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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以德:杨增新治新用人初探

更新时间:2018-01-15 21:01:51
作者: 丁以德  

  

   摘要:辛亥革命后,杨增新掌握了新疆政权。他在治理新疆时根据自己的用人标准,做到知人而任,驾驭部下时各种手段并用,并根据形势变化调整用人方向,从而统治新疆17年。

  

   关键词:杨增新;用人;地域性;实施环境

  

   辛亥革命后,杨增新统治新疆时间长达17年。在这期间,国内战乱频繁,各地政权更迭犹如儿戏,杨增新能够保持其统治相对平稳,新疆社会秩序相对安定,与他的用人手段有极大关系。

  

   一、用人的地域性辨析

  

   杨增新统治新疆期间,用人表现出一定的地域性特征,即早期多云南同乡,后期多陕、甘人。由此不少人认为杨用人以地域为标准,能否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妨从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

  

   杨增新上台之初,形势对其非常不利。东面哈密地区有铁木耳领导的农民起义,西面有伊犁革命政权与其对峙,哥老会活跃于天山南北,南疆戕官事件不断发生,其统治很不稳固。而且新疆官场中派系众多,自从左宗棠率湘军出关收复新疆后,“新省军政各界人员,几乎全是湖南人,当时有小湖南之称”。[1]官场上的拉帮结派,往往勾心斗角,互相掣肘,往往也削弱了统治实力。杨增新此时上台,不仅要对付外部压力,还要控制好内部,因此他需要一批自己的人帮助其掌握权力,特别是军权以稳定局面。这时大批云南同乡,甘肃旧识听说杨增新在新疆上台,纷纷前来投靠。这批人的到来也恰好满足了杨的需要,因为这时来新的滇人中很多上过新式军校,懂军事,可以帮助杨控制军队,稳定局面。杨增新对这批同乡一概接纳,并“分任要职”,作为“心腹股肱”[2],其中杨飞霞被派至伊犁,后继广福为伊犁镇守使;牛时为该署参谋长,帮助杨坐镇伊犁,稳定西面;张鸣远为警察厅长,邬铭魁为电报局长,夏鼎、李寅分任他的卫队营长,助其控制迪化;马福兴被委派为喀什提督,坐镇喀什。在夏鼎、李寅事件后,杨增新将“云南陆军学堂学生在新疆军界服务者,先后资遣回籍者70多人”。[3]可见此时云南人在军界服务者极多。这批滇人也的确为杨稳定统治立下汗马功劳,如杨飞霞成功地帮助杨增新收拾了1913年因杀革命党人冯特民等人引发的动荡局而,

  

   在以后处理俄哈窜逃事件及白俄军窜扰事件中也立功不小。其他人为其巩固统治也出力不少。杨增新需要这批懂军事的乡人帮助其掌握军队,控制局面,稳定统治,这批滇人也把依附杨增新作为进身之阶,双方各取所需,结果就表现为杨增新统治新疆前期重用云南乡人。

  

   杨增新弃用滇人的转折点是在夏鼎、李寅事件后。洪宪帝制时,杨增新曾赞同帝制。护国运动从云南兴起,以夏鼎、李寅为首的滇人曾劝杨反袁,无效后曾密谋倒杨,被另一滇人张成镰告密。杨不动声色,在1916年借元宵节饮宴机会,席间砍杀夏鼎、李寅,并查处了参与这一计划的军政人员,发誓从此“不用滇人”[4]。此后,滇人被大批遣回,留下的也不再受重用,其他省籍人士被较多任用,而陕甘籍则占有一定的优势。

  

