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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生:拜登依然会推进逆全球化

更新时间:2021-02-19 11:37:31
作者: 张燕生  

  

   导读: 拜登上台宣传的政策,其实跟特朗普半斤八两:买美国货和对中国发难。大家普遍认为是特朗普政府时期才开始搞逆全球化,认为全球化失控和中国的不公平竞争使美国在全球化中没有得到预期的利益,但做这个判断的并不是特朗普,而是奥巴马和拜登执政期间。所以,拜登政府依旧会反全球化,但是与特朗普政府不同,特朗普政府的做法是消极的惩罚性竞争,如发起关税战、科技战、规则战等;拜登政府更多会采取积极共存型的竞争,即与中国展开更多的制度竞争、科技竞争、价值观竞争,更多的是做好盟国体系工作,担当国际责任等。

   一、拜登政府的策略是推动积极共存型竞争

   奥巴马有一句话很有名的话:“美国要再领导世界一百年。”特朗普上台后的口号是:“美国要再次伟大。”中美之争的核心问题是美国感觉到了来自中国的竞争。1990年,中国GDP占美国GDP的6.62%,2020年,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预计将超过70%。IMF和世行也在过去预测,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已超过美国。2026到2028年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的GDP,也成为一些权威国际机构间的共识。

   中美间在什么情况下会从战略竞争走向战略合作,我个人认为只有一种可能性:美国承认摁不住中国了。像上甘岭战役一样,美国无论怎么狂轰滥炸也打不下来,最后不得不在板门店与中国签停战协议。因此,对中国来讲,面临着一个大的问题是如何像上甘岭战役一样,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美国怎么使坏都有能力和耐心坚持“我自岿然不动”。最后回到中美合作的战略基点,回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上来。

   中美经济关系从战略竞争到战略合作预计要经历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怎么做到斗而不破是需要全面系统仔细应对的。第一个阶段是利益之争。美国目前需要中国,因为美国要摆脱新冠疫情冲击,使经济社会生活回归正常轨道,必须实施大规模经济救助计划和经济复苏计划,都涉及到谁能够接住如此庞大金额刺激计划的问题。2009年美国经济遇到金融危机的重创,当时美国一方面通过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等递交国会报告要把危机责任甩锅给中国,国会议员也提出让中国买单的议案;另一个方面,时任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紧急来到北京,目的就一个:游说中国大量买美国的国债。这次,拜登还未上台时就提出要发1.9万亿美元(救助计划),而且以后可能还要发更多钱(复苏计划),并会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但如果一个国家借助自己的货币是国际货币,不加约束地发钞,让全世界跟着它吃药,那全世界是没办法的。中国人能够做到的就是吸取2009年的教训。2008年底,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只有141%,是世界上最健康的经济体之一。十年后,中国的宏观杠杆率上升到256%,现在高达280%。当时中美合作利用G20作为全球共同应对危机摆脱困境的治理平台,最后走出了衰退。2009年中国GDP占世界的8.5%,但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50%。有时我会设想,如果当时人民币不升值,不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美国是否就要动用霸权惩罚你,比如对所有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加征27.5%的关税;当时国际资本大量进入中国,推动了人民币升值,当2014年8月美国退出量宽,进入加息通道,资本又大量外流,迫使我们不得不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政策。因此,我认为,这次要吸取2009年的教训,保持好战略定力。

   第二个阶段是制度之争。实际上,这里的制度之争更多与经济方面相关,即美国指责中国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如国有企业、产业政策、工业补贴、知识产权、环境、劳工标准等,这些议题反应了中美在经济制度上的较量。当前,我国与欧盟签订的全面投资协定,推动中日韩FTA建设,积极考虑申请加入CPTPP,都将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进步。

   第三个阶段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之争。美国要推动世界美国化,我国则坚持和而不同、开放包容。从战略竞争和对抗走向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始终保持平常心。

   中美如何在这三个阶段都做到斗而不破,从而走向合作,对双方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实际上,第二个阶段的博弈现在已经开始了。因为拜登上台后,人们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启动中美第二阶段经贸协议的谈判,而中美第二阶段经贸协议谈判谈的议题就是以结构性问题为主,虽然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执行出现了疫情的阻扰,但是,拜登政府可能不会纠缠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而会转向有明显拜登印记和民主党主导风格的新谈判。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如果拜登对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执行情况表达不满,只可能是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我们可以看到,我国近年来推动签署RCEP、启动中日韩FTA谈判、积极考虑加入CPTPP,也包括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的落定,都在为新发展阶段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开创新局面。从国内看,中国正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具有长期战略部署的重大转变。目前,美国在优先考虑国内问题的同时,也会加大对亚洲地区的投入。如拜登提名的亚洲事务主管坎贝尔,他是一位致力于推动美国重返亚太、推动TPP战略的重要官员。美国下一步会重返TPP吗?如果会,他们会做些什么?我相信美国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美国退出TPP后,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1个国家冻结的22项条款重新激活,恢复当年TPP下的高标准。可能做的第二件事是,一定会构建更高标准的新规则,其目的是在拜登时代为全球重新建章立制。第三件事,是中美在区域、诸边、多边等层次上展开全面的规则博弈。实际上,所谓高标准就是能够长期维护美国全球领导力和盟国体系的美国标准。但是美国可以不断变更规则,它希望在这场规则游戏中,谁都玩儿不过它。美国标准是在美国体制下衍生出来的,美国常会说:你没有达到美国的标准,所以你要调整,否则就出局。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的高标准并不是真的高,而是跟美国玩儿美国最擅长的、不断在变化的游戏。虽然日本首相菅义伟对中国加入CPTPP委婉地释放了拒绝的信号,但是日本反对的背后其实是美国的影子。原因很简单,中国不加入,现在CPTPP的经济规模只占世界的13%,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17%,中国经济总量是CPTPP的130%,中国加入CPTPP后其经济总量占世界的30%,CPTPP就可以变成世界第一大自由贸易区了,因此,中国加入CPTPP对日本的吸引力是很大的。

