黩武采取否定的态度,带有显著的崇尚稳定、热爱和平的性质。

   中国历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农耕自然经济社会结构,形成了安土重迁、追求稳定的民族文化心理。从本质上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内向持重的伟大民族。这一文化传统,影响到其对待战争的态度,自然而然是慎战观念的源远流长、深入人心。杜甫《前出塞》诗云“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就是这一基本立场的形象反映。自先秦时代起,“从古知兵非好战”、“尚武而不黩武”的军事观念即获得肯定和弘扬。当时的思想家,不论其政治立场和主张存在着多大的差异,但是在反对穷兵黩武这一点上,却有共同的语言。如道家强调“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然为上”(《老子·三十一章》);儒家主张“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兵家指出“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孙膑兵法·见威王》);连倾向于“主战”的法家学派,也对穷兵黩武持保留态度,像韩非子就认为“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审用也”(《韩非子·存韩》)。

   秦汉以降,这一军事文化价值取向依然受到推崇,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始终是民族深层心理中的普遍认同。于是便有“先王之道,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尚战也”之类的言辞常见于各类文字载体,成为人们的普遍理性主张。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所形成的安全战略,自然具有注重防御的特色,即守成大于进取,守土重于拓疆,防御先于进攻,同化优于分异,重谋贵于力战。尤其是推崇仁义礼乐的儒家思想被确立 为统治理论后,统治者在制定和实施安全战略时,都不敢放弃“仁义”这杆大旗,都不得不强调“慎战”这个口号。如唐太宗就鲜明指出:“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贞观政要》卷九)明太祖也认为:“兵以戢乱非为乱也,若假兵以逞志,仁者不为也。”(《明太祖宝训》卷五)基于这样的理念,他们在从事维护国家安全的活动 ,总是将军事手段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这与同时期西方社会崇尚实力,热衷扩张的做法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这表明,中国历史上明智统治者的安全战略观念,是以施展文化、政治影响力为主导,以运用有限军事手段为辅助的理智型的安全战略观念,其所追求的,是“德被四海”、“服远徕众”的境界;所向往的是“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这种占主导地位的非侵略扩张性质的安全战略,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历史的贡献,也是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中的精华。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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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公号 “闲谈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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