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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晓光:家国天下:中国传统政治的文化解构

更新时间:2017-08-30 16:40:57
作者: 林晓光 (进入专栏)  

  

前言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由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思想方式所决定,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也有着自身的某些特点。

  

   首先,人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逻辑支点。

  

   与苏格拉底以后的希腊哲学一样,中国古代思想家特别是传统儒家始终强调人的重要性,认为,在天地万物之中,“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ƒ这与希腊哲学家所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几乎有着相同的意义。除去道家学派中的庄学这一特例,中国古代的大多数思想家都认为,天地万物所以有意义,都在于人本身的存在。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全部理解,都是从对人的认识开始的。

  

   每一时代的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价值判断,依赖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人的本质是什么。这是因为,只有认识到了人是什么,我们才有可能知道在由人组成的社会里应该有什么样的政治生活。中国古代思想家十分精确地捕捉到了这一关键。出于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他们对社会政治生活也就做出了各不相同的设计。思孟学派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因而,把优良的社会生活寄希望于人的道德自觉,由圣王明君“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荀子以及战国法家则认为人性恶,于是,他们强调礼法规范对于人的社会行为的约束作用,他们所理解的政治是以规范与强制为基本特征的礼治和法治。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人性问题的讨论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即“人”被理解为一个类的概念,试图把现实生活中的人身上所附着的各种身份符号剥离出去,进而说明本原意义的人是什么。这种思想倾向至迟在战国思想家那里巳经表达得十分清楚,“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④把人作为一个抽象的类概念,表明那个历史时代的思想家对于人的理解已经不再停留于现实生活中的事实,而是要在超越人的现实的基础上获得一个“人”的概念。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人性的判断,在本质上是一种理论假定,在现实生活中,人性的善恶是不可验证也无须验证的。毫无疑问,古代思想家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人性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也不并不符合人的实际,但正是这样一种理论假定,才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提供了可靠的逻辑支点,没有了这一支点,思想家便将无法说明,什么样的政治才是真正符合人的本性的政治,才是在道德的意义上好的政治。

  

   其次,道义问题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论题。

  

   社会政治生活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运行,统治者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来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这是每个历史时代的人们都必须回答的问题。与希腊哲学家探求“正义”的努力相似,中国古代思想家也提出了“道义”的概念,确实地说,这两个概念几乎有着完全相同的意义。在中国古代思想家那里,“道义”是社会政治生活运作的根本法则,也是品分政治善恶的评价标准。尽管不同的思想流派对于社会政治生活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中国古代绝大多数的思想家都拒绝用政治本身来说明政治。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天下有道”、 “天下无道”的讨论,到两宋思想家有关道义与富强的论辩,贯穿于这一漫长的思想过程的是思想家的道德努力,虽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流派的思想家对于道义问题有着各不相同的理解,但归根结底,思想家的核心关注则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道义原则的关注,体现了思想家追求至善的道德情怀。在中国古代思想家那里,至善与道义是紧密相关的两个概念。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⑤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认识中,“至善”是一种道德境界,因此,思想家总是极尽自己的想象对于完美无缺的社会做出自己的构想。只不过,由于认知意向和思想方式的差异,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流派的思想家对于理想社会的构想也不尽相同。在先秦两汉儒家那里,至善至美的社会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尧舜时代或者三代之治,而先秦道家所认识到的理想社会则是“小国寡民”或“无何有之乡”,而两宋时期的理学家则把这种社会理解为符合天理的社会。虽然历代思想家对于道义原则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在大多数思想家那里,有一点则是共同的,那就是:道义原则具有绝对的优先性。

  

   正当地运用权力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共同关注。

  

   如何约束现实生活中的权力,如何保证社会生活中的权力不被滥用,是全部政治哲学的最终依归。中国古代思想家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由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公共权力”的概念,所以,思想家对于权力的理解主要体现在有关君道、臣道等问题的讨论中。

  

   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君主是最高的社会等级,也是终极权力的所有者,所以,权力被正当使用的关键,在根本上决定于一个社会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君主。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中国古代思想家不像西方思想家那样更多地关注制度安排,而是更多地关注君主个人的道德品质。战国思想家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⑥古代思想家一方面说君主应该具备什么样的道德品质,另一方面,对于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成为君主,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⑦毫无疑问,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君主道德品质提出极高的要求,也同样由寄予厚望的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来执掌政治权力,这是古往今来思想家的共同愿望。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不能不说,时至今日,也仍然是每一个社会面对的主题。因为我们没有理由说,把权力交给恶棍要比交给道德品质良好的人更加可靠。