   从表面上看,以夏鼎、李寅为首的滇人对杨的背叛,伤了乡谊,使杨增新从此“不用滇人”。但如果联系当时的环境来分析,也许会发现更深层的原因。夏、李事件发生于1916年,此时杨的统治已趋稳固。杨增新通过分化伊犁革命势力,重金诱其东归,胁迫去职,及暗杀等手段,不到两年时间,控制了伊犁方面。对于哈密铁木耳农民起义,通过欺骗手段将其收编,后又枪杀了铁木耳,哈密的农民起义也被平息下去。对于天山南北的哥老会,杨更是深恶痛绝。他上台后不久,就下令将哥老会“即行严拿惩办……勿得稍存姑息”。[5]通过残酷镇压“至民国成立三年,新疆共枪决会党二百人以上,哥老会势力至民国四年已冰消瓦解”。[6]在其巩固统治时,需要借助军事手段和军事人才,当统治已确立后,这些人还需要吗?更重要的是,由于统治的稳固,杨开始了政策的转变,即开始实行“弱兵政策”和“废武用文”。

  

   杨实施“弱兵政策”也有其道理:一、他认为新疆治安不是用兵所能维持的。“用兵对外国,无论怎样也抵不住英、俄的坚甲利兵;用兵对地方,如果地方民族都反了,……就是几十万大军也无济于事,所以新疆的治安必须从政治人手”。[7]因而没有必要保留大量军队。二、新疆的财政难以负担庞大的军费。他曾算过一笔账,“每兵月饷四两二钱,加上服装、食粮、医药各费,每兵岁费六十两。新疆的赋税收人,岁仅三百二十余万两”。[8]如此财力的确难以承担庞大的军费。三、也许是最重要的。杨希望部下俯首帖耳,新疆人“浑噩常为太古民”,不希望部下尤其是军人关心政治。“武人干政”为历代统治者所痛恨,杨也不例外。而他的云南同乡不少是从新式军校毕业,思想较新,对政治也较感兴趣,夏鼎,李寅要求杨参加护国运动即是一例。这些都是和杨的统治思想不相容的,势必会对其统治构成潜在威胁。杨增新在统治稳固下来以后,必然要采取措施进行处理,只不过他需要找个借口来处理这批曾为自己立下汗马功劳,现已不再需要的同乡,而夏鼎、李寅事件适逢其会。

  

   夏鼎、李寅等人的谋叛可能伤及乡谊,但更为可能的是杨增新借机将这批对其统治有潜在威胁的乡人打发走,以实现其政策的转变,即开始实行“弱兵政策”和“废武用文”。杨增新在这以后不断裁兵,“在北洋军阀混战时期,新疆是拥兵最少的一省。1920年全疆兵员不过一万几千名。……到1927年实际兵员已不足一万人了”。[9]军队的装备也是落后不堪。杨用人也转向用文人为主,他认为,“假文官以政权,不得其人,其更调也尚易;假武官以兵权,不得其人其裁抑也最难”。[10]他在统治稳定下来之后不再将兵权轻易授人,高级军官也用文人,且不时调换。由此可见,夏鼎、李寅事件不仅是杨增新弃乡人不用的转折,更是实施其统治政策的调整,用人方向转变,是他“废武用文”,“弱兵政策”实施的开始。这一事件后,杨用人则各地兼有,但陕、甘人占重要比例,尤其是他在任甘肃时的旧识,如张鉴为塔城道尹,鄂英从军官而升任阿克苏道尹进而调任喀什师长,金树仁先后四任县长后又被委任为民政厅长要职。甘肃人士在杨政权中后期,的确有很大权势。杨增新被刺后,金树仁能掌握新疆大权,跟握有实权的甘肃籍人士支持有很大关系。但总的来说,文人在杨的政权中地位重要是不争的事实。

  

   杨统治晚期,用人有新的变化。由于新疆教育基础薄弱,杨本人又不重视教育,导致新疆人才缺乏,吏治人才更是不足。吏才不足,吏治亦差,必然激化社会矛盾。杨统治后期,社会矛盾已经很深。地方官吏、乡约、头目的虐民之政引起了农民的反感,纷纷上控官吏,这种上控对地方官吏、封建头目都是警告。[11]杨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曾通告部下“为官者既不爱民,为民者自必仇官……改良政治,以顺民情,庶几消患未萌”[12],希望官员收敛一些。当时许多在新疆做官的人以升官发财为目的,杨增新当然知道“千里做官只为财”这句话,加上吏治人才本来就不足,在此情况下,整顿吏治太难,杨增新对此也很无奈。他对内地分派来新疆的人又不放心,所以他开始准备培养忠于自己的本地人。1920年创办了一所蒙哈学校招收蒙哈上层子弟,授以汉文汉语和一般知识,准备造就一批忠于自己政权的蒙哈干部。1923年创办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时,他的代表刘文龙曾察承杨的旨意对法政学校的学生说“你们都是本地人,将来毕业后,都有做县长的资格,你们要好好读书”。[13]这个学校除了培养对苏外交人才之外,还有“以本地人才治本省之事业”、“不致借材异地”[14]的目的。杨对这一学校非常重视,不仅免收学费、膳宿费、书籍文具费,每月另发二十两省票为津贴。

