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当前研究视野的拓展和中国对外认知的深化，边疆研究也在逐渐扩展关注的时空范围。中国的边疆研究有其自身的独特历史及其传统，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逐渐关注边疆治理与跨界现象。而与此同时，由于世界内部的关联性，自近代以来，外域各国的边疆实践及其观念变迁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国自身的边疆认知。通过梳理美国、法国和泰国边疆概念的研究个案，力图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揭示边疆研究所具有的域外资源及其比较可能，为更全面地认知中国边疆研究提供必要的外部视角。
关键词：边疆研究；域外资源；美国；法国；泰国
作者简介：袁剑（1981—），男，江苏苏州人，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中亚研究与边疆研究。
一、边疆研究的世界语境：问题的提出
随着近些年来世界范围内对于民族国家、疆域、认同等相关问题讨论的深入，边疆研究作为认知国家与社会内部整体性空间及其内在权力结构关系的重要路径与方法论，也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对于边缘地域、社会与族群的区域研究，从而构筑了当代国家整体性认知的重要方面，并通过历时性的推演，探究更为久远的古代国家与社会的边缘场景及其内在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的边疆研究的推进与深化，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认知当下的民族国家体系及其在全球化浪潮影响下的内在变迁提供了必要的工具。
边疆现象是一种世界的普遍性现象。鉴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中国的边疆研究带有更多的史地色彩，跟传统的历史地理研究形成独特的内在关联，主要关注历代王朝边地控制与治理问题；而在同时期的欧洲，历史上各大帝国也关注其边疆地域的定位及其对自身政治的影响。总体而言，在整个古代，不管是欧亚大陆的东方还是西方，都存在着一个将边疆从一个“局限区域”的定位逐步转变为“混杂区域”定位的过程。在欧洲，以巴尔干、俄国问题为主要对象的“东方问题”就是这种“混杂区域”的鲜明体现；而在古代中国，长城及其周边地域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这种“混杂区域”。
随着近代世界的理念变迁，传统的帝国纷纷向民族国家结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关于国家、政权、区域的分类也随之发生变化，曾经长期具有属人特质的一般意义上的藩部－部属结构与分类在治理中逐渐消解，而具有属地特质的边疆结构逐渐形成，并成为作为帝国结构继承者的民族国家结构化叙事的基本分类。
中国的边疆研究同样在近代转型中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担负起了救亡图存的学术使命，为塑造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重要而关键的学术基础。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体地缘环境的变迁与中国国力的增强，当代中国的边疆研究已经摆脱了当初救亡图存的历史需求，开始面对全球化浪潮下如何认识和面对内部区域协调发展以及边疆地区在中国－域外的国际交往中所起到的连接枢纽地位。这既不同于古代中国语境下对于边疆史地的探究，也不同于近代积贫积弱背景下基于国家独立与巩固而对边疆在国家内部所具有的政治军事安全所进行的相关研究，而更多面对的是当代边疆地区发展及其内外交流与互动的问题。这是中国边疆研究在当代最为重大的转变。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我们不应忽略整个世界在同一时期内的各国边疆话语发展问题。由于世界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巨大性与复杂性，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大国在边疆理论方面存在着历史语境层面的差异，其中就包括由地理大发现、殖民主义以及像英、法等欧洲本土帝国竞争及其延伸出来的殖民地话语竞争。在这当中，存在几种主要的边疆理论框架，这些框架要么基于国家合法性论述，要么是为了实现从血缘民族向疆土民族的定位转变，要么为了地缘政治安全，而在具体的实践中，各大国往往会是这些框架的综合。这些边疆理论话语之间的竞争，往往是基于实力政治，并建基于逻辑一致性和历史连贯性的概念竞争。
