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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剑:拉铁摩尔与施坚雅

——边疆研究内亚范式与西南传统中的歧异与互通

更新时间:2016-07-05 22:00:35
作者: 袁剑  

   [摘要]中国各部分的边疆存在差异,因此在具体的边疆区域研究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以拉铁摩尔为代表的边疆研究“内亚范式”和以施坚雅为代表的边疆研究“西南传统”在各自研究兴趣与路径方面有所不同,但如果我们以更具有连续性的内亚-西南分析视角来看的话,则可以在这两种研究范式之间找到其内在的互通之处,进而有助于更好地分析内亚与中国西南社会。

   [关键词]边疆研究;内亚范式;西南传统;歧异;互通

  

一. 问题的提出

  

   在范式作为一种学科共识被大家所广泛接受之后,围绕着范式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对某种学术传统的维护。自从柯文在其名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提出中国研究既有的三种模式:“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和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各自存在问题之后,关于“中国中心观”的看法日益为大家所接受。这种“中国中心观”认为,要从中国而不是西方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中国历史,并且要尽可能采取(中国的)内部视角而非(西方的)外部视角来分析中国历史中的相关问题,同时,在这种观念的导引之下,对原本作为整体分析单元的中国作横向与纵向的区块划分,进而对这些区块加以研究;此外,还鼓励历史学科之外的其他学科介入,以期形成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成果。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作为整体的中国这一研究对象进行内部划分的过程中,划分这种行为本身往往就带有某种预设色彩,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会将各区域之间本来具有的内在联系人为切断。这种情况尽管并非中国研究下的区域研究的本意所在,却在不经意间使研究的视野受到局限,从而使中国语境下的区域研究相互之间缺乏沟通。

   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和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分别作为内亚研究领域和中国西南研究领域的大师,在各自研究领域内可以说是如雷贯耳。他们各自在内亚研究领域和中国西南研究领域内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以至于人们在谈及他们的时候,往往会自然而然地将拉铁摩尔与“内亚”联系到一起,将施坚雅与“中国西南”联系到一起,而由于“内亚”与“中国西南”在地域上基本没有重合,[①]这样一来,在广义的中国研究层面上,这两个研究领域之间就缺少必要的沟通与互动,但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这两大区域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诸如茶叶贸易等,其路线贯穿这两大区域,并曾对周边社会与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如彭文斌先生所言,在国际学界对中国边疆及其社会的研究中,在不同的地区往往会有不同的研究取向,例如,海外对于中国西南边疆所进行的研究常常会采取带有汉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文明进化观”,而对于北部及西北边疆的研究则往往采用拉铁摩尔的范式,尤其注重其中的内亚因素与历史特征。[1]而就笔者所关注的内亚研究领域而言,目前还没有对施坚雅相关研究的借鉴与评述,而就检索到的关于施坚雅模式的相关论文,也没有对内亚范式加以借鉴或与内亚范式进行内部对话的文章。因此,本文就力图从拉铁摩尔内亚研究方式与施坚雅西南研究传统的比较研究出发,来初步探寻这两种研究取径之间内在对话的可能性。

  

二. 拉铁摩尔内亚研究范式的特征及其对西南社会的分析路径

  

   拉铁摩尔以“边疆”为切入点,创造性地以中国内陆边疆的四大地域(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作为论述的重心,并以此来观照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在拉铁摩尔看来,边疆不仅仅是纯粹地理学意义上的概念,“边疆(frontier)是一个共同体(community)占据一片领地的时候形成的。此后,边疆就随着共同体的活动与发展,或者由于另一共同体施加的影响而发生转变。由于历史是由社会发展的记录构成的,因此,对于历史学家而言,随着社会共同体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边疆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2](P. 469)具体而言,两种边疆在历史中体现出特殊的意义,一种是属于同一类型的两个共同体之间的边疆;另一种则是不同类型的共同体之间的边疆。而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类型相同的两个共同体逐步混融合一,但不论这种混融是通过征服还是协商一致的方式进行,所发生的变化基本上只表现为体量变大,在本质方面仍然一如其旧,而那些重要问题则进一步凸显出来,这将有助于促使社会与行政机构发生变化。而当一种类型的共同体(通常通过征服手段)取代其他类型的共同体的时候,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如果这两个共同体之间在实力与制度方面相差悬殊的话,那么,弱者就会被强者彻底征服。而当两个共同体类型差别很大,但实力相差无几的情况下,所形成的结果就是:新的共同体不仅人丁更多、领土更大,而且在性质上也将跟统一起来的两个旧共同体大相径庭。在这种相互关联当中,我们也要注意到,当一个扩张中的共同体占据新领地而驱逐那些生活其中的旧居民(或者其中的一部分)的时候,那些撤退迁居出来的居民在新的领土上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类型的社会。在整个中国与内亚边疆历史当中,存在着很多这种类型的转变。[2](P. 469)他的论述基本就是在对不同类型边疆社会的互动过程加以分析的基础上展开的。[②]

