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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雪莲 张松梅:全球化进程的矛盾性与中国的作为

更新时间:2020-03-30 21:32:34
作者: 刘雪莲   张松梅  

   内容摘要: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全球化的发展出现逆流,引来学术界对“逆全球化”现象及其影响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实际上,从全球化进程中固有的矛盾性来看,当今世界的变化以及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找到这些变化的根源。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全球化与国际化的矛盾、全球化与世界均衡化的矛盾等,是冷战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矛盾性,体现了体系层次和国家层次的互动和矛盾统一关系。当前,这些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性带来了全球化的推进力量和抵制力量的大反转,进而对全球化发展所依托的规则和制度产生不同的诉求,而对原有制度的反对与坚守,也必然带来世界秩序的转型和重塑。在这种大变局之下,中国应该有所作为,要处理好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以求同存异、共存共生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协调两者关系,与全球化相互交融;在全球化进程中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以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影响全球化的价值和目标;中国在更深层次融入世界的进程中,重视大国责任的承担,未来将以责任和担当赢得尊重和影响力。

   关键词:全球化;本土化;国际化;世界均等化;逆全球化;

   作者简介:刘雪莲,吉林大学东北亚地缘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松梅,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6JZD027);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的分化与重组,各种矛盾的交织和翻转,国际形势的跌宕起伏,使世界呈现诸多的不确定性。在全球化进程方面,近些年来,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英国的脱欧以及美国在“美国优先”口号下的各种“退群”,使全球化的发展出现逆流,人们将此类现象称为“逆全球化”。学术界对逆全球化产生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和阐述,但如果将其放到全球化进程之中去思考,我们会发现当前的逆全球化可以在全球化发展的固有矛盾性中找到根源。实际上,我们的全球化研究又回到了原点,而针对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性在现实中的新体现,中国不仅面临着选择,而且需要承担起大国责任,积极地去应对。

  

   1 问题的提出

   关于全球化进程中所出现的“逆全球化”问题,当前的学术界有多方面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层面:一是从体系层次去分析,认为国际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一些新兴国家的崛起,影响了原有全球化发展中的主体定位,使一些发达国家为适应国际体系的转型而进行自身调整。有学者从资本主义国际秩序变化及新自由主义的危机等方面去分析“逆全球化”产生的原因,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注入了诸多不稳定的因素,解构着原有的世界经济秩序,给整体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带来深远影响。二是从国家层次进行分析。在这方面,学者主要集中在对美国政策选择转变的分析方面,认为特朗普所主张的“美国优先”及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非真正反对全球化,而是反对会给美国利益带来损害的全球化,是否满足美国的利益是衡量其对全球化态度的真正标准。同时,美国的逆全球化主张,也是其国内各种社会矛盾的反映,是其恢复实体经济优势地位、重塑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格局的需求。三是关于对“逆全球化”的应对方面。学者们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世界发展潮流,它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国是全球化的参与者,同时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和推动者,中国有责任向世界提供自己的智慧和方案,去促进世界的共同繁荣与进步。以上这三个层面的研究都针对了当前全球化的新变化,是重新认识当前全球化发展的基础,而本文拟从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性角度出发,对当前全球化的新变化进行分析,力图将体系层次与国家层次结合起来,既探究逆全球化产生的特殊性根源,又研究全球化进程中矛盾性的普遍存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的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2 全球化进程的矛盾性

   在关于全球化进程的研究中,学者们对“全球化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端的”这一问题存有争议。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例如英国学者简·阿特·斯图尔特(Jan Aart Scholte)认为:“从把地球当做单一的空间的思想角度而言,全球性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中国学者李慎之则具体地将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看成是全球化的起点。第二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始于早期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时期。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化的进程与资本主义的进程是属于同一个进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从起点来看,经济全球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开始其漫长历程,即资本的全球扩张开启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因此,现在有很多学者从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矛盾性来分析“逆全球化”产生的原因,就是基于这种观点。第三种观点认为全球化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随着广大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化,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整体,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1992年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500周年大会上讲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

   实际上,从以上三种不同的观点中我们看到了全球化进程的不同阶段及其特性。同时,全球化进程也并非一帆风顺。以1999年11月发生在美国西雅图的反全球化示威为开端,引发了人们对全球化的反思。而当前以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英国脱欧等为特征的“逆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再次将人们的思考引向全球化。实际上,全球化本身的发展一直就是充满矛盾的,只不过没有突出表现出来而已。其主要的矛盾性表现在三个关系上,即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全球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全球化与世界发展均衡化的关系,这些矛盾性的关系始终在全球化进程中存在,并在一定条件下凸显出来。