因此，当我们重新面对和审视一个充满多样性和关联性的复杂世界时，中国域外各国在边疆方面所具有的特质及其在各自国史叙述中所展现的连续性与逻辑性，就值得我们在当前这个时代有更全面的把握。这一方面能使我们更好地认知近代以来整个世界层面在民族国家建构方面所具有的共同趋势及其在边疆概念方面的相关表征，另一方面也让我们认识到各国因其自身历史、文化与世界观而在边疆话语层面呈现出的独特性，及其在这种独特性背后所呈现的政治与现实行为方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的眼光始终是同时关注中国与世界的。只有当我们对世界范围内各国的边疆理论及其关键概念加以必要的关注和认知，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与认识中国自身边疆理论及其实践的发展过程，并更全面地理解近代以来西方帝国边疆话语经由殖民地的相关实践而对当时中国所造成的外部影响，从而更好地理解和认知近代以来中国边疆理论发展所受到的内外部影响，进而更好地认知全球化时代边疆社会所呈现的“跨界”现象及其理论阐释。从根本上说，理解边疆研究的域外资源，将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自身的边疆研究并为实践提供比较新可能。
二、美国语境下的“边疆”概念：特纳之外的新意义
作为当今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其国家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边疆逐步拓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以特纳（Frederick J.turner，1861-1932）为代表的美国边疆学派在这一时期为美国精神和美国疆域版图的构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893年，特纳在题为《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演讲中指出：“在美国人的思考和表达中，‘边疆’已经逐步意味着定居区边缘，而不是像欧洲那样，意味着政治边界（political boundary）。”这一论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们认知美国边疆特质的重要基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疆域拓展史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背景。当我们关注美国边疆的特征时，也需要进一步对特纳的相关论述进行新的思考。对此，美国学者约翰·Ｔ·朱里塞克作了详细专门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思考与认知美国边疆概念演变及特纳相关定义内涵的重要线索。
他指出，特纳定义中的这一“边疆”概念，实际上是在19世纪晚期被创造出来的，在这之前，所有的相关含义都传承自欧洲。朱里塞克认为，《牛津英语词典》中“边疆”一词的主要条目可以被视为近代以来的英国人和欧洲人使用这一词汇的微缩历史，这一定义与其他欧洲语言的著名词典所作出的解释是相似的，意指：“（1）一个国家直面或者说面对另一个国家的那部分区域；（2）边界地区（The marches）；（3）与另一者相连接的边境或末端。”他进而指出，对这一定义的适当解释，事实上就包含了“边疆”一词的三种意涵，需要将它们三者区分开来。上述三种意涵的第一个，描述的是一个国家的外缘，换句话说，就是边境。上面定义的第三个在某些方面有很模糊的意涵，这一意涵被理解为一个“与另一方相毗连部分的末端”，甚至“边境”也可以意指一条边界线，在这里，他将其看作是“边疆”的这三种相关意涵中的第三种。上面定义中的第二个意涵———“边界地区”（The marches），在逻辑上可能、在时间顺序上也处于另外两者之间。此外，同一本词典也告诉我们，“边界地区”（march）意味着“将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分隔开来的大片争议区域”，就是说，它是一个中间区域（intermediate）或者边陲（borderland）。“边疆”三种相关意涵中的第一个，我们往往将之视为（与“边境”同义）一个地区（areal）概念，并且这片领土仅仅属于某一个国家或者一群人。第三个意涵（与“边界”同义）则是一个线条概念，并且这条线不属于某一个国家或一群人，而由好几个共同占有。第二个意涵（与“边陲”同义）则是一个过渡形式，“边疆”依旧是一个地区，而不是一条线，但是其不再被设想为由某一个国家和人群单独占有。与另外两个意涵相比较，“边疆”的第三个意涵很少见，并且在现代参考工具书中也很少被提及，可能这一意涵最为常见的时期就是既不是“边境”也不是“边界”占主导地位的时候，这大致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