   值得注意的是,在拉铁摩尔的代表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他将中国长城以南作为一个整体单元,在与内陆边疆四大地域的对比论述中加以展开。在他看来,西南地区既是中国内地的一部分,不论这一地区向何种方向发展,中原式的社会方式都会将当地的部族民众吸纳进来,这一过程仍然在进行之中,尤其是在云贵等地,当地依然存在着很多不同的民族,他们一方面正跟中原社会结构逐渐融合,另一方面仍然保持着其自身的语言与文化特征,[3](P. 141)而与此同时,从地理角度来看,这块地区又紧邻着西藏这一边疆地域,[③]故而兼具中原特征与边疆特征。从政治与社会历史来看,西南地区成为中原力量与西藏力量彼此角力的区域。从藏地的视角来看,如果以政治和语言来衡量的话,在藏地边缘地区生活的河谷民众[④]很多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藏人。他们所生存的环境在某种程度上跟内亚沙漠绿洲的情况类似,并与周边的农业社会有或多或少的关联。而如果仔细观察四川与云南河谷地带的情况,同样可以发现这些民众与长江流域的社会与文化有内在关联,当地的民众可以说仍然以一种与森林农业、狩猎以及草原游牧有所差异的畜牧方式为生。[3](P. 143-144)而正是依靠超越各地地方政治力量的藏传佛教的影响,并借着当时整个亚洲地缘政治重要转型[⑤]的契机,为中国西南的相当一部分地区抹上了“藏式”色彩,并深刻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结构与生态。

   从对比研究的角度而言,拉铁摩尔也注意到了中原社会在向南和向北两个方向发展上的差异性。他指出,有必要将这两种情况加以区分。中原社会及其生产方式的拓展以两种途径展开,一种是社会向新地区的发展,而另一种则是中原政治力量向周边地区的拓展。在南部地区,随着中原社会与生活方式的展开,当地的山林与半热带地区的森林都逐渐转变为中原式的景观,比如说人群聚居的河谷、泉水灌溉的良田等等。汉人在自身繁衍生息的同时,与其发生接触的少数民族也逐渐接受了中原生活方式及其文化。在拉铁摩尔看来,南部少数民族部众的汉化,其历史意义要大于少数民族由于抵抗而被杀或被迫后撤到更为边远地域,因为由于土地变成中原社会机制所控制地域,因此确立在这一土地之上的社会逐渐成为中原社会,在这种总体发展趋势面前的政治退缩就显得无意义了。但是,在边疆草原地区,情况则大不相同,当地的汉人无法完全适应当地环境并拓展其社会组织与机制,因此就逐渐形成了草原体制与中原体制在某种程度上的妥协与混杂。[3](P. 325)从上面的论述来看,拉铁摩尔认为中原社会在南向发展过程中更容易形成一种生产方式与制度方面的控制力,而反过来看,位于西南地区山岭地带的那些还没有跟汉人混融的部落,在维持着更为原始的农耕方式,并仍然在高海拔地区以狩猎和采集为生。拉铁摩尔指出,但那些弱势民众在强势文化面前以这种方式退却的时候,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后果。在这种退却当中,一般的部落民众损失很大,但他们的首领却获得了统治力量上的回报:其部落结构更为稳固,首领权威也得以强化。[2](P. 475-476)中国中古至近代,西南地区所出现的诸多具有地方性的政权即为明证。

   当然,随着历史的推进,中国边疆社会的相关问题也有了新的变化。到了清末民初,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力量对华侵扰日深,控制当时中国政局的军阀政客遂开始将这些西方帝国主义的压力的一部分转移到内陆边疆地区,这就形成了拉铁摩尔所认为的“亚帝国主义”问题。在他看来,这种“亚帝国主义”采取了西方的一些方式,并以此运用到国内的边疆民族地区,在某种程度上使这些地区的部众与社会感受到了压力,进而以应激的方式,以清末民初边疆起事、暴动等形态体现出来,对中原地区的政治秩序造成重大冲击。

此外,拉铁摩尔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政治活动也使他对中国西南的地缘态势有更好的认识。在1941年,拉铁摩尔被任命为蒋介石的政治顾问,这一契机使他能够更近距离地了解中国西南。他当时曾不无感慨地说:“说真的,直到那时为止,我自己对中国的了解主要集中于中国的东北和西北。由于蒋介石1927年的政变——这次政变破坏了与中共的第一次统一战线,位于长江沿岸及其以南地区的国民党势力获得了统治地位。这涉及到地方和地区的形势,对此我一无所知。那时如果你问我,广东、广西或贵州在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我将无言以对。我未曾在该地区游历过,不了解那里的经济状况,也没有在那里做过生意,在北方我曾有这些活动。我所熟悉的北方势力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受到明显的限制。”[4](P. 90)而在他接下来的云南之旅中,拉铁摩尔注意到了大理附近的“白衣人”及其社会的重要价值。“那是大路旁的山谷中一座十分有趣的小城,几乎像群山中的一块沃洲。这里有一小块灌溉平原,农业得天独厚,旁边的溪谷延伸到山里。当地居民被汉人称作‘白衣’(白色的衣服)。关于这个地区,费子智(C. P. FitzGerald)写过一本很不错的书,名叫《五华楼》(The Tower of Five Glories)。[⑥]对于任何对少数民族感兴趣的人来说,这个地区和这里的人民都值得研究,因为他们正处在同化为普通汉人的过程中。……白衣人显得重要,还因为他们从事上至西藏高原下至缅甸的商队旅行。整个地区是文化传统的十字路口。它也曾经是19世纪后半期中国西南部穆斯林的一个重要据点,在最重要的穆斯林领导人中有一位来自云南大理。这些穆斯林尤其值得研究,我为没有机会自己来做这项工作而感到遗憾。尽管中国西北的穆斯林代表着沿近东经伊朗和中亚的商路进入中国的穆斯林势力,中国西南部穆斯林的主要历史影响则来自经营海上贸易的阿拉伯人,他们由波斯湾入印度洋,绕过马来西亚半岛,上溯至中国的最南端。作为穆斯林,他们有自己的特征。”[4](P. 123-124)拉铁摩尔的这种个案式预见后来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命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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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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