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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玉坤:人民公社时期大田农作的女性化现象

——基于对两个西部村落的研究

更新时间:2016-12-20 01:12:20
作者: 胡玉坤 (进入专栏)  

  

   一、问题的提出

  

   农田作业的女性化现象是一个舶来的新概念。伴随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提速,“农业的女性化”问题逐渐进入人们视野。“男工女耕”和“386199部队”等现象,莫不折射了当代中国种植业主劳力日渐凸显的“女性化”趋势,并成为“三农”危机的表征之一。[1]

  

   殊不知,当下愈演愈烈的“农业女性化”现象,实际上是人民公社体制下的一个历史遗产,并与那个时代的日常农作实践在很多方面一脉相承。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人民公社时期(1958至1984年),致力于农田作业的妇女人数及其所承担的劳动份额时常超过男性。换言之,女性化事实上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常态化现象。毋庸说,农妇们在大田劳动中的作用并不亚于男性。那个年代大力弘扬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也不仅仅停留在官方话语或意识形态层面。

  

   1949年共产党执掌政权后,大规模动员和组织农村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旋即被提上了政策议程。这既是迫于当时经济建设的需要,也是出于妇女解放的目标。[2]始于土改到一连串农业合作化运动,再到农村人民公社建立,接踵而至的一波波政治经济运动很快就将大部分妇女都裹挟到集体的大田劳动之中。

  

   1956年高级社成立之后,妇女们走出家门参加集体劳动已是大势所趋。自那时起,除了参加集体劳动挣粮挣钱,乡村劳动力别无其他生活来源。像男人们一样,多数妇女不得不外出劳动,共同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一线劳动者的性别构成遂在不知不觉之中开始“变脸”,农妇们也逐渐从辅助劳动力变成了与男子并肩劳动的一支生力军。在1958年狂热“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全国农村妇女的劳动参与率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顶峰。

  

   有关人民公社的文字成果已汗牛充栋,但时至今日鲜有学者问津这个议题。目前仅有少数研究者尤其是境外学者对此有过零散的叙述。例如,旅美学者李怀印对江苏东台县某大队的研究发现,每个生产队通常都是女劳力人手多,男劳力人手少。例如,1977年,该大队第11生产队19-47岁的女性“整劳力”共计51人,20-49岁之间的男性“整劳力”有54人。在这些男劳力中,只有17人(占31%)参与日常分派农活;其余劳力共计37人(占69%),均有固定工种,不在派活之列,其中含3名队干部,3名机工,4名耕田手,3名队办企业工人,3名养猪场人员,2名窑工,2名渔民,3个木匠,1个铜匠,另有3人分别负责鱼塘、粮食加工厂和治虫等。相比之下,在51名妇女劳力中,有39人可供日常分派农活之用。[3]

  

   上文数据很直观地告诉我们,投入日常农作的妇女比男性多了22人。据该队一个前队长估计“至少有70%以上的农活”皆由妇女完成。他由此感叹:“要不是有妇女支撑,生产队早就完蛋了”。[4]

  

   在整个人民公社时期,日常农事活动的“女性化”,事实上显然不是一时一地的孤立现象。加拿大学者宝森在云南禄村做田野调查时,曾获得了该村一个生产队1980-1981年男女社员出工人数及工分数的详尽信息。共34户人家的这个队有男劳力37人,女劳力51人。尽管男性的工分值比妇女高(前者每天12分,后者10分),妇女所挣的工分却占工分总数的53%。[5]这无疑村妇承担了更多日常生产劳动的又一证据。

  

   基于对陕西三个村72名老年妇女50-60年代生产和生活经历的口述史研究,美国知名学者贺萧揭示,村妇成为农耕劳动力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些时候甚至是农田劳动的重要支柱。她在书中转引了一个前妇联干部的评说:“妇女不是顶起了半边天,在农业生产中,她们顶起大半边天,占了70-80%。她们是农业生产的主力。”[6]贺萧还敏锐地指出,“农业的女性化”支撑了毛泽东时代的农村经济发展,也支持了党和国家的积累战略,甚至为改革后的经济繁荣奠定重要基础。[7]但不无遗憾的是,除了“大跃进”这个时段,她主要透过妇女的回忆做了粗线条的勾勒,既未放在特定的村落场域中加以描述,亦未深究女性化的根源。

  

   一言以蔽之,由于第一手历史材料的匮乏,农田劳动女性化的主题迄今仍被遗忘和漠视,公社女社员的经济贡献也依旧被淹没在主流政治经济的宏大叙述之中。主要依据对内蒙和陕西两个村落研究的第一手数据,本文旨在较系统地剖析农田农作女性化的微观经历并探究其背后的主要影响因素。

  

   二、两个西部村落及其农业概貌

  

   本研究涉及的两个北方村落都位于西部,在此文中我们姑称为A村和B村。A村地处塞北的敖汉旗。这是一个蒙汉杂居的自然村。A村在集体化时代有四个生产队。这里为一年一熟制的种植结构。集体化时期的主要作物有谷子、高粱、荞麦、糜子、黄豆和黑豆等。当地的种植期较短,一般从5到10月。畜牧业相对而言较为发达。

  

   B村坐落在渭北高原的合阳县,位于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B村既是一个自然村又是一个行政村,由两个生产队构成。在集体化时代,它曾是所在公社数一数二的富裕村,常成为全公社农副业生产的领跑者。人心较齐,集体经济搞得相对红火,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很多方面常成为这里是一年二熟的种植模式,不光有春种秋收,还有夏收夏种。那时期,粮食以夏粮为主,主要有玉米、小麦、豌豆和大麦等。秋粮含玉米、糜子、豆类、荞麦、红薯及大宗经济作物棉花。