他进而认为，特纳对欧洲用法所具备特征的描述是误导性的，但是，相比较而言，特纳对于“边疆”的美国意蕴所作的描述则更不精确。很明显，特纳没有注意到之前已经考察的三个弃用的定义，因此过度简化了美国的用法。但是，当他忽视了“边境”、“边陲”和“边界”这些来自于欧洲的更为现代的定义也在美国使用时，他所犯的错误也就更为严重了。特纳似乎是在说，美国为“边疆”所赋予的重要界定，即人口稀疏的定居土地的外部边缘，几乎在美国一直占据主流。他含蓄地将这一关键立场保留了下来，即使有其他人将这一点更为直白地表述出来，迄今为止也没有任何批评能对之发起挑战。随后的历史学家甚至是词典编撰者，也将“边疆”一词的美国用法一直或者几乎是共识的这一观点作为事实接受下来。但实际上，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对早期美国词典和同义词文献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证明这一论断的精确性。作者进一步分析并介绍了“边疆”的六种定义，并且对其中四个在19世纪之前北美所普遍使用的含义进行了分析和举例。可以发现，这四个中的三个（“前哨”、“屏障”和“边境”）都来源于欧洲，还有一个（“边疆”意味着“边疆开拓者”）来源于北美，剩下的两个定义（“边陲”和“边界”）在后期才出现。这四个含义中的每一个都有军事内涵，尤其是当这一词汇在美国早期用作形容词时，其通常是表达诸如“边疆的防御”、“边疆的战争”和“边疆的束缚”。除了“屏障”这一含义，这一词汇通常都用复数。在这样的语境下，可以从众多的例子（前哨、边疆开拓者、边境）中加以概括。从时间轴上看，在19世纪之前，“边疆”一词在美国的用法并不是分析的重点。19世纪之后，在相关的美国早期参考工具书和其他史料中，这一词汇在意义层面并未显现出多大创新，也没有出现任何模糊或深奥的使用方式，更没有发现特纳的定义。但这样的概括在进入19世纪之后越发难以成立。
我们可以说，至少是在这一词汇用于美国西部的时候，美国对“边疆”的使用开始转向特纳的定义。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19世纪晚期之前，人口与美国边疆位置的确定之间没有直接联系，这是我们在关注美国边疆概念变迁时必须认识到的问题，即美国人口与边疆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固有的。1840年，作家库珀在小说《探路者》中写道，当书中人物达到尚未有人定居的安大略湖沿岸时，其中一位大喊：“我们已经远离人类居住地了！…… 这里就是边疆（frontier）。”在19世纪60年代之前，当美国人谈起边疆时，他们习惯于捍卫它们，而不是开拓它们。到了特纳的时代，他所使用的“边疆”概念已经完全与领土分离，所表达的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形态和进程。与此同时，随着印第安人王国的瓦解，“边疆”概念开始只在白人中使用，在印第安人中则消失了，相应地，“边疆人”（frontiersmen）的概念也从负面转变为正面形象，成为美国开拓进取精神的代言者。
总之，我们可以发现，英文的“frontier”，源于古典拉丁语“frons”和中古拉丁语语“fronteria”，在1400年左右的诺曼征服后不久进入英语世界。美国最早使用的“疆”（frontier）一词，至少有三个义项，两个来源于英格兰（边境上的堡垒；抵挡攻击的屏障），一个来源于美洲（边疆开拓者／边疆人frontier-man），这些义项随着时间的发展都逐步消失。边疆的线状“边界”含义逐步取代了片状“边境”含义，在19世纪下半叶占据了统治地位，政治意涵逐渐超越了军事意涵。在19世纪早期之前，美国语境中的边疆实际上更多指涉“边境”（border）。在殖民时代和建国早期，盎格鲁裔的美国人谈起边疆时，通常指各殖民地、州或者国家或多或少比较稳固的外缘，因为在当时，这些外围定居者绝大多数与印第安人毗邻而居。直到19世纪，印第安人势力衰落后，“边境”（border）一词才广泛运用。当“边疆”一词运用于美国西部时，美国才从根本上转向特纳的定义。因此，通过对美国“边疆”概念的梳理，我们可以这么认为，特纳对美国边疆的叙述，更多的是一种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疆域版图的倒推式叙述。国史叙述本身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或者说，特纳的这一边疆话语替代了美国国史叙述的角色，并构筑了20世纪中期之前美国国家建构的主体框架。
三、法国语境下的“边疆”概念：“自然边疆”的历史及其变迁
作为重要的欧陆帝国，法国边疆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独特的过程，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构筑了特有的“自然边疆观”（natural frontier）。早在1885年，阿尔伯特·索雷尔（Albert Sorel）就不无远见地指出了地理在法国政治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到了黎塞留（Richelieu）的时代，随着法国政局和周边环境的变化，法国的边疆更显得“是由自然绘制的界限”。进入法国大革命时代，这种整体性认知依然延续了下来，当时的革命派领袖，如乔治－雅克·丹东（Georges-Jacques Danton），依然认为法国的边界线是由自然所划定的。可以说，不管是在法国的专制主义时代，还是大革命时代，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在政治高层的相关决策中，都秉持法国的这种自然边疆观，而这种观念逐渐内化成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主导法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理念，与此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构筑了定义法国疆域及其空间的核心概念。总体而言，这一自然边疆理论作为一种实践性的模式，得以长期以来有效地塑造出法国的独特身份，并作为一个组成部分，最终塑造了关于法国自古以来即有的国家神话。在这种整体话语当中，“自然边疆”作为一种独特要素，通过将共同的语言、历史、边界与疆域综合运用的方式，为塑造法国这一理想化的统一体（ideal unity）创造了基础，进而为构筑共同的法国认同奠定了整体性的基础。
