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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儒家应善待基督教

——儒家与基督教在中国的现状与未来

更新时间:2017-12-25 20:35:38
作者: 黄玉顺 (进入专栏)  

  

   * 此文是笔者于2016年9月29日在山东大学世界文明对话研究中心举办的首届“世界文明对话论坛”上的发言及答问的录音整理稿,吴越强整理,笔者增加了一些注释。本届对话的主题是“中国向何处去——耶儒视角”,主持人是谢文郁教授,对话人是黄玉顺教授(代表儒家)、何光沪教授(代表基督教教)。本文标题为笔者所拟。

  

   【摘要】中国朝野的最大共识是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固然有其民族历史文化特点,但也必须符合现代性的基本价值取向。儒家的出路是其自觉的现代转型,这是中国“内生性的现代性”的必然要求。这个历史进程其实早在宋代即已发生,但数度被外族入侵打断,目前甚至出现了危险的逆转倾向。基督教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宗教;基督教在中国未来的命运,可能会类似于佛教在中国的命运,成为中国的一种文化传统。为此,基督教的教义必须中国化。同时,儒家应善待基督教。

  

   【关键词】儒家;基督教;现代化共识;儒家现代转型;基督教中国化

  

   各位同道,各位同学:晚上好!

  

   我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进行这场对话。这是儒家和基督教的对话:我代表儒家,何光沪教授代表基督教、也就是耶教;谢文郁教授比较特殊,他既是基督教的,也是儒家的。我们今天这个阵势,是一个比较好的搭配。

  

   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是谢老师确定的。这个题目挺大:中国向何处去?但是,这个题目确实切中要害。这些年来,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在新文化运动90周年的时候还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就是《儒学与中国之命运》[①]。其实,中国知识分子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就面临这么一个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这对所有中国人来讲,都是头等大事。一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去年,新文化运动100周年的时候,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叫《新文化运动百年祭》[②],标题的形式是仿照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③],但其实还是谈的这个问题:中国向何处去?

  

   所以,我今天的发言主要就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但我们今天这场对话的格局和主题是耶儒对话,所以我还会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我会讲到儒家的一些观念。诸位听了我这个报告以后,可能会觉得和你们所了解的儒家不同,我这个儒家比较另类,呵呵!另外一个方面,我也会谈到基督教的问题,包括儒家对基督教的认识问题。

  

   因此,我今天讲三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朝野最大的共识是什么?这是直接关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各界各方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是路径上的不同,但有一个基本的底线共识。第二点,我会讲到:儒家该怎么办?这是我今天作为儒家的代表来谈我的看法。第三点,我必然也会谈到基督教,尤其是这个问题:儒家应该怎么样对待基督教?

  

   特别是第三点,我以前一直想找机会好好地谈一谈。我记得是大前年吧,我们在联合国总部开了一个会议,当时我就谈到这个问题,那是向美国的哲学界、宗教界人士介绍中国的儒家在做什么。[④] 当时我做了一个概括,就是“创教与干政”[⑤]。“干政”是指的儒家的政治哲学;“创教”是指的一些儒者创立“儒教”[⑥],这就涉及对基督教的一些看法。但当时我谈得不透彻,没展开。今天谢文郁教授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我想趁这个机会谈一谈我作为一个儒者对基督教的看法和态度,也是跟何光沪教授做一个交流。

  

   刚才谢老师作为主持人的开场白,我听他的口气,是希望我和何老师吵起来。(众笑)大家知道,今天中国大陆的儒家,对基督教可以说是切齿痛恨,有很多激烈的言论。但我估计我俩吵不起来。为什么呢?据我的了解,何光沪老师虽然是基督教背景的,但他对儒学有深切的同情。(众笑)而我这个儒家也比较特殊,是一个比较另类的儒家,我对基督教也有深切的同情。(众笑)

  

   书归正传,我先讲第一个大的问题。

  

   一、中国朝野最大的共识无疑是“现代化”

  

   我的一个命题是:中国朝野最大的共识是现代化。我从两个方面来讲。

  

   当然,今天中国的思想界、知识界,对现代化是有不同看法的。这跟西方目前一些学者对现代性和启蒙的反思有关。我一直感到很郁闷:我们中国的学者始终没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比如现在一些学者,包括儒家内部的一些学者,我称之为“原教旨主义儒家”的一些朋友,他们反对西方化,反对现代化,却大量援引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言论,我就觉得非常吊诡:他们一方面在反对西方,一方面又在引证西方学者的观点。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吊诡现象。今天,一些知名的儒者,很原教旨主义地反西方、反现代文明,虽然人数不算很多,但是能量很大,可是他们动辄引用西方某某人的观点来证明自己,我觉得这是非常吊诡和好笑的事情。

  

   但是不管怎么样,从总体上看,中国各派基本上有一个共识,就是要现代化。我简单说一下背景。从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以后,中国思想界就分成了三大派: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叫做“唯物史观派”);中国自由主义者;还有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比如东方文化派和现代新儒家。[⑦] 这是三足鼎立的格局。这个格局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打破,只不过今天的情况要复杂一些而已。但不管怎么样,这三大派、或者更多的派别,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问题意识,就是今天谢老师确定的主题:中国向何处去?不仅如此,大家也都在寻求中国的现代化。只是到了21世纪以来,才出现了一些比较奇怪的思潮。

