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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格林:极权主义的起源

更新时间:2016-08-16 13:13:27
作者: 沃格林  

  

   埃里克·沃格林/著 SunGarchel/译

  

   此文作为对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New York:Harcourt, Brace, and Co.,1951).的评论最初发表在Review of Politics 15(1953)。

  

   简介:此篇文章是政治哲人埃里克·沃格林针对汉娜·阿伦特的名著《极权主义的起源》所撰写的书评。对20世纪所发生的暴行与惨状的分析与反思颇多,同为流亡美国的德裔思想家,沃格林与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研究方法、人类本性问题以及现代性困境的根源上存在着思想分歧。

  

   收录于:Eric Voegel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ume 11, Published Essays:1953-1965, Columbi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0.原文标题: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1953)      .

  

   在世界上生活着的绝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我们时代的极权主义群众运动的影响。不管人们是否是(这些运动的)成员、支持者、同情者、天真的纵容者、实际或潜在的受害者,也不管他们是否是处于极权主义政府的统治之下,或是否仍然享有组织起防御措施以抵抗灾难的自由,他们与这些运动的关系已然变成了他们的精神、智识、经济与身体存在(existence)中的一个紧密组成部分。西方文明的腐败,可以说是已经释放了一种尸体的毒素,通过人性的载体进行传播感染。在过去,从未有宗教创始人、哲学家、帝国征服者取得过这样的成就——经由创设一种全体人的共同关切来创设一个人类共同体。而如今通过西方腐败的全球蔓延之下的受难共同体,这已经得以实现了。

  

   即使是在令人满意的环境之下,政治科学家也不会轻而易举地就能对如此大规模和复杂的公共过程进行探究和理论化。在空间上,事实的知识必须延伸以涉及众多的文明;这一探究的主题将不仅要通过政府机构和恐怖主义组织来探究宗教经验及其象征符号,还要探究在恐惧与对暴行的习以为常之压下的那种人格扭曲。在时间上,这一探究将不得不通过一种文明的发展进程——它已经持续了一千年——来追溯这些运动的起源。然而遗憾的是,环境也并不尽如人意。实证主义对政治科学的摧毁仍未得到克服;理论工具的不充足仍然是阻碍对极权主义进行充分诊断的最大障碍。没有发展良好的哲学人类学,面对精神崩溃的现象而没有一种精神的理论,对政治现象的正确分类就是颇为困难的。因为在道德上的唾弃和情绪地存活着会遮蔽本质。此外,极权主义在我们时代革命性的爆发是一种世俗化演变的顶点。并且再次地,由于批判性理论不尽如人意的状况,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发育成事实的本质会使得明辨变得不可能。革命的灾难性表现,成千上万的人类遭受屠杀与苦难,给旁观者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他们认为相较于不久之前更为和平的时代来说,这是空前的,这种现象上的差异会掩盖本质上的一致。

  

   鉴于这些困难的存在,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所做的工作就值得仔细关注。它是这样一种尝试——通过追溯当代现象在18世纪的起源,来使得它们变得可理解,由此建立起一个时间单元,在其中极权主义的本质全然呈现。并且就极权主义的本质来说,它渗透到了理论上的相关性问题之中。这本书针砭时代之困境,但它自身同样也表现出了这些困境之所在,因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略微提及的那种不尽如人意的理论状况所留下的伤痕。它充满了精彩的表述和深刻的洞见——这些你只能期待从一个作为哲学家掌握了她那些问题的作者那里获得——但令人惊讶的是,当作者将这些洞见推进到其结果之时,那种细致入微的阐述突然变成了令人遗憾的平淡无奇。此种脱轨(derailments)尽管是颇为尴尬的,但却是具有教益的——有时候甚至比那些洞见本身更具有教益——因为,它们揭示了时代的智识混乱,比其他论调更令人信服地表现出极权主义观念为何获得了广泛接受并且会在未来的一段长时间里继续如此。

  

   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尽管受这三个论题所影响的现象在时间中是互相重叠的,但这三个论题还是粗略地以时间为顺序排列的。反犹主义在启蒙主义时代开始抬头;帝国主义的扩张和泛运动(pan-movements)从19世纪中期一直延伸到现在;极权主义运动属于20世纪。而且,这一序列是在极权主义特性朝集中营的暴行这一顶点迈进的过程中所逐步增进的极端与凶残程度的顺序。最后,它还是极权主义本质的逐步显露,从它19世纪的早期形式到它发展完全的样子——人类的虚无主义沉迷。

  

   然而,对这些材料的整理,如果没有触及到它的情感动机,便不可能被透彻理解。存在着不止一种处理极权主义问题的方式。并且正如我们将看到,是否阿伦特所做的分析便是最好的是无法确定的。不管怎样,毫无疑问的是犹太人的命运、大规模的屠杀以及被驱逐的人们的无家可归,对作者来说是一个情感震动的中心,从这个中心流露出了她探求惨状之原因的渴望,以明白在西方文明里属于同种类型的政治现象,并考虑阻止邪恶的手段。从一个具体的震动中心朝普遍化的推进过程,这一方法是由情感所确定的,因而导致了对主题的一种界定。震动是由人类的命运、领袖、跟随者以及极权主义运动的受害者的命运所引起的;因此,以下这些会成为论题:旧制度的崩溃与新制度的形成、个体在制度性变革时代的生命历程、行为类型以及正当行为观念的消解与形成。极权主义必须通过其在行为与制度媒介中所隐含的表现形式来理解。全书贯穿着这样一个主题:由于技术、经济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权力的变化,作为西方政治社会的庇护性组织的民族国家被淘汰了。随着每一变化的发生,社会的各部门变得“多余”(superfluous)了,它们失去了自己的功能,由此在它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存在方面受到了威胁。在法国,民族国家的集权化和官僚体制的崛起使得贵族成为多余的了;在19世纪晚期,工业社会的发展和收入的新来源使得作为国家银行家的犹太人成为多余的了;每一次工业危机都通过失业造成了人类的多余;20世纪的税收和通货膨胀将中产阶级消散成社会碎石;战争和极权主义政体制造了成千上万的难民、奴役劳工和集中营的囚犯,并将全体社会成员推到可牺牲的人体材料这样的地位之上。因此,就极权主义而言,这一过程的制度性方面体现在民族社会的崩解并且它们变形为多余人类的集合体。