在塑造共同的法国认同过程中，“边疆”概念也经历了历史性的变迁。如果我们考察法国历史语境下相关概念的情况，就可以发现，从１３世纪晚期开始，法语中的边疆（frontières）和边界（limites）就开始有所区分。从那时起，法国的君主制开始逐步强化，并开始通过宗主权来对其连带性控制区域的“边疆”（frontier）加以治理。这种边疆更多地具有军事上的意义，往往指代与对方相关的攻防区域（前沿与前线区域），与作为权力空间范围界限的边界线（the linear boundary）和分界线（line of demarcation）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不管是边界线还是分界线，实际上更多地不具有军事涵义，而是具有法律意义，它们都指代具体的管辖区域之间的边界（limites）。从阶段性的意义上来看，上文所述的这种具有军事意义的“边疆”（frontier）概念，可以说是对13世纪之前传统的以罗纳河、塞纳河、默兹河以及斯海尔德河作为区分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四条河流”观念的巨大突破。
18世纪是法国“自然边疆”观奠定的关键时期，但这一时期的相关叙述与法国大革命时期对于“自然边疆”的叙述又有所不同。对于法国长期以来具有的君主专制传统来说，由于缺乏意识形态上的必要性，因此自然边界的相关实践并不占有重要地位。只是随着法国社会内部思想和语言层面的变化，法国的边疆表述逐渐凸显出新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整个法国社会舆论从偶尔使用“自然边疆”（frontiètresnaturelles）这一概念，开始转变为重复运用“自然边界”（limitesnaturelles）的概念。这种转变，既是法国疆域空间认知层面从自然边疆向自然边界的转变，同时也标志着法国社会与政治层面的重大变革。可以说，在启蒙的语境下，原有的与山脉、河流等相关的自然边疆要素逐渐让位给了更具弹性的“自然边界”概念，并以此来更好地论证法国的空间与认同。
在具体的操作和实践层面，君主专制时期的法国在领土边界上大量使用线条，并通过各种方式明确本国边界。因此，到19世纪70年代末，随着当时民族国家体系与实践的进一步推进，当时的法国疆域版图基本已经连成一片，只剩下仅有的几块飞地。在19世纪初期所签订的几个边界协议中，除了对位于法国南部的比利牛斯山边界加以确定之外，其他的内容都少有变动。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由于社会舆论的作用，关于法国自然边界的相关理念及其现实早已成为共识。以此为基础，在后续的大革命时代逐渐形成了关于革命扩张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在革命后的法国对抗欧洲“暴君”的革命战争中逐渐成型的，并随着法国对外扩张的推进，使法国的国家边界现实与自然边界学说形成关联。在拿破仑三世时期，“民族政治”（politics of nationality）跟对于法国自然边疆的特别关注，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贯注到法国关于阿尔卑斯山脉以及莱茵河沿岸外交政策的具体实践当中。
总体而言，法国的自然边疆观是强有力的，它在法国的政治实践中常常会周期性地凸显。在从17世纪一直到20世纪的法国国家建构过程中，这种自然边疆观展现出其兼具地理学和历史学的诸多内涵，并经历了一个从军事意义上的边疆向主权空间意义上的边界的变迁过程。从历史的发展阶段来看，这种自然边疆观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特征。在17世纪，法国的自然边界观念具有了相应的历史形态，不管是在黎塞留，还是在路易十四的时代，它都超越了既有的所谓高卢自然边疆，在塑造统一的国家认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8世纪，这种自然边疆观失去了军事性与历史关联性，成为启蒙思想框架下的政治改革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展现了法国在相关国际问题上的弱势；法国大革命以新的方式将自然边疆政治化，并使其具有了革命扩张的新意义，从而将其从凡尔登的“四河之境”转为古代高卢的“自然边疆”；到了１９世纪，在法国君主体制与共和传统的彼此调和过程中，这种自然边疆观逐渐成为法国民族统一体的象征，并随着印刷出版技术的发展，得以在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广大社会阅读群体中传播，塑造出更为稳固的共同认知。