  

   传统儒家一方面要求君主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另一方面,他们似乎也隐约意识到,仅凭君主个人的道德品质并不可靠,于是,思想家也寻求着某种足以约束君主权力的力量。然而遗憾的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君主的道德品质寄予了太多的期望,他们一直幻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能够成为一种可靠的实践模式,幻想道德约束能够成为现实生活中有效的约束力量,却从来没有认识到权力制衡才是防范权力被滥用的最有效机制。

  

   作为权力问题的另一方面,便是思想家有关统治者应该如何对待民众的思考。由于中国古代没有经历过古希腊和罗马共和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制度,所以,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民众从来没有被看作是权力的主体,而是被视为政治统治的对象。不过,古代思想家也清楚地认识到,民众的安乐与否,是政治秩序能否稳固、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除去先秦法家以及两汉以后极少数的思想家,大多数思想家都十分强调民众的重要性,比如,战国思想家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⑧孟子则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⑨用现代的价值尺度衡量,上述认识都不足为道,但在那个历史时代,其理论价值却是显而易见的。

  

   民心向背是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而改善民生则被设计为权力的目的。两汉以后,历代思想家曾经围绕许多论题展开过论辩,如王道与霸道、道义与事功、分封与郡县等,这些论辩在内容上虽然各有所重,但隐含在这些论辩中的一条思想线索,却是统治者应该如何对待民众,如何承担起改善民众生存条件的责任。很显然,中国古代思想家在政治权力方面的考虑,一方面给予了君主专制统治充分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把民众规定为政治权力的目的。

  

   中国是一个历来对于政治给以特殊重视的古国,一部二十四史也可以说主要是政治史。几千年来都没有中断过记载的中国政治史,记录了每一个时代最有识见、能力的中华民族的精英人物,是如何把自己的全部才华和毕生精力都倾注于政治生活,包括政治学说的创立、政治斗争的实践和政治文化的传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于文化、社会、民众心理的影响无所不在、无往不及,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并以其意向之宏大,内容之丰富,表现形式之复杂多彩,在世界文明史进程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特色。当然,如同所有的传统文化一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既存在可以继承与借鉴的有益内容,也有不予批判和破除则不能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糟粕成分。而家国天下、王道德治、政教合一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长期以来对社会心理、对人们的观念行为、对社会价值体系,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对于政治体制来说,家国天下是政治意识,王道德治为施政标准,政教合一系运作方式。时至今日,人们已经在衣食住行等物质消费方面实现了现代化,但在政治观念、法律意识、文化心理等诸多行而上的方面,却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和相当长的时期内,保留着、反映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印记。

  

   一、家国天下与“大一统”的政治模式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影响最悠久、最广泛、最深入的家国天下意识,首先是“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即:家,统一于一个家长;国,统一于一个君主。家,是国的细胞和构成;国,是家的放大和集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评定系统对于“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长期以来一直予以高度的肯定和评价。中国历史有完整的文献记载,中国文化有明晰的传承关系,即使朝代更替也连绵不绝,都是“大一统”政治体制下,权力对于历史和文化、思想和观念进行严密管理的结果,甚至推崇“大一统”是中国文化的成功、历史的光荣和国家统一的保证。但从政治文化和历史进步的角度考察,有关“大一统”的国家模式、政治体制和政治理念的形成及影响,可以有不同的分析和解读。

  

   “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的提出,有两个历史条件:一是华夏文明的进步,二是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初步形成。儒学经典对于“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的早期表述,最典型的就是《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四海之内都是“王”的疆土,海内民众都是“王”的奴隶,天下一统,王权无上。这一诗句被历代统治者频繁引用,作为王权“合法性”的护身符。政治权力的介入和拔高,使一句古诗演变成为一种不可置疑的政治信条和政治原则。先人贤哲们对此无疑是完全认同的。孔子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此语在《礼记》中的《曾子问》、《坊记》和《丧服四制》三篇里,都写作“天无二日, 土无二王”。显然,无论是“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还是“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信奉的都是“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孟子·万章上》也曾引述《诗经》中的这一句话,作为个人政治信念和政治理想的集中表述,因而也是“大一统”之政治意识的体现。而明确提出“大一统”这一概念的,最早见于《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即:纪年正遡的权力属于“王”,域内之所以皆奉正遡,是因为君主集权之“大一统”的政治现实。

  

基于“大一统”的政治法治意识,形成了儒家学派推崇的政治理想:建立君主集权之“大一统”的政治体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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