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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磊:积极应对多种风险挑战的中国金融政策

更新时间:2022-04-21 21:02:25
作者: 陆磊  

  

   2022年4月16日,2022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全体大会一召开。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陆磊线上参会,在会上发布了《2022中国金融政策报告》,并以“积极应对多种风险挑战的中国金融政策”发表演讲。陆磊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新形势和新挑战,要进一步发挥金融体系的基础性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功能,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五道口的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感谢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邀请,受吴晓灵院长委托,由我来正式发布《2022中国金融政策报告》。今年的《报告》以“积极应对多种风险挑战的中国金融政策”为主题,重点总结了去年以来金融部门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实现宏观杠杆率稳中有降、推动直接融资改革发展、加快健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等重要政策实践,并对未来的金融形势及发展进行展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当前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尤其是2022年以来世界疫情、俄乌冲突和全球通胀相叠加,形成了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报告》的一条逻辑主线就是金融应该如何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面发挥关键积极作用,金融的跨期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预期引导等基本功能对于经济保持韧性、提振活力具有极端重要性。围绕这条主线,从宏观方面看,货币政策、金融监管政策、地方政府债务和房地产等系统重要性行业的转型发展都是稳定宏观杠杆率的重要因素。从微观方面看,重点领域如资本市场机制建设、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发展对于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和防范经济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下面,我代表报告起草组从三个方面和大家交流几点想法,敬请批评指正。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成效显著

   党的十九大作出“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要部署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统一调度下,中国人民银行执行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的货币政策,银保监会和证监会认真履行相关政策制定与监管职责,会同各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稳步推进工作任务,攻坚战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以良好的金融环境助力“十四五”实现良好开局。

   从宏观来看,以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宏观杠杆率向疫情前状态逐步恢复。2020年,我国经济增长在疫情冲击下一度明显放缓,宏观杠杆率由2019年末的256%升至2020年末的280.2%。由于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控制疫情并持续复工复产,我国经济“一枝独秀”,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此基础上,2021年,我国实际GDP增长8.1%,推动宏观杠杆率于年末下降至272.5%,较上年末下降约8个百分点,同时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保持在10.3%的较快水平,在未出现显著信贷收缩的情况下,股权和债务融资结构持续优化,实现了由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杠杆率向疫情前状态逐步恢复。通过国际对比可以更明显地看到,我国以相对较少的新增债务支撑了经济平稳运行。

   从金融业来看,行业总体稳健运行,风险总体收敛。从银行业主要监管指标来看,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总体稳健。截至2021年四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73%,较一季度下降0.07个百分点;全行业拨备覆盖率达196.91%,一级资本充足率与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达12.35%和10.78%。证券行业方面,证券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继续以较快速度增长,根据证监会2021年对全体证券公司的评级结果,BB级(含)以上风险管理能力较强、在市场变化中能较好地控制业务扩张风险的证券公司达全行业80%以上。

   从重点领域来看,多方面风险得到有效管控,金融体系防范外部风险冲击的韧性进一步提高。银行方面,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处置取得阶段性成果。除依法接管包商银行外,还会同有关地方政府和部门有效化解了锦州银行、恒丰银行等中小银行风险;根据人民银行公布的2021年四季度金融机构评级结果,高风险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从2019年三季度的649家峰值水平连续6个季度下降至316家。影子银行方面,我国高风险影子银行与国外不同,具有典型的“体系内”和“类信贷”特征,从2017至2021年共拆解高风险影子银行25万亿元,过去两年压减11.5万亿元。资管行业方面,绝大部分银行如期完成理财存量整改计划,银行理财步入全面净值化新阶段,业务模式逐步回归资管本源;2021年底净值型理财产品余额26.96万亿元,占比92.97%,较资管新规发布前增加23.89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方面,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长势头得到初步遏制。2022年1月20日,广东省宣布如期实现存量隐性债务“清零”目标,成为全国首个基本完成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清零的省份。

   二、形势变化对金融工作提出新要求

   从去年以来的内外部形势变化来看,需关注多方面的风险挑战。外部方面,一是全球通胀超预期、普遍性上升。通胀已经超预期成为全球普遍现象,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2021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实际通胀率大幅超出年初和年中的预期值,当前近60%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率超过5%,刚公布的美国3月CPI同比涨幅达到8.5%,创1981年末以来最高值;超半数新兴经济体通胀率高于7%。二是俄乌冲突导致全球能源价格和粮食价格快速抬升并保持高位波动,今年3月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较去年11月的阶段性高点进一步上涨17.7%,3月8日布伦特原油收盘价创2009年以来新高。三是美联储将可能快速、大幅加息和缩表。根据芝商所提供的FedWatch数据,今年末联邦基金利率可能达到2.5%以上,根据3月份美联储议息会议的纪要,可能最早5月开始缩表,且缩表速度会比上次缩表快,每月缩表上限可能达950亿美元。最近一周,加拿大、新西兰加息50个BP。在新兴市场,阿根廷加息250个BP,基准利率达到47%。市场估计,欧央行也可能于6月起进入加息通道。国际金融市场在多重因素冲击下出现较大波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去年由1.64%的阶段性高位回落至1.28%后再次反弹至当前2.7%左右的较高水平,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由去年11月19日超出16000点回落至今年3月11日的不足13000点后又快速反弹至接近15000点。

