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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分”与“合”:质性研究视角下农村区域性村庄分类

更新时间:2017-02-02 22:45:48
作者: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摘要:“因地制宜”进行“分类指导”是制定农村政策的基本方法,其前提是要对“地”的属性和“类”的划分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本文认为,质性研究是“因地”和“分类”的有效方法。“因地”和“分类”都反映了国家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分”与“合”是基本维度。为了把握各个部分的特性,需要引进“区域”和“村庄”作为调查和研究单位。根据“分”与“合”的维度,可将中国分为七大类型的区域性村庄。

   关 键 词:质性研究/农村/区域性/村庄

  

   在我国,经历了数十年的艰苦探索,且付出了沉重代价,才得以形成农村基本的经营制度及相应的基本政策和基本方法,即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但在实际进程中,为什么和怎么样才能做到“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因地制宜”,进行“分类指导”,却还有待继续深入探讨。在实践中往往出现“统得过死,分得过多”,或者“一刀切”,很难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作出决策。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地”的属性和“类”的区分缺乏深入调查和研究,对整个农村实际情况的认识更多的是片断的、零碎的、表层的。这就需要学界对中国农村进行深入调查和深度研究,为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国家决策提供依据。而区域性村庄则是农村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因地”与“分类”:质性研究方法

   社会科学是现代社会分工的产物。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重要的不是发表政策言论,而是为制定政策提供理论与实际依据,供决策者参考和选择。这是现代社会分工的要求。学者只有寻找到最适合于自己的位置,才能发挥自己独特的优势。长期以来,从事农村研究的学者不少,发表的成果更是浩如烟海,但是能够对决策层产生直接或间接、短期或长期影响的成果却少之甚少。作为学人,我们可以对政策发表意见,乃至评头论足,但最重要的是要反思,学者对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什么有独特价值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域辽阔的大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因地制宜与分类指导因此成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基本原则,也是农村研究的重要目标。所谓因地制宜,就是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宜的办法。这就意味着,此“地”与彼“地”不同;所谓“分类指导”,就是根据事物的类型状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这就意味着,此“类”与彼“类”不同。因此,“地”和“类”是在比较中界定的,具有一种区别于其他“地”和“类”的特质和特性。农村研究最重要的是准确把握“地”和“类”的属性和特质,政策制定者才有可能“因地”和“分类”作出决策。

   社会科学研究不同于一般的言论发表,特别需要方法论的自觉,并选择最为适合的方法达到自己的研究目的。农村研究要准确把握“地”和“类”的属性和特质,需要研究者在学术目标指导下,进行实地调查,收集资料,通过分析来完成,因此特别适合于“质性研究”(又被称为“质化研究”“质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被认为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主要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①。质性研究方法为什么是最为适合的方法呢?

   首先在于以实际调查为基础的多种资料的收集。农村研究要了解“地”和“类”的属性,需要直接面对“地”和“类”加以认识,而不能凭空想象。即使是文学作品特别强调想象力,也有必要的实体基础,否则容易产生鲁迅所说的“燕山雪花大如席”尚属正常的夸张,而说“广州雪花大如席”就太离谱了。正因为如此,做农村研究的,一开始就将实地调查作为首要方法。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重视实地调查的学科成为农村研究的重要支撑。实地调查的目的是认识对象,收集资料,但收集资料不仅仅依靠实地调查,还需要其他方法加以补充,如历史文献资料的收集等。

   其次在于整体性探究。农村研究要了解“地”和“类”的属性,需要在整体比较中发现。换言之,农村研究不能仅仅只是对某一个“地”和“类”进行了调查便得出结论,它需要对构成“地”和“类”的范围进行整体比较才能发现此“地”与彼“地”、此“类”与彼“类”的不同。在农村研究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对村庄的分类,但这种分类大多属于研究者对某一个地方和类型进行了调查得出来的结论,而不是整体内相同维度中的差异比较,因此很容易产生一村一类型的轻率结论。所以,为了在普遍性中发现差异性,质化研究并不排斥量化研究。只是量化研究很容易采用他人资料和数据,往往会造成资料来源的同质性无法发现“地”和“类”的差异性。

   再次在于通过归纳产生理论。农村研究要了解“地”和“类”的属性,调查和比较是基础,最后要产生结论和理论,即通过调查和比较,我们能够作出什么判断并提供给他人呢?从提供理论的角度看,质性研究与其他研究没有区别,区别在于如何得出理论。质性研究是通过归纳的方法产生理论的,这不同于理论演绎和量化假设。为了得出准确的判断,质性研究要求在自然情境下,而不是人为制造的场景下,通过客观中立的调查,获得完整准确的材料,然后对材料加以归纳,最后得出结论。只有这样,我们对“地”和“类”的界定才是可供参考和验证的。

   第四在于与对象的互动。农村研究要了解“地”和“类”的属性,要在与对象互动中发现。因为,农村研究的“地”和“类”与一般自然界的“地”和“类”有所不同,它是自然—社会—历史交互作用的产物。研究者在进行调查时,不仅要把握自然环境,而且要掌握人文社会和历史,调查中要与人交往和互动,才能发现“地”和“类”的属性及其与他“地”和“类”的区别。如在调查中,我们可以通过方言发现某“地”和“类”的属性及其区别,但方言只有在与对象互动中才能意识到。

