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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杰:防范金融风险的五大举措

更新时间:2018-03-05 00:31:22
作者: 魏杰  

   防范金融风险目前已经成为经济金融领域讨论最多的话题,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判断未来中国要爆发风险的话,最有可能是在金融领域。过去我们一直认为,风险可能来自于经济增长,增速一下降就可能出问题,所以一直提保增长、稳增长。而这次明确提出风险来自于金融领域,而不是经济增长,所以重点要防范金融风险。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绝对不能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因为一旦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就会伤害经济,我们就很难完成既定的经济目标。

   怎么防范金融风险呢?从国际经验来看,金融风险的爆发往往缘于五个方面,分别是资产泡沫、外汇市场波动、债务问题、金融秩序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由此我们也从这五个方面提出防范金融风险的举措。

   抑制资产泡沫

   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都是由资产泡沫被刺破引起的,日本20世纪90年代发生金融危机就是这个原因,由此我国防范金融风险也必须抑制资产泡沫。

   所谓资产泡沫,就是指资产价格上涨过快。在我国,资产价格只统计两种:一种是股价,另一种是房价。抑制资产泡沫既要防止股价涨得太快,又要防止房价涨得太快。目前我国抑制资产泡沫不是指股市,而是指楼市,因为我们估计未来五年内,我国资本市场基本上是平稳上升的过程,股市是慢牛,未来的资产泡沫不可能出现在股市,理由主要是:现在的证券监管部门把监管作为第一要务,对于内部交易、买壳卖壳、资本大鳄,还有场外配资等问题非常关注,不可能出现问题;另外,新股发行(IPO)速度在加快,这么多的新股上市,把股价抬很高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为什么说目前抑制资产泡沫的核心是楼市呢?住房供给与刚性需求的关系,这是观察房地产最主要的角度。如果住房供给过多,超过刚性需求了,就会形成泡沫。现实中,经常有住房供给超过刚性需求的现象,这是房地产业的特点。房子只要有居住功能就必然有另外两个属性:投资属性和金融属性。这两个属性一定会引发另外两个需求:投资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投资性需求指买房是为了收房租;投机性需求指买房是为了拉动房价,赚取差价。住房供给一旦大幅超过了刚性需求,泡沫就会被刺破,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房地产市场波动就是因此产生的。

   1985年日本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大量的资本无处可投,银行就把资本贷给人们买房买地,人们买房之后再抵押给银行,之后获取70%的贷款再投资,这种买房子的目的不是为了居住,不是刚性需求,是投资和投机性需求,由此拉动住房价格不断上升。美国为了剪日本的羊毛,迫使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要求日元每年升值5%,每年不做任何事情都有5%的回报,导致外资大量涌进日本。流进日本的大量外资也是买房买地进行投资或投机。可这并没有使日本出现问题,因为在日本当时的建筑法下,房子过度增加是不可能的,所以虽然需求旺盛,但房子供给是基本稳定的。后来日本修改了建筑法,允许拆掉旧房建新房,导致住房供给突然增加。到1989年初,一些日本经济学家预测,住房供给远远超过了刚性需求,如果继续放任的话住房泡沫就要被刺破了,建议政府赶快实施紧缩政策,于是日本政府在1989年3月开始实施紧缩政策,首先把股市泡沫刺破了,造成大量的上市公司出现亏损,这些上市公司开始抛售房子;紧接着外资流出。与此同时,日本实行房价税,就是拥有多套房产的个人要交税,这导致拥有多套房产的个人也开始抛售房子。上市公司、外资和拥有多套房产的个人,三大力量同时向市场抛售房子,最终房地产泡沫在1990年被刺破。到现在为止日本还没有完全从危机中走出来。