正如海斯（Carlton Joseph Huntley Hayes, 1882-1964）所概括的：“它们不但保存了共和国和雅各宾民族主义，而且也在四年间得到路易十四这一漫长朝代所不能得到的法兰西‘自然疆界’———阿尔卑斯山与莱茵河。它们随地传播雅各宾民族主义的原理与习尚。它们的成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其大部分的成因不在军事上的特殊技术进步，而在一种在军士与同胞的心中产生出来的气质。”可以说，“边疆”在法国认同的型塑中起到了关键性的角色，甚至成为后来法国大革命话语的一部分。
四、泰国语境下的“边疆”概念：东南亚的空间与传统
专注东南亚研究的著名人类学家利奇，在关注当地社会的内在结构时，曾这样提醒我们：“在任何一个不存在重要自然边界的地区，地图上相邻地区的人们很可能相互之间———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关联的，不论它们的文化特征如何。只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有序的，并非完全杂乱无章，那么它们内部就暗含着一种社会结构。”理解这种结构本身，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所在的社会及其空间样态。由于东南亚地区本身的地理与生态，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独特组织样态和关系类型的社会与政权结构，也就是曼荼罗（Mandala）结构。这种结构不同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关系结构类型，它不具有长期的稳固性，所展现出的往往是在那些没有明确边界而同时又能大致确定的区域内部的一种独特而又不稳定的政治状态。在这一区域当中，为获得安全保障，一些较小的权力单元会向周边的各方寻求庇护。从形态上来看，曼荼罗可以像六角形那样拓展或收缩，其中每一个角都可以包括一些朝贡的大权力中心。如果条件合适，其中的一些纳贡政权就不再像原先那样朝贡，转而建立它们自己的臣属关系网络。这种结构与我们在东亚世界所了解的朝贡体系有所差异。这种理念反映在东南亚的古代政治实践中，就不仅没有稳定的、分隔的、界限分明的界限，甚至连近代意义上的边界线观念都显得格格不入。在这一地区，功能相同的边界是由接触区（zones of contact）和间歇性的阵地战区域组成的。在边界之内，每个王国或公国的“主权”扩展的限度，是由一种权力关系决定的，而这种权力关系总是会发生变化。东南亚的殖民边界，是当地环境施加的压力和欧洲人所带来的影响之间互相作用的产物。在边界概念和实践上的持久差异，部分是由于东南亚的环境背景和历史经验的特点所造成的。该地区一般多山，其特征是狭窄的南北河谷，很少有能承载密集人口的平原。这导致人口地理分布不均，人口密度相对集中的中心很少。这种定居状况，不仅使整个地区的政治统合变得困难重重，而且还使政权中心对边远地区的政治控制与治理成本大为提高。
泰国（古称暹罗）虽然是近代东南亚地区唯一未被西方殖民的国家，却同样经历了由传统的边界意识向所谓近代西方边疆观念的转变。当然，这种转变的过程是漫长而曲折的，期间也伴随着战争与妥协、灾难与苦痛。一般而言，泰国观念中的传统边界往往有如下几个特征：（1）它不是由中央权威所决定或认可的；（2）每个城镇的“边界”（泰语称为khetdaen）主要是由它所保护的周边地区的范围所决定的；（3）一个王国的边界（khetdaen）延伸到这些外围城镇以及它们的权力能够达致的区域的极限；（4）并不是因为整个边疆被看成是在一个主权国家之下的区域，因此这块区域就受其控制；（5）在一些地区，一个哨所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双方民众都能被允许穿越两个边疆城镇之间的地区或者随便居住下来；（6）假如在两个敌对国家之间存在着一条走廊式边疆，那么一方的民众就被允许在他们一侧的走廊地带生活，但不允许进入另一个主权国家控制下的地区，这种情况下巡逻队的巡视区域就意义深远且必须加以确定；（7）主权的边界可以在没有另一个国家同意或者承认的情况下加以确定；（8）边疆地区是否开放，标志着近代两个邻国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在近代之前，两个相邻政权之间的边疆关系也类似，只不过以不同的方式来加以体现。随着近代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其边疆观念也作为西方地理知识的一部分带到了这一地区，并与泰国本土的“边疆”概念形成了差异与冲突。英国人所秉持的“边疆”（boundary）观念跟泰国本土的边界（khetdaen）观念有着质的不同。正因如此，泰国所秉持的本土边界观念受到了干扰，而“boundary”观念则将自己塑造成一种意指的替代品。换句话说，通过一种具有兼容性的术语学，“boundary”试图将其观点打造成一种兼容性的信息。在这种语境下，其指涉的内容变得模糊不清，同时展现出不同的观念。这种情况导致了变动不居的实践———两种边疆观念的实践活动相互混杂，直到形成一个最终的结果。当然，统治这种边疆实践活动的规则，也同样受到了干扰，并发生了变化。通过同意被卷入到与“boundary”观念相关的实践活动中，泰国官方已经让新的规则与实践行为确立起来。泰国官方越是同意英国人的要求，他们与本土边界（khetdaen）相关的习惯性行为就越是被撼动、改变，并向英国人的规则靠拢。
