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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国庆:游牧的知识体系与可持续发展

更新时间:2017-11-20 13:20:37
作者: 麻国庆  

   我对于游牧社会历史与现实的研究,兴趣源于大学本科。在学考古学的过程中,当时西北大学为我们开设了很多民族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课程。硕士论文又回到内蒙古主要研究土默特蒙古族从游牧到农耕的转变过程。来北京大学读博士期间,最先的研究就是“草原生态与人文因素”。尽管后来由于出国,博士论文换了题目,但对于游牧社会的研究兴趣一直没减。我指导的博士和硕士论文,有相当一部分是围绕着游牧和生态等,展开田野调查和研究的。区域涉及内蒙古从东部到西部、四川和西藏以及新疆。陈祥军的博士论文就是游牧社会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代表之作。游牧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是研究中华文明历史进程和现实关怀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的认识中,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多民族文明的总和,其中有两条文明主线一直贯穿着中华文明的整个发展历程。其一是在农业生态背景下建构发展起来的,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原农耕文明,其二则是北方各游牧民族基于草原生态所形成的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意义毋庸多议,但有关游牧文明的探讨则多限于将其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边缘,甚至将其与农耕文明所对立。这种观点有悖于多元一体理论所展现的中华文明多样性的实质。

   游牧文化作为一种依托于草原生态系统,所形成的独特的、适应这一自然生态系统的文化模式,它与中原农耕文化的结构性差异,使得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农耕文化的视角和观念去评判其文化优劣和价值。游牧文化的所依托“生态”和所建构“人文”,两者间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需要综合二者进行系统考量才能真正理解游牧文化。出于对当前草原生态问题的理解和应对,草原生态保护的热议也就自然而然了。但由于对草原人文生态及其价值的忽视和不理解,在具体的保护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如借生态保护之名进行的集中化安置、围封转移、大规模禁牧等措施对牧业民族的影响,不仅仅是单纯的迫于压力的生计转型。与传统牧业生计的脱离和集中化居住(进城)使得他们离开了“有根的”草原,进入到一种新的“无根的”社会生态之中。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文化社会失衡案例,其背后包含着传统草原人文价值的缺失。失去草原的牧民不仅失去了他们的生计家园,其对草原的认知变迁和人文精神变迁,也昭示着他们对自身精神家园的远离。

   建国后至上世纪末,是草原生态失衡出现并不断恶化的四十年。我在二十多年前调查锡林郭勒盟的草原生态时就发现,很多自然科学的研究主要关注畜—草矛盾,草原载畜量过大成为草原生态被破坏的主要原因。我经过调查发现,草畜矛盾仅仅是一部分因素,很重要的因素来自政策和人的行为。我在当时的“草原生态与人文因素”论文的结尾,提出草原生态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要关注“人—畜—草”三者之间的平衡。并结合费孝通先生的研究,又提出草原生态的平衡,是建立在自然生态、人文生态、人类心态三态统一的基础之上的。在今天快速集约化的过程中,牧区在社会各个层面都显现出很多问题,尤其是生态环境问题。因此,重新思考草原人文—生态平衡性原理,重新认知人—畜—草这一传统生态格局的价值,应当成为我们当前牧区和游牧文化研究的重点。

   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必须保持同步。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便是草原人文精神的重建,而对游牧文化价值的认识和肯定则是这一重建的基础。但在今天草原人文精神的重建却面临着很大挑战。

  


   我在我的硕士论文中就讨论到游牧是人类对自身生存环境的一种精巧利用与适应,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各种不同纬度、地形与植被环境的游牧各有其特点。也因此,这种游牧文化的多样性是民族学人类学游牧研究的重点之一。在广阔的欧亚大草原上,历史上游牧一直主导着这一区域在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发展进程。因此,游牧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是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

   生态人类学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法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莫斯对生活在北极地区因纽特人的研究。根据民族志的调查资料,莫斯认为,因纽特人受环境因素的制约,他们的社会生活可以分为冬季社会集中期和夏季社会分散期。 莫斯指出,因纽特人的宗教、道德的表现形式及其需求的不同层次等,与这种分散和集中的社会集团原理相对应。普里查德在尼罗河流域对努尔人进行研究。他在调查中发现尼罗河流域农牧兼营的努尔人,在雨季时他们分散在一定的区域里,而到旱季就集中到河流附近,而这样的活动方式与他们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宗族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马歇尔·莫斯对因纽特人的研究和普理查德对努尔人的研究被视为人类学早期对生态和人类学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人类学呈现两种理论倾向:一是反对极端的文化相对论;一是批判现代主义割裂自然与文化的二分法。生态人类学的发展态势是由环境向文化发展;由主要以生计方式为研究对象向综合研究发展。

   詹姆斯﹒斯科特从政治人类学的角度,在《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一书中提出,游牧民和放牧人(如柏柏尔人和贝都因人)、狩猎者和采集者、吉普赛人、流浪汉、无家可归者逃跑的奴隶、农奴往往被国家看作是眼中钉。将这些流动的人口定居下来(定居化)往往成为长期的国家项目-之所以是长期的,部分原因也在于这些项目很少成功。

   在生态人类学看来,生态环境的问题,并非某个民族自身的社会文化变迁使然,而是现代全球体系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表现。在此背景下,如何讨论中国的游牧社会的人类学问题呢?祥军博士的研究,就是在此基础上,通过长时间的田野调查,结合新疆的整体的人类学的调查和研究,来进入自己的学术之路的。

  

  