   日本的教训告诉我们,房地产泡沫不能继续吹大,但现在也不能被刺破,只能抑制。对此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出台中短期对策,一个是建立长效机制。中短期对策有两条:一条是严格约束投资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因为由这两类需求拉动的住房供给一定会超过刚性需求。刚性需求不限制,可以放开,但是投资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必须受到严格限制,现在采取的是限购和限贷政策。一线城市每户家庭最多只能买两套房子,再买就是投机性需求了,就要严格限购限贷了;另一条是约束开发商的行为,严格控制其融资渠道,控制新房价格。另一个办法是建立长效机制。什么是长效机制呢?就是实施租售同权政策、调整一线城市的布局。中央提出建设雄安新区。雄安新区的功能是承载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北京发展的空间布局。首都功能就是四个:政治中心、国际交往中心、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除此之外都是非首都功能。比如,经济中心不是首都功能,大量的企业会被迁走。再比如,教育、金融、医疗等都不是首都功能,很多大学、研究机构、金融机构和医疗机构会被迁走或在别的地方开设分支机构。这些功能的外迁,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流出,由此北京的房价自然会得到有效的控制。

   所以说,防范金融风险第一件事是抑制资产泡沫,重点是楼市而不是股市。

   稳住外汇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外汇出了问题,因此对外汇的波动要谨慎对待。2016年中国外汇开始出现波动,一个是人民币持续贬值,二是外汇储备持续减少。人民币持续贬值和外汇储备持续减少会带来金融风险,因此2016年初国务院提出要稳住外汇,从2016年10月开始迄今推出了三条对策。

   第一,已经放开的领域一定要坚持继续放开,不能再回到资本管制的老路上去。凡是承诺放开的领域就继续坚持,比如,一张身份证一年可以兑换5万美元,但没有放开的暂时不再放开。对于个人来讲,在外汇方面有三个领域没有放开:一是海外不动产投资,曾经讨论过要不要放开,后来明确暂时不放开。二是海外的证券投资,就是在国外证券市场上进行股票投资,也曾讨论过要不要放开,现在也明确暂时不放开。三是海外的投资类保险。我们放开了消费类保险,比如,个人可以购买美国的医疗类保险,但投资类保险就没有放开。以上三项不仅没放开,还在逐渐收紧。比如,从2017年8月21日起,在海外刷银行卡单笔超过1000元人民币的,银行就需向有关方面报告;如果连续25天刷卡单笔超过1000元人民币的,银行需要核查是正常消费还是转移外汇资金。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稳住外汇。

   第二,限制海外并购。但是对于技术类并购则继续支持。对于海外收购新产品制造企业这种技术类的并购会大力支持,但是非技术类并购则要严格审查。海外不动产投资,海外收购酒店、影院、体育俱乐部等,这类投资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第三,支持海外投资使用本币人民币,尤其是“一带一路”投资。未来“一带一路”投资使用人民币投资,不再动用外汇储备。这对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有好处。“一带一路”投资中我们是主导方,有权选择货币的种类。目前已经有69个国家和地区把人民币作为其外汇储备,比如欧央行就将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人民币和卢布即将以金价作为基础实现直接兑换。2016年,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人民币与卢布直接兑换一旦成功,会大幅减少外汇储备的消耗,这对稳住外汇有巨大的意义。

   大致上稳住外汇就是这三个对策:一是外汇改革中承诺已经放开的政策会继续坚持;二是对技术类并购予以支持,非技术类并购严格审查;三是“一带一路”投资中尽量使用人民币。这三条对策执行好了,外汇就基本上稳住了。

   稳住债务

   很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是由债务引起的,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还引发了一场国际性的金融危机。

   债务分三种:个人债务、企业债务和政府债务。

   一是个人债务。一般认为,我国的个人债务不会太高,因为中国人比较节俭、保守,不像美国人习惯于借贷消费,习惯于储蓄。近些年,我国个人负债率上升很快,2015年我国个人负债为GDP的30%,2016年为44%,总量达到了74万亿元,虽然没有达到警戒线,但其过快上升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是企业债务。我国企业负债率明显偏高,其中主要是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高,已经远远超过了警戒线。因此中央提出去杠杆的重中之重是国有企业。决策层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的决心是坚定的,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一个是中国联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改制中,国家让出了绝对的控股权。另一个例子是东北特钢。过去我们是刚性兑付,购买国有企业的债券最后国家都给兜底了。但东北特钢是破产重组的,不再是刚性兑付。中国联通混改和东北特钢破产重组这两个例子告诉大家,只要下决心把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降下来,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就一定会降下来。其实这个过程中会给民营企业提供很多机会。