   (一)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是全球化进程中最基本的矛盾。本土化在这里更多地是指各国发展的民族性。从总体来讲,全球化的发展并不能消除各国的民族性,有时反而会使一些民族国家的利益和特性得到更大程度的伸张。实际上,在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化所追求的同一性或趋同性和各国发展的民族性同时存在,构成了矛盾的统一,但由于各国在全球化发展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其与本土化的矛盾性也表现得不一样。在以往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也使全球化明显带有西方的色彩,曾经出现英式的全球化、美式的全球化等。发达国家凭借自己在经济、金融、技术以及军事上的实力地位,要求其他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加入到全球化中来。全球化不仅给这些国家带来利益的增进,而且他们凭借在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向全球扩展其政治的价值观念。与之相反,对于那些在全球化发展中处于弱势位的国家来说,全球化越是充满了西方国家主导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这些国家就越不能放弃“反应性的民族主义”,即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审慎保有自己的民族性。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都表现出民族性的一面,发达国家是用自己的市场经济观念和民主价值理念去改变其他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则常常用国家主权为武器来保护自己的独立和自主。

   冷战结束之后,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群体性崛起,全球化发展出现了大逆转。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化之后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2008年之后经济出现相对衰退。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来看,当一些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受损时,最合理的庇护就是其本土化或民族性的回归,尤其是当一些国家将本国利益看得至高无上的时候。于是,美国为保护自身的利益,提出“美国第一”的口号,同时不惜破坏自己亲手创设的规则,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并以国内规则去看待和规制国际问题,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战。因此,我们看到,当全球化是按照美国意志在推进时,美国的本土化与全球化是一致的,而当全球化的发展开始有悖于美国的意志,更有利于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发展时,美国的本土化与全球化就对立起来,美国就成为了“逆全球化”的代表。

   (二)全球化与国际化的矛盾

   在以往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往往将全球化与国际化混同使用,但它们之间实际上是有明显区别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矛盾性的。美国学者彼得·卡赞斯坦在他的著作中将全球化与国际化做了明确的区分,他将全球化定义为超越空间和压缩时间的进程,认为全球化对于世界政治来说具有全新的变革性作用;将国际化定义为以领土为基础的跨国界交换进程,认为国际化是国际范围内国家体系进化的基本延续。“全球化彰显了世界政治中新的行为体的兴起和新的关系的出现。国际化则表示原有行为体持续的重要性和原有关系的进一步加强。基于领土的国际进程使得国家行为之间的差异得以继续存在;非领土的全球进程则将国家之间的差异推向融合,同时也催生了许多为切实适应全球变化而启动的地区进程。”从彼得·卡赞斯坦的区分中,我们可以看到,国际化并不等于全球化,相反,国际化越增强反而越成为全球化发展的阻碍。

   在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国家间经济的日益相互依存以及众多全球性问题的凸显,全球整体化的需求越来越强,促使各国加强彼此的合作来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一方面,全球各国逐渐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但是,这些全球化的进程并没有消除国家体系的存在及其持续地发挥作用,特别是当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尤其是主要国际力量之间)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时候,国家的独特利益就会被凸显出来,国际化中的问题就会被重新关注。在全球化被强调的时候,各国关注的是绝对利益,追求国际合作的达成;但是当国际化被强调的时候,各国往往关注的是相对利益,追求权力和安全等现实主义目标。

   中美关系实际上就是处于这种矛盾性之中。一方面,中美同处全球化发展进程之中,面临着许多共同性的问题,需要彼此合作来解决;另一方面,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并影响到整个国际体系。而在这种矛盾关系中,中国选择继续推进全球化,关注世界的整体性发展,而美国则选择维护自身利益并以国际化为手段发动贸易战。2017年底,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2018年以来,战略竞争加剧,美国以贸易战为主导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目前来看,中美之间的国际化竞争,不仅对全球化的发展带来阻碍,而且将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构建带来深远影响。

   (三)全球化与世界发展均衡化的矛盾

   从全球化与世界发展均衡化的矛盾来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世界整体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影响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二是新兴国家的迅猛发展,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化发展模式。

冷战结束后,发展经济成为世界的主流。全球化的推进曾经寄托了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美好愿望,希望通过全球化实现世界的共同发展,但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资本总是流向能给它带来最大利润的地方,同时,高科技产业始终在发达国家的控制之下,这就使处在世界经济边缘区的国家并没有因为全球化的发展而得到富裕的生活,反而与世界的中心区日益拉大了距离。因此,在资本逻辑的框架下,全球化的非正义非均衡的发展属性被凸显出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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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科学报》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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