  

   另外一个问题是:怎么理解现代化和现代性?“现代性”(modernity)和“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模式不是一个概念。先发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就是很不同的,诸如欧洲大陆的、英美的;更不要说东亚日本的、韩国的,还有印度的,都不一样。所以,现代化模式是多元的;而现代性却是它们的一元的本质,这涉及历史哲学的问题。现代化模式确实是多元的,这种多元性的原因在于:现代化的表征之一就是现代性的民族国家——nation的建构。但凡现代化,都是一个族群的现代化。比如我们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性的“nation”意义上的中国,有没有一百年?从观念上来讲,这是从孙中山开始的。人们常说我们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实,“多民族”——nationalities是一个前现代概念,而“国家”——nation才是现代性概念。我们只是一个民族,叫做“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而且现在还没有定型,还悬而未决。但是,如果说现代化转型必然伴随着现代性的nation的建立,就会面临一个问题,所有现代性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面临这个问题:对自己文化传统的态度。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性的文化观念和它自己的文化传统之间,一方面是断裂的,但另外一方面又是连续的。我很多年前就写过一篇文章,谈中国的自由主义为什么不成功;[⑧] 到现在为止都是不成功的,最近更是“失语”了。他们有两个脱离,其中一个是脱离自己的文化传统。我把他们的现代化诉求和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观念转换做了比较,发现: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有两个特征,一是继承、而不是彻底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即所谓“二希”传统;二是要对文化传统进行现代转化、而不是原教旨主义地照搬。然而中国自由主义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却没有做这个工作,他们是“全盘反传统”和“全盘西化”。最近一些年,中国自由主义领域有一些朋友开始做这些工作;但也有个别人走火入魔了,一做就做成了原教旨主义的儒家。大概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太好了吧,一下就把他“俘虏”了。这也是我自己的思考:我为什么要做儒学、自许为一个“儒者”?我的书里也反复强调:“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⑨]。

  

   刚才我谈到,我们儒家内部的一些人反西方、反现代性,他们却经常援引西方后现代主义者的一些观点。其实,他们对西方后现代主义并没有真正深切的认识。我们中国哲学界研究后现代主义的不多,研究后现代主义最多的是文学领域的做文学理论的人。后现代主义绝不是对现代性的反叛。后现代主义其实是现代性的深化、启蒙的深化。按哈贝马斯(Jüergrn Habermas)的观点,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兴起,是因为西方既有的现代化模式及其结果没有真正兑现“启蒙承诺”。启蒙承诺是什么?就是“人的解放”(the emancipation of man)。这里的“人”是指的“person”——个人,而不是什么“people”——人民。“人民”啊“人民”,多少罪恶假汝之名!启蒙承诺没有实现,人民变成了mass——混沌的、被大众传媒所俘虏的大众。[⑩] 哈贝马斯这个观点,我很赞成。所以,后现代主义恰恰是现代性、启蒙精神的继承和深化,是对既有的现代化模式不满,而不是站在前现代原教旨主义的立场上反对现代性,这和我们今天一些儒者的看法是截然相反的。

  

   这是我想讲的第一大点:中国人最大的共识就是走向现代性。我今天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中国目前思想界出现了对现代性的一种反动,虽然绝对数量不是很多,但是能量很大。他们借反西方的名义来反现代文明价值,这是现在最危险的倾向。

  

   说到现代性,我还想讲一点。人们通常以为现代性是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叫做“内生现代性”的问题。[11] 中国现代化的启动,与西方现代化的启动是大致同步的,简单说,就是在中世纪的中期,可以追溯到宋代,史学界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的内生性的现代化进程,几次被相对野蛮的外族的入侵、乃至入主中原所打断。最早的一次是金朝、元朝,然后又是清朝,最近的一次就是日本。日本的入侵造成了李泽厚讲的“救亡压倒启蒙”,不仅如此,进而造成了一系列后果,造成了中国今天的现状,直到现在还没得到很好的清理。

  

   现代性观念的产生,它的社会基础就是城市的繁荣、市民生活方式的兴起;而中国宋代、特别南宋,城市及其市民生活方式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这方面也有详细的研究资料。[12] 这种市民生活方式,几乎在中华帝国后期所有的观念形态、特别是文学艺术作品当中都有大量的反映;然而我们哲学界却视而不见。我们哲学界一些人老是喜欢玩概念,完全忽略社会生活及其历史,因此缺乏历史哲学的视野。比如这些年哲学界的所谓“宋明理学”研究,在我看来就是完全错误的、应当彻底否定的,因为他们完全脱离了社会历史,遮蔽了生活本源,把社会生活及其发展历史在观念中的反映说成是几个哲学家在书斋里面玩出来的概念游戏,这是不对的。

  

我再强调一下:现代性不是西方强加给我们的;我们自有内生的现代性。我们中国的历史,不是什么“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那套西方的玩意儿。我们中国的历史,简而言之,中间有两次大的社会转型,结果就分成三个大的社会历史时代:我们从宗族王权的时代、也就是夏商西周的列国时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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