  

   应该说,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杨用人时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如果说杨增新用人中客观上具有一定地域性特征,是可以的。如果说杨增新用人以地域为取舍标准,则很难成立。杨前期虽多用云南同乡,但用完即弃,后期虽多用陕、甘籍人士,其它省籍人士也同样受任用。他自己也曾说过他是“用人不分珍域”[15]。随着时间的推移,杨开始有培养忠于自己政权本地人来替代外来人的尝试,可惜这一设想在其被刺前未能实现。

  

   二、知人之术

  

   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其统治稳定与否,跟其所任用的官吏有很大关系。因此,“知人善任”对统治者来说,应是非常重要的。杨增新统治新疆达17年,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这方面做的也不错,一般人容易注意杨增新用人具有地域性这一表象,却往往忽视其知人而用的一面。古人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杨增新是具备这种知人之智的,其了解部下的方式也多种多样。

  

   其一、通过放在身边工作来观察。杨统治时期,在省公署内任职的人,容易受到杨的提拔任用。这固然有培植亲信,使人亲向的用意;另一方面,在其身边工作过的人,他能观察其才品,知其底细,任用也较放心,所以任用较多。而外面的人由于不知深浅,故任用也较少。在这种情况下,在省公署各厅、处任职的人纷纷想到省署内任职,以期被杨赏识、提拔和任用。民国五年(1916年)杨增新呈请在省署内成立政治研究所,造就县知事人才,也应有就近观察之意。新疆著名外交人才牟维撞就是在此被杨发现而任用的。

  

   其二、通过考察别人的学习来观察人。他在设立政治研究所的呈文中说:“所纳各员,即由增新饬自行研究……考察各项功课,并於月底考试一次,将平时成绩与临时实验合计,平均以等第之优劣”[16]。他在设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后,不时抽验学生的试卷。据刘德恩回忆,“抽验的是国文,他(杨增新)不只一次地调阅国文试卷”。[17]杨本人颇有旧学根基,他正是通过看学生的试卷来了解政治态度和才品,做到心中有数。

  

   其三、杨增新还会利用“麻衣相法”这样的迷信方法来观察了解人。据刘德恩回忆,在首届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最后一年,杨曾在督署二堂召见学生,让学生填写姓名、年龄、籍贯的表格,然后按名单提问。事后得知杨精通“麻衣相法”能从人的相貌、眼神、字体中判断人的智愚贤劣。通过相面来判断人,能否有效,不得而知,但可以看出,杨了解人的手段是很多的。而且他也不会仅仅只给学生相面,对于其他被其任用的人,是否也会运用这一方法加以考察,从常理上说应该是完全可能的。

  

其四、杨增新了解部下最重要的方式是通过在各地安插大量耳目,收集情报,根据这些情报来了解部下的所作所为。包尔汗回忆中说,“杨在各地布置的眼线相当多,而且每当官吏和绅耆进省,杨都分别接见,有时屏退左右,了解地方情况,因而十余年来,他虽足不出省,地方官的言行和地方情况大体上他能了解。乌鲁木齐的天主教神甫说‘哈密的一只臭虫发烧,杨将军都会知道’。[18]可以看出,杨是很花了一番工夫去了解属下的,其了解也是相当透彻的。这种了解他也曾显露出来过。杨增新曾说:“吾之僚友,各有所好,今有十多告于大家,民政厅长易抱一好弄麻雀,赌瘾多;财政厅长潘震好施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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