   国内方面,一是 “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导致我国面临的输入性疫情压力增大。截至4月10日,自2021年11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确认该变异毒株以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新增感染人数大幅上升。受此影响,我国广东、吉林和上海等地先后快速传播,国内面临的疫情防控压力较大。二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金融风险防控压力不容忽视。以房地产行业为例,去年年末以来,我国商品房价格下跌城市数量虽有下降,但仍处于高位。去年以来,房地产销售额明显下降,房地产投资增速处于低位,房地产市场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仍然需要付出一定努力。

   面对复杂多变的新形势和新挑战,要进一步发挥金融体系的基础性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功能,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金融机构方面,要更好地进行跨期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以丰补歉逆周期稳定实体经济。一是金融机构需要积极主动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先进制造业等领域,更多开发符合科技、小企业、朝阳产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推动金融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做好跨期风险管理工作,积极用好金融机构在价格发现中的天然优势,克服顺周期思维,有效管理和调节自身的顺周期行为,探索以丰补歉的跨期风险管理方法,在防范金融风险特别是重大金融风险中发挥更大作用。

   金融市场方面,要提高竞争力和吸收风险的能力。一是要提升金融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扩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增强金融市场优化升级的内生动力,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原则,继续积极引进国际金融业的标准和准则,提高金融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和综合能力,增强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现代化。二是要增强金融市场的风险吸收能力,有效发挥金融在宏观经济中的风险“做市商”作用,发挥金融市场的蓄水池作用,有效对冲、吸收和转化经济运行中积累的风险矛盾,为“六稳”“六保”创造有利的金融环境。

   金融管理部门要坚守底线,保障金融体系平稳健康运行。维护金融稳定、保障金融安全、严控金融风险是金融监管部门的天职。一是要加快《金融稳定法》落地实施进程。出台金融稳定法是我国建立维护金融稳定长效机制的关键举措,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提升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能力的坚实制度保障。要在充分总结国内外金融稳定实践经验以及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建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修改金融稳定法草案,继续积极配合立法机关推进后续立法工作,加快《金融稳定法》落地实施。二是要加快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稳定保障基金。设立金融稳定基金是欧美发达经济体构筑金融安全网的常见工具,如欧洲设立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欧盟单一处置基金(SRF)和欧洲稳定机制(ESM),美国设立的有序清算基金(OLF),英国的金融机构的特别处置机制(SRR)和德国的金融市场稳定基金(FMS)。我国要建立金融强国,也需要将金融稳定保障基金作为我国国家重大金融风险处置后备资金池和金融稳定长效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继续完善金融稳定保障基金资金管理和使用方式,创新金融稳定保障基金资金来源,制定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动用细则,形成与现有存款保险基金和行业保障基金相互补充、协同配合的高效金融安全网。

   三、推进管理能力提升和实践中的理论创新

   通过总结过去取得的成绩和分析当前金融政策面临的复杂形势,对我们有两方面启示:

   一方面,要以预期管理为核心构建宏观引导+微观响应“两位一体”的经济金融管理体系。回顾历史,应对复杂局面、风险和危机的现实需求推动了经济金融管理体系的进步。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革命”,人类从此迈入到宏观调控的时代,以逆周期为特征的总需求管理成为了国家宏观管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70年代的经济“滞胀”导致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崛起,管理部门也更加重视市场机制的自我稳定功能,倾向于简单化的政策规则;此时私募股权基金和风险投资的发展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避免要素在旧体系中反复循环,激发微观创新活力并促进宏观经济走出困境。80至90年代的美国储贷危机,推动了《巴塞尔协议》的诞生,标志着以资本充足率监管为核心的微观审慎管理成为金融监管的重要内容。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了同时强化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的一系列监管改革。

   从历史经验可以总结出,当代经济运行的微观决策之本质是预期,不论是30年代旨在稳定经济预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80年代旨在稳定金融机构稳健性预期的监管改革还是本世纪旨在稳定金融市场预期的货币政策框架优化,所有的政策改革都在根本上立足于预期管理。可以说,以预期管理为核心的前瞻性指引和市场沟通等宏观经济管理“软实力”是金融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在当前高水平开放环境下,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金融形势,为防范跨境传染,尤其需要以预期管理为核心构建科学的宏观引导+灵敏的微观响应“两位一体”的经济金融管理体系,由此形成当代经济金融管理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另一方面,要以我为主推动创新理论,打牢货币金融管理工作的基础。新世纪以来国际货币金融领域发生深刻变化,如发达国家在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实践中将现代货币理论推到舞台中央,金融科技快速进步驱动货币产品迭代创新,应对新形势新问题不能完全遵循原有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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