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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成 吴宇:逆全球化的演进及其应对

更新时间:2018-02-14 11:27:51
作者: 吴志成   吴宇  

  

   世界正面临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刻转变,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出现了明显的逆全球化倾向,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民粹主义的泛起,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走向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逆全球化趋势反映了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不断外溢,也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演进面临新的挑战。在当今全球治理体系深刻调整的背景下,理性认识逆全球化现象,既有助于审慎思考全球化的利弊,也有助于理性认识逆全球化实质,为有效应对逆全球化提供启示与思考。

   一、逆全球化的表现及其原因

   逆全球化是指与经济全球化相背、国际合作和相互依赖逐渐消减的全球性发展趋势。从发展态势看,当前的逆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一是自由贸易理念边缘化,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推进艰难,区域性贸易投资碎片化,贸易保护主义以新的表现形式向全球蔓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尤其受害。二是全球经济陷入持续的结构性低迷,下行风险和不确定性上升。美国和部分欧盟国家的移民、投资、监管和社会保障政策等去全球化趋势明显。特朗普将美国的问题归因于外部因素,直言要赶走所有非法移民,修建高墙以阻拦墨西哥人,并推出了举世震惊的“禁穆令”。三是部分西方国家保守化内顾倾向加重,国家干预和管制极端化。本轮逆全球化动向具有强烈的政治力量主导性。过去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力量来自民间社会,政治力量则极力助推经济全球化,但如今这种局面似乎发生逆转。欧美国家利用国家权力限制本国资本、企业的自由流动,强行干预自由市场机制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国家经济管制极端化。四是主要大国回归国家主义立场,参与国际发展合作的意愿减退。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国极右民粹主义势力抬头,英国通过脱欧公投,特朗普力推“美国优先”战略甚至退出《巴黎协定》。西方世界内部的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力量围绕利益、规则的博弈加剧,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环境复杂严峻。考察西方逆全球化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部分国家出现治理危机。这是逆全球化的内在根源,突出表现为公共政策减效失灵,国家治理能力、制度活力和创新不足。在不断变化的时代条件下,西方国家治理的适应性下降并陷入制度性困境,越来越难以有效回应民众的诉求,特别是无法限制并消除政治资本化的严重危害,也难以承担政府应有的政治责任和发挥社会正义作用,因而激起普通民众对决策精英的不满。英国公投脱欧与特朗普逆袭上台充分凸显了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乱象,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两极分化,国家治理出现危机。

   第二,个别大国的霸权任性和责任缺失。这些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固守国家本位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国际责任观念和人类命运情怀淡薄,在国际发展上急功近利,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其战略和行为霸道任性,给经济全球化的公平正义合作秩序造成严重伤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的霸权任性和责任缺失展露无遗。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宣称只买美国商品和雇佣美国工人;罔顾全球气候治理责任,退出《巴黎协定》;不愿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大幅减少对外援助。

   第三,国家间发展更不平衡。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也使一些国家越来越边缘化。这类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获益有限,但面临的风险和压力不断增加,与发达国家甚至新兴国家之间的差距拉大,矛盾加剧,恶化了这些国家内部的政治社会生态。与此同时,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发展也不平衡,双方在国际秩序上的矛盾凸显。一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顺应相互依赖的发展趋势、借助经济全球化的机会和平台,逐渐崛起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力量。但是,西方国家则呈现出经济发展疲软、经济实力相对衰弱的态势。新兴国家寻求在全球性治理机制中拥有更大的代表权和发言权,而占据传统优势地位的发达国家不愿转让权力,双方围绕国际体系主导权展开了竞争。

   第四,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陷入危机。逆全球化趋势凸显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陷入制度性困境,尽管西方发达国家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意愿减退,但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使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成为大势所趋。面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演变,全球经济治理需要与时俱进、因时而变。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二、逆全球化的严重危害

   逆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助推了极右翼政治力量的地区性崛起和民粹主义的全球性泛起,而且给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发展带来了诸多危害。

   一是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贸易风险。逆全球化阻碍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货币与金融联系,增加了世界经济增长与运行的不确定性,一些国家的宏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工具出现失效,不仅导致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与冲突,形成保护主义壁垒和排他性区域集团,而且对国际货币与金融市场的不当干预容易造成全球汇率波动,甚至出现货币与金融危机的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为稳定国内经济秩序而实行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出口,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本和金融风险,而且恶化了世界经济环境和全球政治生态。

   二是影响全球价值资源分配。逆全球化是国家干预经济的结果,势必对全球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产生破坏性影响。部分发达国家的保守主义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对自由世界市场的不信任,加剧了孤立闭锁的经济活动和文化融合之间的矛盾,极大地影响着全球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效率。此外,由于主要大国回归传统国家主义立场,参与国际合作的意愿减退,超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在全球价值分配中的作用受到削弱,国际机制对大国行为的规制作用进一步减弱,也加剧了当前的逆全球化。

