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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文化的主体性:谁在焦虑?如何认同?怎样自信?

更新时间:2017-11-28 20:47:36
作者: 刘清平 (进入专栏)  

  

摘要:从“文化”即“人化”,并且包含着价值理念、习俗制度、器物成果三大要素的实然性视角看,文化的主体归根结底是个体性之人;只有当他们之间达成了特定的文化共识后,各种文化性的集体或团体才会形成。同时,由于价值理念占据着核心地位,不但习俗制度和器物成果、而且文化本身都必然具有高低优劣的规范性等级差异,所以才会引发不同文化的张力冲突(在现代历史阶段上首先又是中西文化的张力冲突),并且将人们抛入到“文化焦虑—文化认同—文化自信”的因果链条中。但不管站在怎样的规范性立场上,一个人只有通过批判性的理性反思(而不是无批判的同情理解),才能在实质性意义上真正让自己走出文化焦虑,实现文化认同,确立文化自信。

  

   在“文化自信”已然成了主导口号的当前氛围下,再来探讨“文化焦虑”和“文化认同”这样的话头,好像有点儿不合时宜。不过,动动脑筋就会发现,正是由于后二者的缘故,前者才会正儿八经地浮现在台面上,因为要是人们丝毫“焦虑”也没有了,都能充分“认同”了,谁还有那闲工夫提出“自信”的诉求呢?基于这一考虑,本文打算抓住“主体性”的要害,尽可能远离规范价值学的应然性层面,主要采取元价值学的实然性视角,单纯在学理性的层面上,分析一下“焦虑—认同—自信”这根在逻辑上可以说是水一到渠就成的文化性因果链条。

  

   在此要澄清的一点是,本文尽可能远离规范价值学的应然性层面,主要采取元价值学的实然性视角,其实是想达成下面这个目的:虽然不同的人(包括笔者在内)在现实生活中对于各种具体的文化现象总是怀有五彩缤纷的规范性态度诉求——张三围绕这些历史悠久的文化思潮产生了焦虑,李四一直认同那种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王二麻子则对另一类时髦摩登的文化理念确立了自信,但本文既不打算对于任何具体文化现象的好坏对错、高低优劣展开规范性的价值评判,也不准备阐释或提倡非认知领域内任何应然性的价值诉求(诸如颁布弘扬某种文化的“宣言”、发出抵制某种文化的“号召”之类),而是仅仅局限于认知领域内的纯粹实然性描述,力争做到从这些实然性的描述中得出的结论在大体上(当然也仅仅是在大体上)对于每个人都能普遍适用(不管他们在规范性的维度上焦虑、认同或自信的究竟是哪一种具体的文化思潮),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是说肯定免不了大胆狂妄的嫌疑,却是像本文这样的学理性研究的分内使命,所以还是值得尝试它一把的。

  

   一、文化主体的个体特征

  

   按照笔者多少年来琢磨问题的深刻教训,如果不先给涉及到的基本概念下个明确的定义,最后得出的结论往往不是把问题说清楚了,而是搅和得更乱了。当然,考虑到学术界的现有界定已经是多如牛毛,一个个考察起来不太可能,在此笔者将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直接给出本文努力坚持的一个涵盖力十分宽泛的界定:广义的“文化”是指一切带有“人”的印迹的东西,因此有别于那些非人化的纯“自然”事物,以致可以说“文化即人化”;细究起来,其中主要又包括了三大基本要素:人们用来指导各自行为的“价值理念”(而不是抽象空泛的一般“观念”),凭借这些价值理念创造出来的那些用来约束各自行为的“习俗制度”,以及与两者直接相关的种种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的“器物成果”。相比之下,狭义的“文化”则是专指在广义的“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价值理念”,因此有别于三足鼎立中的另外两只脚——“习俗制度”和“器物成果”。本文下面运用的“文化”概念,许多时候是广义上的,有些时候是狭义上的,但都不难分辨。

  

