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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展:帝国的想象——卡夫卡《中国长城修建时》中的政治话语

更新时间:2017-04-12 10:36:44
作者: 梁展  

   内容提要:“小说构建起来的文学和虚构的世界与作者的现实世界,这两个相互冲撞的世界”究竟是如何被联结在一起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首先取决于我们如何从整体上来把握《中国长城修建时》,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卡夫卡当时的个人生活处境以及他所处的世界历史时代,然后重建这样一个历史世界,并基于这个历史世界去把握卡夫卡的两个世界相互引领、相互交融的过程。在《中国长城修建时》产生的年代,作为奥匈帝国制下波希米亚王国里一个操着双语(德语和捷克语)的犹太人,卡夫卡依然未能脱离晚期奥匈帝国皇天子民的身份,他的想象的或虚构的世界只能由此开始。

  

  

   自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弗朗茨•卡夫卡的亲戚、熟人和朋友们纷纷入伍离开了布拉格。然而,作为波希米亚王国“劳动事故保险局”(AUVA)的官员,卡夫卡却无法实现成为一名奥地利-匈牙利帝国战士的愿望。尽管心脏不适的问题最终不是什么障碍,但上司却以卡夫卡拥有丰富行政经验且为工作所“不可或缺和替代”为由,申请帝国军事管理部门免除他的军役。1915年6月22日,当局正式下达命令,“无限期”地免除了卡夫卡的军役。[1]开战以来,卡夫卡一直相信,只有走出布拉格,奔赴战场,才能摆脱烦琐和劳累的日常办公室工作,医治好内心的孤独和长期困扰着他的神经衰弱症。翌年5月,当入伍的请求再次遭到拒绝后,卡夫卡给远在柏林的未婚妻菲莉丝•鲍威尔写信,表露出了十分沮丧的心情。虽然投笔从戎的梦想没有得到满足,但这位颇受赏识的职员却意外地获准了一个带薪长假。在这样的心境中,卡夫卡独自一人来到了位于波希米亚王国西部的著名的玛丽恩温泉(Marienbad)疗养地。一场“最猛烈”的暴风雨过后,卡夫卡向菲莉丝寄出了一张明信片:“假如我是一个中国人,而且即将启程返回家乡(我根本上就是个中国人,此刻正走在返乡的路上),我必然会迫使自己在不久的将来再次返回到这里。”[2]如此模糊的表达不禁让人产生一丝困惑:对于眼前这位孤寂的旅者,何处才是故乡?是布拉格吗?现实中的故乡让卡夫卡感到万般无奈,数天之前,卡夫卡迫不及待地从那里“逃离”,可是马上却又要回到那里。难道是梦想中的中国吗?暴雨过后的玛丽恩温泉,她的“寂静”和“空疏”不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着力表现的经典意境吗?在这段时间里,卡夫卡怀着极大的兴致,一遍遍阅读和玩味着由汉斯•海尔曼编译的《中国抒情诗:12世纪至今》[3]这本小书。现实处境与诗歌的意境交织在一起,让卡夫卡对中国人产生了强烈的认同。在清代性灵派诗人袁枚的《寒夜》一诗中,这位布拉格作家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尽炉无烟。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4]作于清乾隆十四年(1749)的这首诗生动地呈现了一位青壮年学者红袖添香、秉烛夜读的家庭生活场景,卡夫卡曾激动地把这首汉诗完整地抄录给刚刚结识的菲莉丝,表达他希望与后者结合的意愿(see Briefe:119)。诗中和睦温馨的场景一直贯穿在两人长达四年的通信当中[5]。马克思•布罗德甚至认为,“与长篇累牍的讽刺表现出的诗人品格相比”,这首诗“更能揭示卡夫卡个人的性情”[6] 。19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长期生活在维也纳的德语作家埃里亚斯•卡内蒂认为,“中国主题从18世纪开始就为欧洲文学所经常采用,然而,就性情而言,卡夫卡是唯一一位被西方人认可的汉风诗人”[7]。假如《寒夜》中的学者是诗人袁枚的真实写照,那么卡夫卡则正好与诗的作者年岁相仿、才情相当。德译者海尔曼对袁枚的评价——“满腹经纶、聪颖早慧,才艺非凡”(Chinesische:153)——更给了卡夫卡深刻的印象。