  

   通过由人类命运所激起的情感来对主题进行界定,是阿伦特的著作的长处所在。对人及在社会剧变中引起其命运的缘由的关切,是历史编撰学的来源。作者从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件跨越到它们在民族国家集权化中的源头,这种处理方式勾起了对一种伟大处理方式的遥远记忆:修昔底德从大变动(kinesis)——在他所处的时期的灾难性变动,跨越到这些变动的来源之处,也就是波斯战争以后雅典城邦出现的那段时期。纯净状态之中的情感使得智识成为了一项认识与挑选相关事实的敏锐工具。并且,如果人类兴致的纯净并未受到党派性的玷污,得出的结果将会是一项地位颇高的历史研究,就目前所做的工作的例子而言,它的实质部分全然独立于意识形态的垃圾。作者令人尊敬地从今日那些党派争端中脱离出来,她成功地撰写了引起这些运动的环境史、极权主义运动自身的历史以及以上所有的人类人格的灭亡史,从早期的反资产阶级与反犹主义愤恨,延伸到当代的恐惧:那种所谓的“他不过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对成为这种人的牺牲品的恐惧。

  

   此处不是深入到细致探究的场合。尽管如此,一些话题还是得提出来,传递一种观念以表明这本著作的丰富程度。第一部分也许是在存在层次上的反犹主义问题的最佳简史。特别值得挑选出来关注一下的是这些部分:犹太银行家(court-Jews)及他们的衰落、启蒙与浪漫时期柏林的犹太问题、对迪斯雷利(Disraeli)的概述以及德雷福斯(Dreyfus)事件的简述。关于帝国主义的第二部分在理论上是最具穿透力的,因为它为现象之间的关系——它们很少被置于正确的、更广的背景当中——提供了典型概念。它包含了:对资产阶级的重大解放之研究,他们想要成为上层阶级,却不承担起统治者的责任;西方民族社会的瓦解以及精英与暴民的形成;18世纪种族思维的兴起;西方民族国家帝国主义者的扩张和帝国中的种族问题;相应的持续不断的泛运动和种族式民族主义的兴起。在这些更为宏大的研究当中,也注入了对特殊情境与人格的珍贵缩影,比如这些出色的研究:关于罗德兹(Rhodes)和巴纳托(Barnato)、布尔人(Boers)及其种族政策的特征、英国的殖民官僚主义、西方民族国家创建一种罗马意义上的帝国文化之无能为力以及接下来英国与法国帝国主义的失败、阿拉伯的吉卜林与劳伦斯中的幼稚病元素、中欧的少数民族问题。关于极权主义的第三部分包含着对无阶级社会的研究,这些无阶级社会是由一个社会之成员的总体上的过剩导致的。这部分还研究了暴民与民众之间的区别、极权主义的宣传、极权主义的监管和集中营。

  

   她对这些大量材料的咀嚼,是以脚注和参考书目记录下来的,这有时候显得宽泛了,完全失去了真正的历史学家巧妙叙述的那种乐趣,但却仍然以一般论文的概念性规范将这些内容集合在一起。然而尽管如此,在此处也不得不指出一项批评。如果作者使自己在她的处理中更容易地利用目前的科学状况所提供的理论工具,此书的组织结构相较于它所能达到的程度来说有点不那么严谨。她将多样化的材料整理成为一种极权主义叙事的相关性原则(principle of relevance),这个原则是——一种文明瓦解成为人类的普罗大众之集合却没有安全的经济与社会地位。而她使用的材料目前来说是具备相关性的,因为它们证明了瓦解的过程。显然这一过程与汤因比(Toynbee)所划分的那种内部与外部的无产阶级的增长是相同的。令人惊讶的是,作者并没有使用汤因比的那种具有高度区分度的概念,甚至他的名字都没有出现在脚注、参考书目和索引当中。如果对汤因比的成果加以利用的话,阿伦特所做的分析的分量将会有实质性的增加。

  

正如我们所表明的那样,这是一本杰出的书,然而不幸的是,由于特定的理论缺陷的存在,它招致了毁损。在社会形势和变化层面上对极权主义类型运动所做的处理,以及由他们所决定的行为类型,易于赋予历史因果性以一种宿命的味道。确切说来,形势与变化需要一种回应而不是决定回应。一个人的品质、他的感情的范围和强烈程度、他的德性所施以的控制以及他的精神性自由——是更进一步的决定性因素。如果行为不是被理解为一个人对某种形势的回应,而行为的各变种形式正是根植于人类本性的潜能而非根植于情形本身,历史的进程就会变成一股封闭的潮流,在特定的时间点上对此潮流所进行的截取就会是未来进程的穷尽的决定因素。阿伦特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她明白经济和社会形势中的变化不是简单地使得人们变得多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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