   在实然性的认知描述维度上,人们常常把“文明”的概念与“文化”的概念混同使用;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似乎主要在于:“文明”要比“文化”的意思狭窄一些,特指人们拿着“文字”的火把“照亮”了自己的价值理念后创造出来的那些“文化”,也就是人们在所谓的“文明时代”创造出来的那些“文化”。这个语义辨析并非出自笔者的凭空想象,而是有着相当坚实的词源学根据。例如,唐代的孔颖达在解释《易传·文言》说的“天下文明”时,便强调说“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又如,英文里的“Civilization”来自拉丁文的“Civis”,原义是指住在城里的居民,也有相近的意思。打个比方说吧,远古时期蓝田人留下来的头盖骨、石头块等等,一般就只能说成是“文化”,却不像先秦时期商朝人留下来的甲骨文、青铜器等等那样,在可以贴上“文化”标签的同时,还有资格美其名曰“文明”。当然,由于语境的限定,本文论及的“文化”统统属于“文明”的范畴,所以刚才提到的那点微妙差异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进一步看,人生在世涉及的价值内涵又是极为丰富的;按照笔者在元价值学层面上给出的粗略分类,可以大致分成以下五个基本领域(按照汉语的拼音顺序排列,所以其中的先后之别并不包含高下之分):“道德(狭义的善,包括人伦、政治、法律等)”“功利(利)”“认知(真)”“信仰(信)”“炫美(美)”。举例来说,人们对于衣食住行所需要的各种生活资料做出的价值评判,用来生产它们的技术手段和体系架构,最终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本身以及消费它们的途径方式等等,便构成了所谓的“功利文化”;而人们对于各种“终极实在”“终极理想”怀有的崇拜态度,以及为了把这些态度落到实处建立起来的组织机构、行为仪式、建筑场所等等,则可以划归所谓的“信仰文化”。

  

   界定了基本概念后,现在回到“文化的主体性”这个正题上来。在本文设定的“焦虑—认同—自信”的语境里,“文化”明显是指此前一代又一代的无数人们创造出来,然后又在历史的长河里逐步得以积淀,以致到了今天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都不得不面对的“价值理念”“习俗制度”和“器物成果”的既成结晶。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通常倾向于认为,“文化”的“主体”只能是由这一伙人那一拨人构成的“集体”;像“古希腊文化”“儒家文化”“西方文化”这一类的流行术语,更是火上浇油地加深了这种印象。结果,当人们嵌入到上面说的那根因果链条之中的时候,也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于拿某种集体性的身份说事,动不动围绕“我们的文化焦虑”“你们的文化认同”“他们的文化自信”的话头高谈阔论,仿佛不在“我”“你”“他”的个体性称谓前面加上一个人多势众的“们”字,就配不上“文化”的宏大体量似的。

  

   尽管这种先入之见听起来不无道理,本文还是想特别指出一点:无论就原初性的创立者而言,还是就历史上的传承者而言,或是就当下我们这些面对者而言,文化的“主体”归根结底其实都在于张三李四这一位那一位的“个体”;只有当其中的若干“个体”在创立、传承或面对这样那样的文化传统的时候,形成了“英雄所见略同”或者“恶棍臭味相投”的情景,他们才有可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组合起来,形成这一伙人那一拨人的“集体”,然后再打出“我们的文化焦虑”“你们的文化认同”“他们的文化自信”之类的堂皇旗号。换言之,正像在人生在世的其他方面,如果不是先在性地存有一个一个的“个体”的话,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可能凭空冒出“印度人”“穆斯林”“非洲人”之类的“集体”那样,在本文的语境里,如果不是先在性地存有赵钱孙李的“焦虑”、周吴郑王的“认同”、冯陈诸卫的“自信”的话,现如今也根本不可能凭空形成“我们的文化焦虑”“你们的文化认同”“他们的文化自信”之类的集体性心态。或者在某种更抽象的哲理维度上说,倘若没有了“一己个性”的个体性“我”“你”“他”,根本就谈不上任何“主体间性”的集体性“我们”“你们”“他们”。