   拜登上台第一天对立讯精密展开337调查只是一个引子,其背后另有深意。无论是301调查、232调查还是337调查,本质上讲是在挑事儿,拜登上台宣传的政策,其实跟特朗普半斤八两:买美国货和对中国发难。 大家普遍认为是特朗普政府时期才开始搞逆全球化,认为全球化失控和中国的不公平竞争使美国在全球化中没有得到预期的利益,但做这个判断的并不是特朗普,而是奥巴马和拜登执政期间。所以,拜登政府依旧会反全球化,但是与特朗普政府不同,特朗普政府的做法是消极的惩罚性竞争,如发起关税战、科技战、规则战等;拜登政府更多会采取积极共存型的竞争,即与中国展开更多的制度竞争、科技竞争、价值观竞争,更多的是做好盟国体系工作,担当国际责任等。

   二、全球化进入下半场安全重要性显著上升

   全球化的上半场有三个推动力,即开放推动、市场化推动、创新推动。因此,全球化上半场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世界经济进入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市场化,越来越创新驱动的时期,这个时期也往往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期。因此,我国从党的十六大开始就提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全球化的上半场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全球经济社会矛盾积累的潜伏期。因为全球化的三个推动力只推动了效率提升和福利增进,却没有解决全球性、地区性及国家内部的公平分配问题;没有解决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对抗和冲突问题;没有解决泡沫化、虚拟化、空心化的问题。因此,全球化的下半场这些长期潜伏的矛盾和问题就转化为三个危机:第一个是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银行危机、货币危机高频率发生;第二个是社会和政治危机在美欧接连爆发。因为全球化带来的不公,引起了美国、欧洲、日本国内的矛盾加剧,这才有美国的桑切斯民主资本主义的抬头。第三个是修昔底德陷阱危机、大国冲突对抗的危机。在1870到1913年的全球化时期,当时的霸权国家英国、法国由盛而衰,当时的新兴大国美国、德国由弱而强,大国之间的冲突对抗,最后是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这次是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的主角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冲突对抗。

   目前全球化进入到下半场,怎么做到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呢?对世界各国来讲都是个严峻的考验。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应对。第一是胸怀两个大局。即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复兴的战略全局的大局大势大策,轻易不能犯常识性错误。

   第二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从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五中全会的精神,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新”。一是中国进入到发展的新阶段,过去40年的一幕正在翻过去,新30年的一幕开始了。过去40年,主要讲的是市场经济的故事、外向型经济的故事、工业化经济的故事。未来30年,则要讲好科学的故事、法治的故事和民生的故事。对每一个人来讲,都会面对如何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新要求的问题;二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说易做难。创新要成为第一个动力,创新链、创新激励、创新生态、创新网络、世界大脑如何构造?绿色要成为普遍形态,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时不我待,怎么做;三是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要确定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如何扩大内需,如何增加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如何推动全国统筹和城乡统筹的社保体系建设,如何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和农村剩余人口市民化的进程等。其中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求关税率趋于下降,非关税措施进一步取消,便利化效率和水平持续提升,服务业市场准入进一步扩大等。第二句话是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其中要深耕东亚、深耕“一带一路”、深耕美欧生产网络。第三句话是要培育新形势下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比如,中美如何避免落入萨缪尔森陷阱?中美的经济结构和贸易结构过去是互补性结构,现在和未来将越来越多是竞争性结构。竞争性结构就会有很大概率落入萨缪尔森陷阱:中国未来的创新和产业的升级会越来越多地动美国的核心竞争力奶酪。因此,当我们进入大飞机、5G、AI等领域,这些产业是美国的核心优势和技术命根子。要避免这种冲突发生,就要构建更高层次的互补型产业、技术和贸易结构,各自取得难以取代的竞争优势,达到新的平衡。

   如何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有一定优势。第一个优势,从需求端看,中国不但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而且有超高质量的应用场景。中国市场规模大不必说,质量高的其中一个因素,源于中国1995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孩子们的需求特点是高质量的。因此,谁能满足中国新生代的需求特点,谁就占据了全球竞争的制高点。如何通过需求侧的革命和供给侧的革命满足中国的大市场是我们要深入思考的。第二个优势,中国科技的春天已经到来。现在年轻的孩子们选择专业时,不像过去的人热衷于学金融、管理、学习怎么发财致富,找好工作。很多1995年后出生的孩子,越来越多开始学习科学。他们学习科学不是为了发财,而是热爱、兴趣,我认为中国科学真正的春天开始了。

   如何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要吸取一些教训。2015年美国经济复苏,第一次加息时,全球资本流出中国、流向美国、流向欧洲,导致中国的外汇储备减少了1万亿美元,当时出现了一些现象,如一些中国企业家在全世界买买买,买境外的球队、电影院线、酒店、葡萄酒庄园等,资本大量外流最后导致国家在2016年、2017年进行了严格的外汇管制。美国经济复苏后,从2018年开始,特朗普发起了贸易战、科技战。因此要吸取这个教训,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懈地做好自己的事,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张燕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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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网易研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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