   三是政府债务。现在看来,中央政府债务并不高,因为我们安排每年的财政预算时会坚持一个原则,即当年的赤字率不能超过当年GDP总量的3%。主要是地方政府负债率太高,虽然账面上不高,但潜在的负债率却很高。其中政府平台债务实际上是政府债务,但表现为企业债务。后来地方政府又多了两条增加债务的途径:PPP项目和产业引导基金。一是盲目扩大PPP项目,甚至是包装出PPP项目来,PPP项目是要政府回购的,表现为企业负债,实际上也是政府负债。2016~2017年,PPP项目负债超过4万亿元。二是地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产业引导基金应该动用财政支出。但地方财政往往通过银行借款,表现为企业负债,实际上也是政府负债。PPP项目和产业引导基金在过去两年增加了6万亿元的地方性债务。

   总体来讲,稳住债务要关注个人债务过快上升,解决好国有企业负债率过高的问题,解决好地方政府潜在债务上升问题,防止发生金融风险。

   治理金融秩序

   金融秩序混乱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改革引起的,改革方向是对的,但是如果规则没有跟上,就会出现秩序混乱;二是由金融创新引起的乱象。

   我国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整个国家的负债率很高。过去几年放开了非银行金融机构,经济领域出现了各类投资公司、保险公司、基金。这个改革方向没有错,但是相关规则没有跟上,于是就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我国2014年放开各类投资公司,投资公司的投资承诺回报一度达20%~30%,这种商业模式显然不能维系。再比如,放开各类基金。基金本该是用自有资金投资,但一些基金动用的是银行资金,我们一清理外围基金,股市就大跌。基金现在存在的很多问题,与相关条例缺乏有关。

   还有金融创新引起的乱象,比如比特币。比特币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比特币很难被监管,出现较多借助于比特币进行洗钱、犯罪的行为;二是比特币的数量依赖于挖矿的速度,其数量不是政府可以调控的;三是以太币、莱特币、瑞波币等各种数字货币的不断产生,会对比特币的价值产生很大的冲击,其价值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其中潜在的风险是我们未知的,因此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叫停ICO。各种金融创新中蕴含的风险是对监管部门巨大的挑战。

   我们所讲的治理金融秩序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由改革伴生的,一个是由金融创新引起的。金融乱象怎么解决,要研究,这是金融治理的方向。

   运用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

   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未来一段时间,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是我国货币政策的基调。2002年我国的货币供应量M2只有16万亿元,2017年是165万亿元,翻了差不多10倍。衡量一个国家货币是否超发了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即货币供应量与GDP的比例。我们现在货币供应量占GDP的比重在200%以上,如果货币供应量再继续这样多下去,会引发金融风险。

   反映货币政策的重要指标就是货币供应量和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过去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是两位数,2017年6月份开始降到一位数了,增长速度是8.8%。2017年7月份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信号释放后,很多企业提出了轻资产的目标,出现了大量卖资产的现象,因为这种高负债、高增长的模式只有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才能维系,一旦国家坚定不移地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种高负债、高增长的模式肯定维系不了。

   另一个是宏观审慎政策。金融风险经常在顺周期下积累。在顺周期,人们往往会认为未来很好,不顾及风险,会盲目扩张,盲目负债,结果留下了爆发金融风险的可能。顺周期时期,恰恰是金融风险积累时期。因此,在顺周期的时候,给机构、业务设计一个控制风险积累的办法,采取逆周期政策,达到控制风险的目的,这是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另外,市场中行业之间、上下游之间以及企业之间的风险会相互传染,控制这些传导性风险,也是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预计未来一段时间还会有很多新规则出台,来防止这种风险的蔓延。

   以上是防范金融风险的主要举措。我想如果从这五方面认真对待、提前做好预案的话,我国爆发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就不会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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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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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金融》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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