  

二、“分”与“合”:维度与条件

   农村研究关注“因地”与“分类”,均涉及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因地”通常是指在一个国家整体内,由于不同条件形成不同地方的特点;“分类”通常是指对一个事物整体内的不同要素区分为不同类型。如何界定农村研究中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呢?这就需要寻找统一的维度,这一维度就是“分”与“合”。

   “分”是由整体中分化或产生出部分,包括分开、分散、分化、分离等;“合”是指各个部分合为一个整体,包括合作、合成、整合、结合、联合等。“分”在于个别性、部分性,“合”在于一般性、整体性。“分”与“合”是人类社会一般的表现形态。中国著名小说《三国演义》开篇就表达:“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现代社会科学通过不同的科学概念对“分”与“合”的状态进行概括,如经济学领域的“分工”与“合作”,社会学领域的“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政治学领域的“分权”与“集权”等。

   人类是作为个体的“人”与作为整体的“类”共同构成的。从人类社会的发展看,“分”通常意味着变化,由一个整体向不同部分的变化过程。如在中国,由“天下为公”分裂为“天下为家”,由“天下为家”分裂为“天下为人”,整体社会不断裂变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先是家庭,后是个人。“合”通常意味着秩序,由不同的部分通过一定方式形成一个有序的整体。尽管整体会裂变为个体,但个体不可能脱离整体而存在,任何个体都是相对整体而言的。将不同的个体结合为整体就会形成一种秩序。有序,整体就会存在;无序,整体就会解体。尽管“天下为公”会裂变为“天下为家”,但是一个个“家”又会结合成为“国”和“天下”。如“齐家治国平天下”,“齐”“治”“平”就是结合的机制与手段。“分”与“合”是相对而言,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这一关系是农村研究中的“因地”和“分类”的基本维度。

   人类社会的“分”与“合”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必然受条件的制约。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②构成农村研究中的“地”与“类”的条件并影响农村社会“分”与“合”的条件主要有:

   (一)自然条件

   自然是指人所面对的宇宙万物;是宇宙生物界和非生物界的总和。对于农村来说,自然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这在于农村是以农业产业为基础的,而农业与工业相比,对自然具有高度的依存度。自然条件为人们的生存设置前提条件,构成人们生存的自然环境。愈是人类早期,受自然条件的制约愈大;愈是农业社会,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愈大,甚至赋予其神圣价值,如“风水”。

   自然条件是由各种自然因素(包括人化自然)构成的自然环境系统,主要包括:天(气候)、地(地形)、水、土、区位等,形成了所谓的“一方水土”,即“地”,并分为不同的类型。而“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不同地方会产生不同人的特性和行为。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认为,气候是人的品性和行为的决定因素,“气候的权力强于一切权力”。酷热有害于力量和勇气,寒冷赋予人类头脑和身体以某种力量,使人们能够从事持久、艰巨、伟大而勇敢的行动,因此,“热带民族的懦弱往往使他们陷于奴隶地位,而寒带民族的强悍则使他们保持自由的地位。所有这些都是自然原因造成的”③。孟德斯鸠可能言过其实,但自然条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无疑具有重大作用,并制约着“分”与“合”。一般来讲,在自然条件比较适宜的地方,“分”的可能性更大;而为了应对恶劣的条件,“合”的可能性更大。

   (二)社会条件

   社会是人们通过交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社会是由各种要素构成的社会环境系统,主要包括: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经济要素、以人口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因素、以观念生产为基础的文化因素和以治理生产为基础的政治因素。由于不同性质的要素,决定社会分为不同的形态,而人类社会形态又是在一定的空间里存在的。法国学者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生产关系仅就其空间中存在而言才具有社会存在;社会生产关系在生产空间的同时将自身投射到空间中,将自身铭刻进空间。否则,社会生产关系就仍然停留在‘纯粹的’的抽象中。”④因此,不同的社会条件便造成不同的“地”和“类”,对人的行为产生直接的作用,并成为造成人类社会“分”与“合”的直接因素。如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合”的可能性更大,最小的经济单位也是作为共同体的“家”;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分”的可能性更大,最小的经济主体可以是作为个体的个人,商品经济伴随着社会分化,当然也意味着更高层次的社会整合。

   (三)历史条件

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生长、发展、演化的漫长进程。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都是在历史进程中变化并构成人类存在条件的,由此构成由不同文明断层组合的历史形态。只有将自然和社会条件置于不同的历史形态中才能发现其动态演化的过程,也才能更准确理解“地”与“类”的特性和对人的行为的制约。如人类社会就是共同体裂变为个体,分化为不同个体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由不同个体结合为新的共同体的历史演变过程。“分”与“合”贯穿于整个历史过程之中,但在不同的历史时空里表现形式则不一。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其《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便表达了这一思想。马克思更是从自由的角度论述了个人与共同体(“类”)结合的演变及其不同类型,指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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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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