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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濂:“非经济社会”的诱惑再现

更新时间:2016-05-19 00:20:03
作者: 周濂 (进入专栏)  

   假如希特勒在1938年死于一场刺杀,德国人将会如何评价他?约阿西姆·费斯特在《希特勒传》中设想了这么一种可能,他的结论是:“只会有少数人犹豫把他称为德国最伟大的国家巨匠,或者德国历史的完成者。”这真是一个让人沮丧的判断,因为它很有可能就是事实。

   希特勒上台之前,由于他显而易见的混乱、癫狂和可笑,以至于多数知识人对他轻蔑有加,图霍尔斯基就曾经说过:“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他只是他制造的噪音。”希特勒上台之后,人们一开始对即将到来的政治清洗充满了恐惧,但是出乎意料的是,除了重点打击、定点清除了少数几个代表人物,多数人并没有真的受到波及,他们只是被雨点打湿了衣服,被大风吹翻了帽子,但并没有受到真正意义的伤害。于是,预想中的绝望,以及绝望中的反抗,都没有出现。相反的,人们暗自松了一口气,相互举杯,竟有了劫后余生的欢欣。

   更加致命的是,劫后余生的德国人发现他们正在“追随”希特勒经历一场极权主义“奇迹”:

   在经济上,“1933年1月,希特勒上任帝国总理的时候,德国有六百万失业人员。短短的三年以后,德国实现了充分就业。原先不堪入目的苦难与大众贫困,变成了普遍的小康状态。几乎同样重要的是,希望与自信取代了不知所措和绝望。更奇妙的是,从萧条到经济繁荣的过渡不是通过通货膨胀实现的,工资与价格完全稳定”。

   在军事上,“在希特勒就任帝国总理的时候,德国只有一支十万人的、没有现代武器的陆军,没有空军。1938年,德国成了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大国与空军大国”。

   在外交上,成功扩军意味着“废除了《凡尔赛和约》的关键部分,即对于英国与法国的政治胜利,意味着欧洲权力格局的剧烈改变”。

   面对此情此景,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在《解读希特勒》中干脆利落地做了总结:“从1930年至1941年间,不管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与军事方面,希特勒的所有行动都是成功的。”

   甚少有人能够抵御大国崛起带来的眩晕感。也正因为此,哈夫纳承认费斯特思想实验的结论:如果希特勒的生命在1938年戛然而止,德国人将会永久地怀念他、歌颂他,因为那些曾经对希特勒心存疑虑的人已经深深折服于他的“成就”和“伟业”。

   事后之明总是太过轻巧甚至廉价,哈夫纳说:“今天,老年人容易说:‘当时我们怎么能……?’年轻人很容易会问:‘当年你们怎么能……?’”但实情却是,对身处其境的人来说,“必须具有极为罕见的敏锐与深刻的眼光,才能在希特勒的成就与成功中看出后来灾难的根源,而且需要极高的人格力量才能抵抗这些成绩与成就的魔力”。

   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彼得·德鲁克无疑就是其中之一。这位日后成为现代管理学奠基者的年轻人当时还只是一个默默无名的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毕业生。1933年希特勒掌权之前的几个星期,年仅二十四岁的德鲁克开始着手撰写《经济人的末日》一书,最早的节录本在1935-1936年间由奥地利天主教徒和反纳粹的出版商以小册子形式印刷出版,1937年底完成书稿,1939年正式出版。今天,当我们站在尘埃落定的历史尽头回看《经济人的末日》,会不由自主地叹服于德鲁克的先见之明: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将会受其内在逻辑的驱使走向“终极方案”,也即屠杀所有的犹太人;西欧的大军将无法有效地阻挡德国人;斯大林最终会同希特勒签署协议。所有这些在当时正派的欧洲人听起来天方夜谭式的预言,都一一得到了验证。