  

   A村和B村的户数和人口规模大致相当。据B村的档案记录,1957年,全村有64户,282人,劳动力共96个。到1984年人民公社解体时,全村有120户,540人,劳动力已增至294个。据旗地名志记载,1985年的A村有125户、500多口人。

  

   如下文所述,尽管两个村的种植结构和劳动过程不尽相同,性别劳动分工和农田劳作的女性化现象却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有惊人的一致性。

  

   三、“大跃进”运动:农业女性化的一个起点和一个巅峰

  

   1958年发起的“大跃进”运动,既是全国范围内农田作业女性化的一个起点,也是整个人民公社时期的一个顶峰。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并正式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此后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全国各地农村就一哄而起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农村是“大跃进”运动的一个主战场。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随之泛滥成灾,并最终变成了一个灾难性的闹剧。

  

   随着“大跃进”运动不断升级,各种大大小小的工程遍地开花。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纷纷转到钢铁和水利等战线,劳动力紧缺问题随即初露端倪。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妇女于是被组织和动员起来投入了农业生产。有的地方利用行政手段和政治强制搞起“一刀切”。据《人民日报》的报道,在云南曲靖、玉溪、楚雄等地,男人被调去大中型水利工地后,小型水利、积肥、盖猪厩、牛厩、厕所等活动几乎全部落在妇女身上。很多妇女还学会了犁田、挖田及使用手推车、赶牛车等活计。丽江县白沙农业社纳西族妇女,一年平均每人出勤300天,有的达320天,去冬今春以来,已积得人畜肥料达4634万斤。江川县妇女更是提出了:‘妇女要抵男人用’,3月底要完成妇女坝24个,绿化荒山800亩”。[8]

  

   大田主劳力的“女性化”现象不期而至。湖南宜章县妇女响亮地喊出了“男子大力炼钢铁,妇女接班搞农业”的口号。在衡水,经常参加农业生产的男劳力仅占总劳力的20%左右。[9]全国知名劳动模范申纪兰所在的山西省壶关县金星人民公社,妇女们也不甘落后,她们几乎包下了夏种和秋收的全部任务,共做了32万多个劳动日,占全社农业总工数的53.8%,每个妇女的劳动日平均比去年增加两倍多。[10]在四川,当地媒体不遗余力地鼓噪:“半劳顶全劳,妇女赛男子,老汉赛壮年”;“男子上前线、妇女顶住干,决心搞深耕,亩产要破万!”。结果,不少地方田里只见女人,不见男人,无怪乎,有人背地里挖苦人民公社为“人民母社”。[11]

  

   在狂热的“大跃进”运动中,除了一般农事活动,各地还同步开展了深翻土地、密植及养猪积肥等诸多运动。因男人外出的较多,繁重的劳作落到了妇女们头上。李怀印详尽描述过江苏秦村妇女成为深翻主力的一个个案:

  

   “大队把成年男女劳动力组成两个连,并进一步分成若干排以及更多的队。连、排、队的头领带着红袖章,上面有不同数量的黄线确定等级。这些袖章取悦了一些女性积极分子,她们对自己的领头人地位非常自豪,因此劳动起来格外卖力,同时也使其他女性的积极性高涨。秦村几乎所有20岁至30岁的女性都加入了深翻任务。而在‘社会主义大协作’口号的鼓舞下,其他大队的女性也加入其中。大队用彩旗和写着标语的横幅装饰工地,还任命一位音乐老师领着年轻女孩在劳动时歌唱劳动号子,以激励斗志。晚上,当女性们在搞深翻时,大队会在工地周围点上煤气灯。部分完成大队任务后,所有人便迁至激励之外的邻村干同样的活。因此,妇女成为深翻的主力军”。[12]

  

   在“一天等于二十天”的冒进中,全国各地农村妇女都身不由己被裹挟到大田劳动之中。例如,1958年,陕西农村妇女的劳动出勤率高达95%以上,1959年常年出勤的妇女仍维持在95%上,妇女劳动日数也由占总劳动日数的25%左右上升为35%以上。全省参加各项生产和劳动的妇女占劳力总数的41%。[13]

  

   1958年入秋收之后,各地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仍被捆绑在各种工程的第一线,以至于留在村里负责秋收的只有妇女、儿童和老人等弱劳力。[14][15] 例如,1958年秋,延安胜利人民公社四十里铺生产队有男全与男半劳力71个,其中59人都被抽去从事水利、煤矿、铁矿、瓦厂、运输及养路等工作,仅12人参加了队内生产。秋收、秋打、公购粮入仓等工作因而都以女劳力为主,特别是在入仓过程中,妇女们日夜突击进行晒、扬、碾压及送公粮等。[16]《人民日报》10月13日还专门刊发了一个“组织更多的妇女参加秋收秋种”的社论。

  

   作为“大跃进”时代的新生事物,妇女的超常规劳动得到了大力张扬。翻阅这个时段的《人民日报》不难发现,官方主流媒体连篇累牍且夸大其词地予以报道。在“乌托邦”式的狂热跃进中,农村妇女的劳动参与程度之高,范围之广,劳动强度之大是前所未见的。时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的曹冠群还特意撰文颂扬农村妇女的空前热情:

  

“出勤率高、出勤经常、劳动范围广、有大胆创造革新的精神。各地妇女出勤的一般占女劳力的90%左右,所作劳动日一般都比过去提高几倍以至十几倍,在兴修水利制服穷山恶水的战斗中,妇女参加的人数占全部劳力的30%到40%。(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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