   在经历订婚、解约、再订婚和再分手之后,在对婚姻生活极度失望的卡夫卡的世界里,《寒夜》里的那一幕场景渐渐褪色。1917年初,一位陌生的中国学者突然闯入了卡夫卡的梦境,他“丝带系腰”,神情紧张,“身材瘦弱,鼻梁上架副眼镜,[下巴]留着一把稀疏的、黑灰色硬山羊胡子 ”[8] 。时间回转至1913年初,那时卡夫卡就曾对菲莉丝说:“中国学者总是在午夜两点钟的光景光临他的梦境。”(Briefe:249)在上面那个奇特的梦境里,卡夫卡变身为一个中国人,远道而来,想要拜访以欧洲人面目出现的另外一个自己:年迈的欧洲学者一把抓住了正想逃离的中国学者,于是“卡夫卡掌控了卡夫卡”。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我们知道,将自己视为他者、陌生人从而取消主体与客体的界线、使两者的意识相互交融的现象并不鲜见。[9]不久之后,又有一个中国人出现在卡夫卡的笔下,那就是《中国长城修建时》(”Beim Bau der chinesischen Mauer“)的叙述者“我”——一位研究“比较民族史”(vergleichende  Völkergeschichte)的中国学者,而之前那位不期然造访欧洲人的瘦弱不堪的中国学者,同样是一位身患心疾而依然手执古卷的史学家(see NSF I:323)。《中国长城修建时》是一部残稿,卡夫卡生前无意发表它。1930年,德国犹太宗教史学者汉斯-约希姆•肖普斯首先在卡夫卡的遗稿中发现了小说的底稿,并将其发表在柏林出版的一份犹太双月刊上[10] ,之后肖普斯又与布罗德合作,编辑出版了同名的卡夫卡遗作集[11],至此,《中国长城修建时》才真正为读者所知。1937年,布罗德在这部残稿后面又发现了一个段落,首句为“如今修建长城的消息满世界传开了”,这显然与已发现的部分有着密切关联,两者合在一起应当从属于一部篇幅更大的作品。[12]

   肖普斯推测《中国长城修建时》写于1918-1919年间。[13]至于它的确切创作年代,人们一时无从知晓,但至少可以知道,这篇小说应当作于卡夫卡搬离父母家、独居铁匠街(Alchimistengasse)小屋期间,也就是说,是在1916年11月之后落笔的。1980年代,在整理从德国乌普塔尔大学得到的卡夫卡私人藏书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册由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编译的《中国民间故事集》(Chinesische Volksmrchen,1914),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本书的扉页上竟然留有卡夫卡的亲笔题赠:“赠予奥黛拉 ‘扑腾跳上帆船的水手’ 17年3月29日 。”[14]

   奥黛拉即卡夫卡的小妹妹奥黛拉•卡夫卡,在所有家庭成员当中,她和哥哥卡夫卡的关系最为亲密。1917年3月至4月间,在哥哥的支持下,从农业学校毕业的奥黛尔准备到位于波希米亚王国西部的曲劳(Zürau)生活和劳动,身在前线的大姐夫卡尔•海尔曼之前曾在那里购买过一处田产,不过当时已经转在了卡夫卡家的名下。题赠《中国民间故事集》之事便发生在这段时间。[15] 然而,卡夫卡为何自比“扑腾跳上帆船的水手”?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研究者们猜测,这句话很可能出自卡夫卡在当时已经完成的某部作品。果不其然,人们在以“如今修建长城的消息满世界传开了”这个句子开头的那段文字当中找到了它。卡夫卡有个习惯,即在一篇作品写成后不久,就会在周围的亲戚朋友中间公开朗读它,奥黛拉显然明了哥哥的话里包含的寓意:在长城开建30年后某个夏日的午后,一名来自异乡的“陌生水手”率领一干群情激昂的人马,驾驶着帆船经过坐落在帝国偏僻一隅的小乡村,向一位正值壮年的村民传递了修建长城的消息,当这位村民不住地摇头表示不信之后,失望至极的水手非常无奈地跳上帆船匆匆离去。秉烛夜读的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历史学家,还有那位来自异乡的水手,一次次走进了卡夫卡的梦境与现实中,这位布拉格作家令人眼花缭乱的身份变换给读者留下了非常模糊、陌生和神秘的印象。然而,“小说构建起来的文学和虚构的世界与作者的现实世界,这两个相互冲撞的世界”究竟是如何被联结在一起的?[16]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首先取决于我们如何从整体上来把握《中国长城修建时》,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卡夫卡当时的个人生活处境以及他所处的世界历史时代,然后重建这样一个历史世界,并基于这个历史世界去把握卡夫卡的两个世界相互引领、相互交融的过程。在《中国长城修建时》产生的年代,作为奥匈帝国制下波希米亚王国里一个操着双语(德语和捷克语)的犹太人,卡夫卡依然未能脱离晚期奥匈帝国皇天子民的身份,他的想象的或虚构的世界只能由此开始。