   这是一本异常杰出的政治小册子——敦刻尔克大撤退和法国沦陷之后,英国首相丘吉尔下令把它列入英国预备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书目,以期起到政治教育和宣传的功能。但是这部小书名垂青史的原因不仅在于它的预见性和战斗性,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具独创性和开拓性的社会学专著。它不像哥顿·克雷格《德国:1866年到1945年》那样探讨极权主义的政治史和经济史起源,也不像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那样梳理极权主义的哲学史和观念史渊薮,对希特勒的生平个性更是只字不提(此类代表著作包括约阿西姆·费斯特的《希特勒传》、哈夫纳的《解读希特勒》),《经济人的末日》遵循的是韦伯开创的伟大的社会学传统,探讨社会力量的此消彼长,解剖个人的社会身份、地位、功能以及组织方式,对社会现象进行真正的“社会”分析,研究社会的紧张、压力、趋势、变迁和剧变。正因为观点和方法上的独树一帜,让这本小书不断地重印再版、历久弥新。在1994年的再版序言中,德鲁克不无骄傲地指出:“本书是20世纪前半叶,也就是极权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事件兴起之际,第一本试图理解这一主要社会现象的书。即便是20世纪后半叶,它仍是如此尝试的唯一作品。但愿光凭这点就能使本书值得一读。”

   当一件糟糕透顶的事情发生时,极度震惊的人们往往会像兔子呆视着巨蟒那样陷入肌无力和脑瘫的状态。一厢情愿地默念咒语“我没看见!我没看见!”或者“它会消失!它会消失!”是无济于事的,满腔愤懑地指责、控诉甚至反抗同样无济于事。抵御希特勒的魔力需要人格的力量,刺穿纳粹德国的盛世幻象则须凭借理性的力量。

   德鲁克认为:“所有抵抗法西斯威胁的运动皆徒劳无功的原因,在于我们根本不知道在抵抗什么。我们知道法西斯主义的表征,却不了解它的起因及意义。而那些自称反法西斯主义者、将反对法西斯作为主要信条的人士,所坚决抵抗的是他们自己捏造的幻觉。这种无知才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因此,分析法西斯主义之成因,看来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明白没有发生什么,或者说,在所发生的事情中,哪些是根本的,哪些是无足轻重甚至毫无意义的。

   德鲁克告诉我们,关于极权主义的成因与本质,有三种流俗的说法毫无意义:

   第一,极权主义是“人类原始残忍野性的恶意爆发”,这个说法之所以没有意义,是因为它能够解释的对象太多了——“暴虐、残酷和血腥是每一场革命的共有特征”;

   第二,极权主义是“资本主义拖延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一搏”,这个说法之所以没有意义,是因为它不过是在“扭曲历史”,纳粹德国的国防经济压根就不是资本主义,极权主义的兴起也与资本主义的失败无关;

   第三,极权主义的兴起是因为法西斯和纳粹“无耻而技巧完美的宣传手法”,以及“群众被宣传麻痹了”。对这个广为接受的说法,德鲁克的观点尤其让人意外,他直斥其为“对法西斯主义最危险也最愚蠢的解释”。德鲁克的理由是,首先,这个说法与事实不符:“直到法西斯主义胜利之前,所有宣传工具其实都牢牢地握在反法西斯分子手上。没有哪家拥有广大读者的报纸不极尽揶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能事,支持纳粹及法西斯的报纸则乏人问津、濒临倒闭。”其次,德鲁克认为“宣传只能改变本来就相信的人,也唯有满足人们现在的需求,或平息人们面临的恐惧时,宣传才具有吸引力”。一言以蔽之,“宣传并非起因,反宣传也绝非解决之道”。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德鲁克的回答是:“群众的绝望,才是理解法西斯主义的关键。”需要明确的是,此处的“绝望”既不是群体的心理幻觉,也不是政治宣传的扭曲结果,而是社会力量此消彼长以及社会结构变迁所导致的公共政治文化心理的真实体现。一言以蔽之,所谓群众的绝望乃是由“旧秩序瓦解又缺乏新秩序所造成的绝望”。