   三是激化社会矛盾与政治不稳定。逆全球化实质是经济全球化利益受损的国家或利益集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采取的各种反全球化措施。它导致各种破坏性的社会政治运动,甚至引发社会分裂、动荡与失序,激化全球性的政治与社会危机。英国的脱欧公投及其引发的一系列政治与社会危机充分体现了逆全球化对国内秩序的破坏作用。脱欧公投前,留欧派和脱欧派各自展开造势活动,加剧了业已严重的政治极化现象,撕裂了英国社会。脱欧公投后,留欧派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百万人要求重新进行二次公投,引发了严重的政治与社会危机。

   四是冲击和割裂国际政治关系。逆全球化加深了国际政治分裂,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裂。为获取更大利益,发达国家趋于保守的对外经贸和政治交往,甚至抱团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削弱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联系和国际社会和平合作共赢的发展态势。而且,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竞争国际主导权的背景下,两者的分裂会进一步加剧双方的战略互疑。发达国家忧虑新兴国家改变现行世界秩序,危及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发展中国家则担忧发达国家进行联合遏制,蓄意破坏自身发展。双方不断增加的战略互疑将加深国际政治关系的裂痕,为国际合作和相互依赖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五是导致经济全球化减速甚至停滞。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社会网络超越传统的政治、地理边界,公民的身份认同趋于多元化、复杂化。但是,西方国家日益保守的国家主义倾向人为阻碍了生产资源在世界市场中的最优配置,降低了国际合作和相互依赖的程度。鉴于发达国家依旧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引领着全球科技创新,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西方的逆全球化趋势势必带来经济全球化减速甚至停滞的隐患。

   三、理性认识和应对逆全球化

   面对逆全球化演进的风险,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大国应该着眼全球共同利益,加强协调合作,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推动者和贡献者,更应该趋利避害,积极增扩经济全球化深化之利,为反制各种逆全球化行为和政策,推动构建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发挥引领作用。

   一是加强“逆全球化”研究,理性认识逆全球化。逆全球化是当前在西方世界出现的与经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发展动向,是经济全球化不充分不均衡发展长期累积的集中爆发。从这一角度出发,要全面客观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利弊,深刻反思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消极和负面问题,注意从经济全球化的逆势或反全球化的抗议中汲取教训,引导人们科学、冷静、辩证地看待“逆全球化”现象,进而把握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总体积极趋向。

   二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逆全球化思潮的出现凸显了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紧迫性。国家治理强调用法治化和制度化手段促进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良性互动。因此,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加强法治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理顺国家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优化国家治理能力。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进程,提高执政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和社会各项事务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

   三是推进以共同发展为导向的经济全球化,构建符合时代需求的新型经济全球化。逆全球化暴露出西方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功利态度:当经济全球化符合本国意志时就极力推动;一旦经济全球化不利于本国利益,则固守狭隘民族主义。面对形势的发展变化,经济全球化在形式和内容上面临新的调整,理念上应该更加开放包容,方向上应该更加普惠平衡,效应上应该更加公正共赢。这种新型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参与更平等、竞争更包容、发展更共享,特别是要消除等级化、不平衡和掠夺性等负面因素,通过公正合理的战略安排和规则体制,修正缺乏节制和规制的经济全球化模式。

   四是积极参与和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提高经济全球化运行质量。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和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中国要敢于承担全球负责任大国责任,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以开放、包容和自信的姿态,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为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创造必要条件。在增强全球规则制定权的同时,中国也需要规范经济全球化的失序、混乱问题,不断改善经济全球化运行环境,有效提升全球治理质量。

   五是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理念,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美欧等西方国家退却时,中国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经济全球化及自由贸易理念的支持和拥护。习近平总书记表示,要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在现实治理进程中,中国继续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反对任何保护主义行为,推动经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发展,通过化解南北矛盾,减少对发展中国家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尤其关注处于经济全球化边缘的不发达国家,引导经济全球化实现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以开放型经济推动世界共同发展。

   六是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变革,引领全球经济治理长效机制建设。逆全球化也反映了全球治理体系与全球权力格局不匹配,突出表现为西方国家在全球治理机制中拥有远超出其国家实力的代表权。因此,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和规则制定能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应该成为全球治理改革的着力方面。为有效供给全球公共产品,中国需要积极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反对市场分割和排他性经济机制,更多担当推动和引领全球风险治理的责任,推进开放普惠的全球多边治理机制建设。

  

   (作者: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基地、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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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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