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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星华:当代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转型

更新时间:2016-10-21 08:49:43
作者: 郭星华  

   摘要:近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纠纷解决机制发生深刻转变,受到社会各界关注。本文从路径选择、边界划定、关系区分三个维度入手,考察纠纷解决机制的转型:路径选择维度从“抑讼”转向“励讼”;边界划定维度从“全息”转向“片段”;关系区分维度从“差异化”转向“均等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转型受到社会变迁、国家治理理念转变、东西方文化碰撞等要素的影响。本文对三个维度的分析有助于学者们扩展对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考察纠纷解决机制的运作原理和现实效能,也有助于反思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

   关键词:纠纷解决、机制、路径选择、边界划定、关系区分

  

   作者简介:郭星华(1957-),男,湖南湘潭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会法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长。研究方向:法律社会学。

  

   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纠纷。纠纷是对旧秩序的挑战,是形成新秩序的动力,纠纷得到合理有效的解决对于维持社会和谐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谓纠纷解决(dispute resolution),指的是“在纠纷发生后,特定的纠纷解决主体依据一定的规则和手段,消除冲突状态、对损害进行救济、恢复秩序的活动”。[1](P273)作为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研究的传统领域,纠纷解决研究在国内外已取得相当的成果。然而何为纠纷解决机制,学界尚未形成一个明确、公认的定义。

   通说指出,“机制”的基本含义有三个:一是指事物各组成要素的相互联系,即结构;二是指事物在有规律性的运动中发挥的作用、效应,即功能;三是指发挥功能的作用过程和作用原理。[2](P33)我们认为,纠纷解决机制指的是纠纷解决方式的相互联系和运作原理。限于篇幅,我们集中讨论诉讼与调解这两个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纠纷解决机制包括诸多方面,我们选取了三个重要且未得到系统梳理的维度——路径选择、边界划定、关系区分——加以探究,从而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和法治建设过程中纠纷解决机制所发生的转型。我们借助韦伯的理想类型分析法,先从三个维度出发提出理想类型,在此基础上与不同时期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情况加以比对,从而加深对纠纷解决机制的理解。本文所涉及的纠纷,是发生在自然人之间的民事纠纷(即狭义的民事纠纷)以及由民事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那些威胁或潜在威胁国家政治秩序的案件不在本文论述的范围之内。

  

   一、路径选择的转型:从抑讼到励讼

   纠纷解决的第一步是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即路径选择(route selection)。已有对路径选择的研究多从民众的角度入手,立足民众的偏好与行动,或宏观地借助问卷调查加以定量描述,或微观地结合个案研究加以定性阐释,我们称之为需求视角。与需求视角相联系,是将路径选择转型视为社会变迁的结果,简言之,社会变迁产生了传统纠纷解决方式无法应对的新型矛盾和问题,促使诉讼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3]需求视角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然而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是在特定的价值体系和制度环境下形成的,受到不同纠纷解决方式的可接近程度以及相互关系设定的制约。需求视角未能对价值体系和制度环境的变迁给予足够的关注,也就无法充分理解路径选择的现代转型。下面我们从治理视角来理解路径选择的现代转型。国家在开展社会治理过程中,对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有两种偏好:其一是倚重调解,即限制民众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这种偏好我们称之为抑讼(anti-litigation);其二是倚重诉讼,即鼓励民众将纠纷交由司法机关解决,这种偏好我们称之为励讼(bene-litigation)。

   法制史学者论述中国传统诉讼文化或纠纷解决特质时,均引用孔子“无讼”的社会理想这一古代关于诉讼价值的核心表述作为论述的起点。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孔子虽然像别人一样听理各种诉讼,但追求的却是人世间没有诉讼的境界。在儒家思想体系中,诉讼活动与“无讼”的儒家社会理想相背离,对伦理秩序、社会秩序形成挑战,因而对诉讼的价值取向是否定、贬斥的,需要对诉讼加以抑制。由这一否定、贬斥的价值取向出发,形成了“抑讼”的诉讼设置。社会舆论方面,国家精英一方面通过“教化”进行道德感化,劝民息讼,另一方面对为讼者加以道德贬斥,营造“为讼有害”的社会舆论,以增加诉讼的道德成本。诉讼制度方面,国家精英通过限制诉讼主体和诉讼时点来增加民众提起诉讼的难度,使得诉讼不是人人、时时均可接触的途径。汉至清末这一漫长历史时期内,虽然在不同时段抑讼力度有所区别,但整体上古代社会纠纷解决的路径选择呈现出“抑讼”特征。[4]

   清末以来,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封建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受到挑战。自“五四运动”宣传“打倒孔家店”以后,儒家思想就逐渐失去其主流地位,“无讼”不再是精英们的价值理想,诉讼也不再是具有否定价值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封建法统被废除的同时,封建传统诉讼文化中的种种制度性、半制度性限制得以废除。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建设时期,逐渐形成了革命的诉讼文化传统,积极开展诉讼制度改革,便利人民诉讼,民众通过诉讼解决纠纷具有正当性。1950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做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指出:“关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方式和工作制度方面,废除了旧法院压迫人民,愚弄人民的司法制度,建立了依靠人民,联系人民,和便利人民的司法制度……在诉讼程序上废除了旧法院繁琐迟滞的诉讼程序,实行了简捷易行的诉讼办法,各级法院设立了问事代书处,帮助人民解决困难,便利人民进行诉讼。”[5]然而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民事纠纷解决方面仍着重调解,1943年《陕甘宁边区民刑事件调解条例》颁布实施,该条例规定:除了一切民事纠纷均应实行调解外,一些重大刑事罪以外的一般刑事罪亦在调解之列。中国共产党注重调解的一个直接目的是试图通过调解控制诉讼规模。1944年6月,边区议会通过《普遍建立调解制度,订立乡村公约,切实做到减少人民诉讼纠纷》的提案。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中同样指出:“应尽量采取群众调解的办法以减少人民讼争。”虽然中国共产党废除了“诉讼介绍制”,禁止“先调解后诉讼”,但在纠纷解决实践中仍然将调解前置于诉讼。以调解为主、审判为辅的司法原则贯穿于革命时期的民事纠纷解决之中。[6]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依法治国”以及1999年“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以来,国家精英积极树立“诉讼”在纠纷解决机制中至高无上的排他性地位,并将“诉讼”与“权利意识”相联系,认为参与诉讼是权利意识强的表现,进一步赋予诉讼正当性。在此过程中塑造了当代对于诉讼肯定、支持的价值取向,即“励讼”的价值取向。