  

   这样的论说只是给出了一个简单的断言,明显缺乏说服力,所以还需要来点理性的论证。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是作为核心要素的“价值理念”,还是像“习俗制度”和“器物成果”这类往往需要人们的结伙合作才能创造出来的玩意儿,“文化”在任何时候都只有落脚到这样那样的个体那里,才会在历史上产生形成,才有自身的存在意义。

  

   先拿创立者来说。“儒家文化”为什么又叫“孔孟之道”呢?还不是因为他们作为个体性的“至圣”和“亚圣”,首先阐发了那些对于这种文化思潮具有命根子意义的“标志性”价值理念;所以,今天不管是谈起“仁者爱人”,还是说到“事亲为大”,我们当然都只能够回溯到这两位活生生的具体之人那里。按照同样的道理,不但“基督宗教”或“伊斯兰教”必须以“耶稣基督”或“穆罕默德”作为代表性的主体,而且乍一看貌似找不到原创性个人的“犹太教”,说穿了不也还是没法离开亚伯拉罕和摩西这样的个体性人士。

  

   再来看传承者吧。撇开其中极少数同样大名鼎鼎的人物不谈(诸如儒家文化的程朱陆王,基督宗教文化的奥古斯丁阿奎那之类),即便历史上的大多数今天已经不知道姓啥名谁的普通追随者们,其实也不应当被笼而统之地简化成“一堆”混沌的集体,因为当年的他们照样也是作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鲜活个体,才不仅将自己特定的理解和想法悄无声色地融进了自己认同的那些价值理念之中,而且也为了生成相关的习俗制度和器物成果奉献了很有意义的一己之力;只是由于他们不像大师名人那样拥有自己的“标志性理念”的缘故,今天才变得默默无闻了,又叫“名不见经传”。所以,虽然我们现在肯定没法辨识出是谁谁谁铺下了金字塔顶端的那块大石头,或者某地丧葬习俗的某个细节最初起源于哪个朝代的哪一个人,但当今人们在认知方面的这种疲软乏力、虚弱不挺,显然不足以构成我们从事实性的视角断然否定这些文化主体的一己个体特征的正当理由。

  

   说到今天我们这些面对者,事情就更清晰了:究竟是把“我们”区分成一个一个的个体,还是大而化之地看做是一整个集体,才有助于我们不但从理论上把“文化焦虑”的问题说清楚,而且在实践中也达到“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的目的呢?答案无疑是前者:难道不是只有搞清楚了“我”是在围绕哪一种价值理念产生焦虑,“你”是在针对哪一种习俗制度表达认同,“他”是在由于哪一种器物成果感到自信,“我们”作为这根因果链条的集体性嵌入者,才有可能找出问题的症结,厘清彼此的差异,寻求解决的方案、实现最终的目标吗?哪怕朝最坏的结局想,在拼命挣扎之后,“我们”之间最终还是没法达成任何共识(这样的情形绝非罕见),但经过这样一种“个体化”的精细努力,至少也能更精确地了解彼此的分歧在哪儿吧。不然的话,非要以“己欲立而立人”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心态,硬把自己才有的个体性倾向说成是大家伙共同承载的价值理念,岂不是有强加于人的嫌疑么。

  

说白了,我们今天在作为“焦虑—认同—自信”的因果链条中人的时候,尤其应当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这种“个体性”定位,时刻警醒自己仅仅是在代表自己这个特定的人说话,避免以某种集体性的身份高傲自居。说穿了,非要把某种特定的观点、理念、思想、主义说成是“集体性”的智慧结晶,大都自觉不自觉地带有忽悠糊弄的意向,试图给人留下这样一种扭曲的印象,仿佛身后还有无数的同道同仁在做自己的坚实靠山,斗起嘴打起架来也会拥有“人多力量大”的强劲势头。说破了,像“国学”“某家思潮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这类让人听得耳朵起老茧的说法,从实然性的认知描述角度看,实际上也潜含着“集体性主语”往往具有的规范性误导效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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