   有人也许会问,“群众的绝望”难道只是德意两国的特殊经验吗?它为什么没有蔓延到英法诸国,进而摧毁英国人和法国人对资本主义以及自由民主制度的信心?作为一个失败的民主实验,魏玛共和国可供检讨的问题非常多。有学者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当时半总统制和纯粹的比例代表制的结合,导致整个新兴的民主政体无法解决魏玛面临的基本政治经济问题,从而使独裁作为一个替代性的方案登场。也有学者从公共文化政治心理的角度解释魏玛共和国的失败,比如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在《非自由主义的失败》中认为,“非自由主义的倾向”在1866至1933年德国的政治发展中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具体表现如下:有非常多受过良好教育但不问政治的市民阶层,日益高涨的文化自豪感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强调德国道路,对魏玛宪法以及民主政府的深刻怀疑,对俾斯麦重大问题只能由铁和血才能给出回答的主张深信不疑。

   对德鲁克来说,德意两国之所以出现民主崩溃的现象,是因为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民族统一大业以及“崇高理想”对德意人民具有致命的诱惑力:“德国与意大利在19世纪吸引民众情感忠诚的伟大经验,不是因为资产阶级秩序的胜利,而是因为民族统一的胜利。两国的革命运动首先都以民族为目标,其次才是民主。为了民族统一而战,为了民族统一而流血牺牲。资产阶级秩序只是作为实现民族统一的工具才被接受的。”归根结底,德意民众与民主信条之间并未建立起真正的情感联系。一旦时势不利,就会出现“救亡压倒启蒙”、“民族解放压倒个人自由”的结果。相比之下,“英国、法国、荷兰和北欧国家为民主奋斗的经验和传统,则深植于民众的心中。这些国家早就完成了民族统一,因此民主信念能凭本身的条件显出情感的价值”。因此,哪怕西欧和北欧民主同样面临着“经济人末日”的威胁,但是民众在情感和情绪上依然对“民主表象(facade of democracy)”抱有忠诚。德鲁克相信,这种忠诚能够确保外在形式(outward forms)继续存活相当一段时间,哪怕背后的结构已经倾倒。

   人是热爱秩序的动物,古希腊哲人阿那克萨戈拉说:“在万物混沌中,思想产生并创造了秩序。”通过思想分门别类,让宇宙星辰各归其位,江海河川井井有条,飞鸟虫鱼适得其所,老少贤愚各司其职,人心才能安顿,社会才能安定。不同的秩序拥有不同的基准,在德鲁克看来,欧洲两千年来所有的秩序和信条都源自基督教,它以自由平等为目标,并且把最终一定会实现自由平等作为秩序正当性的根据。

   在极权主义兴起之前,欧洲人有过两次建立秩序的失败尝试:一次是资本主义,一次是社会主义。这两种主义看似水火不容,实则分享了同一种人性观——“经济人”,说得更明确一些,就是“人类自由从事经济活动是实现社会目标的方法。似乎只有经济上的满足,才是对社会重要且有意义的事”。

   资本主义曾经自信地认为能够“自动”实现自由和平等,但事实却是,经济的自由虽然导致物质富足,却无法实现平等,阶级冲突和社会撕裂不减反增,“这个事实摧毁了20世纪欧洲人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信仰”。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品和拯救者,苏联同样没有实现自由平等的理想。苏联的强大吸引力在于它承诺会带来“新的社会秩序”及“建立平等”,德鲁克认为他们“无法奠定真正的自由”。

   分析至此,德鲁克得出结论,导致经济人的末日,并且催生极权主义兴起的并非资本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是经济人的最后一搏,这场斗争一旦未果,意味着“再无可能调和经济领域的至高无上性与对自由平等作为社会之真正目标的信念”。

   这就是德鲁克眼中欧洲大陆正在发生的事情:旧有的社会政治秩序已然土崩瓦解,废墟之上,绝望中的群众亟需一种力量来填补真空,重建秩序。在德鲁克看来,资本主义和其他主义都无法实现自由平等的社会理想,传统的基督教会同样难堪大任,它只能“提供个人的避风港和精神寄托”,无法成为建设性的社会力量,“赋予群众一个新社会秩序的理性”。面对战争和失业这两个现代社会的恶魔,绝望的欧洲人亟需出现一个驱魔者,哪怕这个驱魔者看上去粗鄙不堪像个小丑,哪怕这个驱魔者本身就是伪装的魔鬼。

   万万不可将这里的魔鬼人格化为希特勒,在经济人末日被召唤出现的魔鬼,不是某种人格化的存在物,而是“法西斯主义下的非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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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h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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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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