   在“励讼”的价值取向作用下,诉讼设置发生转变。社会舆论方面,普法运动不仅将法律武器交给民众,还努力使民众懂得并敢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权。王海现象和一系列的一元钱诉讼在媒体上被赋予崇高的社会意义,法制栏目也结合日常生活中的纠纷来教育民众该如何打官司,破除民众的传统诉讼观念。诉讼制度方面,在“司法为民”、“诉讼便民”理念的引导下,中国的诉讼制度不断便民化、便利化,努力使诉讼成为人们可以接触和使用的实现权利救济的手段。而司法机关和法律从业人员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通过参与普法运动、提供诉讼服务、开展机构改革等方式将“励讼”的诉讼设置转化为社会现实。因而,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纠纷解决的路径选择具有“励讼”特征。[7]

   通过上文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纠纷解决的路径选择经历了从“抑讼”到“励讼”的变迁过程。对诉讼的价值取向从封建社会的否定、贬斥,到革命时期的消极、保守,再到当代的积极、肯定,发生了巨大反转。诉讼的制度设置,从封建社会对主体、时间的明确而严格的限制,到革命时期诉讼便民制度与调解前置实践并存,再到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推进的诉讼便利化改革,同样发生了显著转变。

   我们进一步探究路径选择转型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治理模式变迁。回顾纠纷解决路径选择的转型历程,其背后蕴含着国家对民事纠纷的治理特征从“简约治理”向“介入治理”的转变。黄宗智曾基于他对传统社会的研究提出“简约治理”这一概念:“清代对民法的整体看法被概括在它的‘细事’范畴中。……这种有了控诉才介入,并尽可能依赖民间调解和半正式程序的治理的基本进路,不仅运用于民法体系中,也广泛地运用于整个清代地方行政中。……清代利用准官员和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地方治理的方法也许可以用‘简约治理’和‘简约主义’来概括。”[8](P62~63)这一特征在革命时期得到延续,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都努力将民事纠纷交由基层组织自行调处,使司法工作更好地为中心工作服务。改革开放以后民事纠纷摆脱了“细事”这一标签,民事诉讼的重要性得到司法机关的重视。正如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唐德华在第六次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所说:“法律规定应当由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不能以复杂、疑难为由而不予受理;法律没有规定应否受理的,如果受理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利,也要积极受理。”[9]中国逐渐由“简约治理”转向“介入治理”,司法机关从传统时期努力与民事纠纷保持距离转变为当代积极介入到民事纠纷的解决之中。

   路径选择转型的更深层次原因则与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相联系,我们结合“礼治”和“法治”这两个不同的治理理念和模式来加以理解。在“礼治”社会,国家精英对于社会的治理在于建构与维持秩序,换言之,国家强制力只对冲击秩序、挑战秩序的人予以处理,秩序内的纠纷、矛盾则交由宗族、里老调处。国家希望社会自己解决纠纷,国家机构也尊重民间组织开展的纠纷解决,并一定程度上认可其效力。[4]在“法治”社会,“法”在治理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国家不仅试图通过法律来确立社会秩序,而且试图用法律解决社会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纠纷,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纳入法律体系之中。这正是国家介入民事纠纷的解决,鼓励、支持、吸引民众将纠纷交由司法机关解决的动力。

   我们通过上述梳理,提出了治理视角下对路径选择转型的解释。纠纷解决路径选择的转型是在特定社会治理理念指导下,通过对诉讼观念的改造和对诉讼制度的修正来实现的。“礼治”、“简约治理”与“抑讼”的路径选择可谓一以贯之,而“法治”、“介入治理”与“励讼”的路径选择则内在地相互亲和。

  

   二、边界划定的转型:从全息到片段

   纠纷解决的路径选择,讨论的是通过何种途径解决纠纷。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具有不同的规则和特质,当事人一旦选择了特定的纠纷解决方式,也就让渡了对纠纷解决走向的控制权,需要按该方式的规则和特质来解决纠纷。已有研究较多地关注纠纷解决的互动过程和规范适用,但我们需要超越具体的纠纷解决实践,来考察两个前置性的维度:边界划定和关系区分。

我们首先讨论纠纷解决过程中第三方如何划定纠纷的边界(边界划定,boundary delimitation)的问题。在此我们借助“初级纠纷”(primary dispute)和“次级纠纷”(secondary dispute)这一组概念加以分析。如果将纠纷视为一个谱系,纠纷存在一个产生、演化、积累、升级的过程。我们用Dn代表纠纷,n即双方发生纠纷的次数。如果n=1,说明双方当事人在发生纠纷之前互不相识,或者相识但之前没有发生过纠纷,这种没有历史渊源的纠纷我们称之为初级纠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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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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