  

帝国的神话


   1916年冬至1917年春,无论对卡夫卡个人及其家庭,还是对奥匈帝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而言,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在此期间,卡夫卡与菲莉丝的爱情一度复燃。1917年2月,在布拉格亲人们的见证下,他们再次订婚,并商定等战争结束之后,卡夫卡就移居柏林以自由作家为业,菲莉丝则继续其商业生涯。为了婚后的生活能够宽裕一些,卡夫卡还向“劳动事故保险局”提出了升职申请。鉴于战时严峻的经济形势,申请未能获准,但卡夫卡却因此有了少量加薪。次月,在战争影响下,卡夫卡家族经营的石棉厂于停产30个月之后最终倒闭。[17]如何将变卖工厂的所得重新投入到能够获利的地方?这让父亲赫尔曼•卡夫卡很伤脑筋。最后还是儿子卡夫卡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用这笔资金盘下了女婿海尔曼在家乡的那处田产。一方面,精明的父亲看到了战时食品紧缺的现状给国内农业生产带来的良好前景,另一方面,这样也能够在不伤和气的情况下缓解奥黛拉与父亲的矛盾:时年24岁的奥黛拉一直想脱离父亲的工厂,寻求独立的生活;受布拉格犹太复国思想的影响,她想离开布拉格这座城市,到乡间从事农业劳动(see Kafka:176)。1916年11月底,卡夫卡迁入由奥黛拉租赁的、位于铁匠街的一间简陋小屋;1917年3月,他又迁入勋伯恩宫(Schönborn-Palais)一处拥有两个房间的漂亮住处,准备以此作为他和菲莉丝的婚房。[18]在此期间,卡夫卡迎来了一个创作上的高峰。

1914年7月28日,在德国允诺给予军事和后勤支持的情况下,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动了复仇战争。出乎意料的是,交战诸国计划当中的局部战争却迅速扩大为一场“世界大战”。[19]因此,英国战争史家约翰•基根认为大战实际上是一场“悲剧性和不必要的冲突”[20]。战火初燃,奥匈帝国的军队就在东线的加里西亚(Galizien)和南线巴尔干地区接连溃败。1915年5月,事先与德奥结盟的意大利出于本国利益,转而投入了协约国的怀抱。随后,罗马尼亚在1916年8月也加入了英法俄阵营,东西两线吃紧的奥匈帝国不得不开辟第三战场。在后勤供应方面,奥匈帝国军队主要依赖德国的支援,德奥军事同盟的主动权也牢牢掌握在德军司令部手里。1916到1917年间,德国农业歉收和协约国发起的海上禁运,造成了多瑙河帝国境内普遍的物资和燃料紧缺,饥饿和贫穷现象处处可见,布拉格、维也纳等地民众中出现了厌战情绪,罢工和抗议的声浪此起彼伏。在波希米亚王国内部,德意志族群与捷克族群历时已久的为争夺政治主导权而展开的斗争此时愈演愈烈。捷克民族主义作为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也趁着战争这个有利时机得到了进一步增强。同时,战争的失利、经济的恶化和民众生活水平的迅速下降,使犹太人这个群体成了各个族群眼中的“替罪羊”,不断受到叛国和投机的指控,其中一些被指控“不忠于祖国”的人遭到了军管当局不加审判的关押。[21]然而,上述政治事件却很少在卡夫卡的日记、书信和作品中留下明显印迹。长期以来,卡夫卡研究界和读者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外部世界,无论是历史事件也好,还是社会和政治状况也好,都与卡夫卡无关,他所感兴趣的只有‘其痛苦的内心生活表现’。”[22]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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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国文学评论》2015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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