   在对新疆的研究方面,游牧社会是很重要的内容,但长期以来较为忽视。新疆游牧社会的研究具有历史复杂、地理多样与文化多元的特点。历史上,新疆草原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是我国很多北方游牧民族你来我往,我来你去的地方。也是民族交融、多样性的民族文化的交汇之地。从地理上,新疆的游牧区域呈典型的垂直地貌特征:雪山、森林、河谷、草原、荒漠、戈壁、沙漠。游牧民以阿尔泰山为基点,向东可以进入蒙古高原,向西进入哈萨克大草原可直达里海,向南穿越准噶尔盆地可到达天山山脉,向北经过南西伯利亚便是南俄草原。文化上更是多元,历史上草原上的游牧民信仰过不同的宗教,至今还留有很多文化遗存。

   国内有关游牧的人类学研究起步较晚。如解放初期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所积累的材料,为后来研究者积累了丰富的民族志资料基础。新中国建立之初,就有谷苞、杨廷瑞等一批随军进疆的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新疆牧区社会。谷苞先生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新疆民族研究所所长,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足迹走遍天山南北、塔里木河两岸,主持编写了“新疆牧区社会”。杨廷瑞先生(陈祥军博士编《杨廷瑞“游牧论”文集》)常年扎根于牧区,每年几乎都在草原上呆半年之久。在今天看来,那一代牧区研究者的调查开创了新疆人类学、民族学调查的先河。这些研究是建立在数十年基层深入调查的基础之上,并为后来研究者留下了一批珍贵的资料和丰富的新疆牧区社会研究经验。尤其是完成于1991年的杨廷瑞《游牧论》一书更是预见性地回答了:“游牧经济为什么能够一直延续、保存到现代社会呢?这主要决定于游牧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当然传统的游牧生活习俗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他较早意识到牧民定居、草畜承包将会给牧区社会及草原生态带来不利后果,呼吁善待游牧,善待游牧民。

   20世纪80年代自中国人类学学科恢复后,有关游牧社会的研究才又逐渐开展起来。有关新疆游牧社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阿尔泰山和天山一带,尤以阿尔泰山游牧社会的研究较多,研究对象主要是哈萨克族。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新疆师范大学崔延虎教授持续多年在新疆阿勒泰汗德尕特乡的研究个案。1992年至1994年间,崔延虎还参与了由剑桥大学蒙古与内亚研究中心凯若琳·汉弗瑞(Caroline Humphery)和戴维·斯尼斯(David Sneath)组织的“内亚环境与文化保护”的国际合作研究课题。他长期关注哈萨克牧区社会的草原生态、本土知识、生计方式、牧区政策及文化变迁等,近年来,他又从政治生态学视角探讨在干旱草原区的外来生计系统(近代工业生计系统和农耕生计系统)对传统游牧生计系统的冲击,试图用生态扩张主义的概念来解释游牧生计与草原生态变化的原因。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作为曾经草原丝绸之路必经之地的阿尔泰山日益受到国内外人类学学界的关注。历史上草原丝绸之路在沟通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也曾起到了很特殊的作用。由于,阿尔泰山自然生态和游牧生产方式之间天然的相适性,使它成为古代欧亚草原大通道的重要一环,也是沟通漠南漠北草原与西域绿洲、中亚草原之间的枢纽。然而,近代以来,牧区社会不断受到工业化、现代化及城市化的冲击,游牧文化与草原生态都在不断发生巨变。费孝通先生很早就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并率先提出“边区开发”思路,同时指出边区开发一定要保持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平衡。不能只盯着自然资源,还有兼顾开发智力资源、地方族群的参与及利润的回馈。近年来,崔延虎在对阿尔泰草原地区长期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无序的自然资源开发对当地牧民、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牧区也经历了“高铁”般的发展速度,但在这高速发展的背后,牧区社会积累了很多亟待解决或不得不面对的深层次问题,尤其是草原生态环境的变化最为明显。但关于这一区域的近年生态人类学方面的民族志作品,并不多见。

   祥军的博士论文《阿尔泰山游牧者:生态环境与本土知识》,正是在新疆阿尔泰山牧区近十年田野调查基础上完成的一部游牧民族志。祥军博士从小在新疆一个多民族社区长大,有着丰富的地方经验知识。曾在新疆师范大学跟随崔延虎教授攻读民族学专业,硕士期间(2004至2007年),就在该区域做了长时间有关野马的生态人类学研究,从跨学科视角探讨了濒危物种恢复和保护的问题。这项研究为中国其他濒危物种的恢复和保护提供了个案基础,揭示了其中不可避免出现的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胶着的事实。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和我读博士期间,又认真接受了人类学的学科训练,并就这一方面的国际国内的人类学文献,做了很好的梳理。当时,我就希望能从游牧的知识体系出发来讨论问题。我对游牧文化的传统生态观的关注,理由有三。首先,一个民族的生态观直接反映了这一民族对于其所处自然生态环境的认识和理解,并体现其建构和管理人与自然关系格局的方式和内容。其次,它是草原生态变迁的一个重要观察点。游牧民族生态观受到了外在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一旦生态观发生变化,也会对外在的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研究和观察游牧民族生态观的发展与变化,不但可以了解当代的草原生态变迁,也会对现实存在的生态环境变迁产生影响。第三,生态观的变迁背后除了自然生态变迁的因素,还包括了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和民族间互动关系的影响。

   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与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因而其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与其生存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生存的环境需要造就了他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与此同时,因为草原公有的特性,使得“约法”成为必要的举措,这不仅对于牧民生活有利,也对整个游牧集团的生存有着基础性的作用。

游牧民族的环境保护意识,体现于在前文讨论的游牧民族生态观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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