在这种环境下，近代泰国所经历的边疆危机，实际上就是由泰国的传统边界观念与近代英国或法国边疆话语之间的冲撞，各自对于领土性（territoriality）的理解不同而引发。结果就是，伴随着近代西方地理学的渗透以及民族国家体系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的逐步成型，长期以来当地所存在的共享主权逐渐被近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排他性主权（专有主权）所替代，近代泰国也不得不接受以英国边疆观为基础的西方地理学划界原则，在冲撞与妥协中保全自身的疆域版图，进而在这种疆域的近代转型与变迁中继续书写并阐释自身的这段历史。
五、结论：国史叙述、比较视野与边疆治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边疆概念构成了各国边疆理论话语的基本单元，而在这个过程中，国史叙述则构筑了各国边疆理论话语的整体背景，并为边疆理论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历史性资源。美国、法国和泰国的事例都告诉我们，它们正是在对自身国史的叙述中逐步实现了对自身边疆理论的构筑与整合，并最终形成了各自的国家认同。近代殖民帝国的扩张过程，同时也是这些帝国边疆理论及其概念在全世界散布的过程。涉及到当时的东方世界，我们可以发现，殖民帝国的边疆概念的话语流动深刻影响了殖民地及其周边区域，例如位于东南亚的英、法殖民地当局，通过与当时中国的边疆冲突与划界活动，而对中国西南和南部边疆地区造成事实上的话语影响，与此同时，俄国、日本等国在中国西北、北方和东北边疆地区同样通过制造边疆争端、构筑不同的边疆观念等方式，对中国在这些区域的边疆话语造成巨大影响。时至如今，这些影响依然会在特定的背景和场合下凸显出来，影响中国自身边疆理论话语的权威性与完整性。曾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海斯在1945年12月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所作的著名演讲《美国边疆———何为边疆？》中，曾这样期待学习历史的美国学生：你们“不管研究方向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发展，如果能同时成为一个外国历史的专家，懂得如何进行比较研究，将来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更加出色的历史学者，更容易摆脱偏见的困扰。同样，一个学习外国历史的学生如果能够把自己的领域扩展到他所研究的国家之外，也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学者们在研究一个特定历史课题，比如民族主义、奴隶制、民主、边疆等等时，无论其当下的研究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有多么特殊，如果他想要让自己的研究旁征博引，见解睿智，就必须对其他具有可比性的问题博学多识”。如果说，这是二战刚刚结束之际，一位美国学者对于迈向全球大国地位的美国及其世界视野的期待的话，那么，在新时代的入口，同样作为大国的中国，我们的边疆研究也理应有对于外域视野与比较研究的期待。无论中外，我们所有对于外部世界与外域国家的认知都将回到对于中国本身的思考。中国边疆理论话语的形成，不仅受到本身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而且还受到近代周边列强及其殖民地边疆话语的制约，除了美国边疆学派、法国的“自然边疆”观之外，还有俄国边疆扩张理论及其实践、英国的“科学边疆”观等，而这些又与该国或殖民母国的国史语境存在紧密的关联。因此，要更全面清楚地了解近代以来中国边疆理论的形成史，就完全有必要了解和认知域外诸国边疆理论及其核心概念的形成历程。
当代的世界正在为中国展现出更多的可能。正如斯文·赫定在他《丝绸之路》一书中所指出的，在丝绸之路所经过的地方，过去曾在诸多国家和帝国之间爆发过血腥的战争，但是，文明之间的和平往来却始终未曾因此中断，他并且期待：“中国政府如能使丝绸之路重新复苏，并使用上现代交通手段，必将对人类有所贡献，同时也为自己树起一座丰碑。”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边疆在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关联中也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而边疆治理在新的语境下也将呈现出与以往的边疆稳定与管控所不同的新面相。在这种转变当中，我们理解外域的经验与实践，也必将更好地促进本国边疆理论的发展与完善，为当代中国边疆理论体系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