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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旭东:影响思想史的20世纪出土古书

更新时间:2016-05-11 00:05:45
作者: 方旭东  

   20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国思想史研究一方面继续受到西方学术的滋养,另一方面也开始分享由于大量出土古书发现所带来的收获。从70年代的马王堆帛书到90年代的郭店楚墓竹简,每一次重大发现都在思想史界掀起一股研究古书的热潮,开出新的学问,而其影响更是绵绵不绝。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先秦这一段向称难治,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史料问题,因为年代久远,上古遗献存世甚少,且传世文献真伪难辩。然而,随着古书源源不断的出土,这一问题得到很大改观。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学科壁垒,考古学与思想史研究各行其是,出土古书的价值在思想史学者那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在这方面,国内学者远不及欧美、日本同行。当然,迅速、全面地利用考古成果,这对思想史研究者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过,当务之急也许是对已有发现作一清理。本文即是尝试。作者在学习出土文献过程中,综合前辈时贤已有成果(注:这里要着重提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的工作,他不仅写了这方面的大量著作,近年来还在北大专门开设了“出土文献与学术源流”课。本文即采用了李先生的很多成果,以下将随文标出。),对20世纪的出土古书作了一个初步梳理,现将札记所得献诸学界,错漏之处尚祈专家学者指正。

   一、什么是出土古书?

   在报告20世纪出土古书之前,我们先对什么是出土古书作一界定,顺便回顾一下古书的发展历史。作为背景知识,我想这是必不可少的。

   旧的历史学家主要依靠传世文献甚至神话传说来研究古人,然而传世文献只占古人原著总数很小的部分而更多的是已经遗失(注:据胡适估计,“中国古代哲学的史料于今所存不过十分之一二”。(《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页。),即便是这些为数很少的传世文献,因为几经辗转很难不失原貌,有时甚至以讹传讹、谬种流传,更把人引至迷津,因此“辨伪”成了很重要的工作(注:关于中国辨伪的历史,可参看顾颉刚《中国辨伪史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有关古代伪书的介绍,可参看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以及张心澄《伪书通考》、郑良树《续伪书通考》等书。)。自从王国维提出“地上之史料”与“地下之材料”相互发明的“二重证据法”(注: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4页。),考古学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始进入历史研究(注:也有学者对此说法提出异议,参见Lothar von Falkenhausen,"On the historiographical orientation of Chinese archaeology", Antiquity, no. 67, pp. 839-849。)。但王国维所说的“地下之材料”主要是殷墟甲骨和商周金文,他自己就据此写了《殷周制度论》(收入《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就思想史研究而言,甲骨文、金文可以作为《诗》、《书》等传世文献以外的殷商和西周的史料(注:如候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已经这样做了。),毕竟,十万枚以上的甲骨中的刻辞自然能够反映殷商时代的一部分知识与思想状况,而周代的铜器铭文亦可以藉此窥见一点周人思想演进的脉络。至少,甲骨金文可用以与传世文献对证,例如以前人们怀疑《尚书》里的《商书》是伪作,可是甲骨文中发现有“王若曰:羌汝……”(意思是“王这样说:羌,你如何如何。”),这说明当时就有“诰”这种文体,《商书》中的“王若曰”,“微子若曰”并不是周人的伪作。(注:参见董作宾《王若曰考》一文。)不过,甲骨金文都有其局限性,它们文字都比较简洁,并且主要用于卜筮、纪念,因此不可能把很多东西都记录下来,也就是说,它们涉及的只是当时社会生活很小的一部分,不能认为甲骨金文没有的东西,当时就没有。甲骨金文属于金石学或古物学的范围,还不是我们要说的出土古书。

   我们知道,根据书写材料的不同,古文字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墨子》),但有文字的东西并不都叫做书。古人说:“著于竹帛谓之书”(许慎《说文解字•序》,按照现代研究书史的学者的分法,刻在甲骨、金属、玉石等坚硬物质上面的文字叫做铭文,而记载于竹、木、帛、纸等易损材料上的文字才称之为书。(注:通常人们常把甲骨、铜器混同于书籍,但实际上铭刻(inscriptions)与书籍(books、manuscript)是不同的。参见钱存训《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年。)简牍帛书又分为作为档案的书和作为典籍的书(注:此为李零《出土文献与学术源流》(讲义稿)第二讲“三种不同含义的‘书’”中的观点。)。前者即古代文书,如包山楚简中的《集书》、《集书言》、《受期》、《胥狱》等篇,云梦睡虎地和龙岗出土的秦代法律文书,江陵张家山出土的法律文书,西北边塞遗址(如敦煌、酒泉、居延、上孙家寨)出土的汉晋军事文书,以及尹湾汉简和走马楼三国简等等,它们主要是社会史研究的领域。与思想史、学术史关系最密切的是后者,即历代史书《艺文志》、《经籍志》中著录的“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古文献”(ancient literature)。本文所讨论的就是这些出土的古书。

   中国古书的历史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战国秦汉的简帛书—魏晋隋唐的纸抄本—宋元以来的刻板印刷。现代人所能见到的古书很少,只是古书演习过程中最为晚出的那部分——就是这些古书在一般图书馆也被收为“善本”,妥为珍藏。在现代考古学建立以前,人们是通过“辑佚”的形式来获得对秦汉以前古书的一鳞半爪的了解,所谓“辑佚”就是将古书的引文、佚文搜集整理,这方面,清代学者做了不少工作(注:清代学者很重视搜集古书佚文,比较著名的有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三种》以及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除此而外,他们还积极利用古书引文考订传世本,参看《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影印版,1986年)所收各种精校精注本。)。出土发现却使许多秦汉古书失而复得,其价值自然又在“辑佚”之上了。

   (1)西汉孔壁中书,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坏孔子宅(在今山东曲阜市)所得,包括《古文尚书》、《礼古经》、《礼记》、《论语》、《孝经》、《春秋左氏传》。(据《汉书•艺文志•立艺略》“书”类,又《说文序》、《论衡•案书》。)

   (2)西晋汲冢竹书。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今河南及县)人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墓)得竹书数十车,包括《纪年》13篇、《易经》2篇,《易繇阴阳卦》、《卦下易经》1篇、《公孙段》2篇、《国语》3篇、《名》3篇、《师春》1篇、《琐语》11篇、《梁丘藏》1篇、《缴书》1篇、《生封》1篇、《大历》2篇、《穆天子传》5篇、《图诗》1篇,又杂书19篇,共计75篇。(据《晋书•束皙传》。)

   不过,发现最多的还是20世纪。以下,我们就来介绍20世纪出土古书。

   二、20世纪出土古书举要

   20世纪简帛的发现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共20批,200多种(不包括档案文书类)(注:据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1988年)(《李零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2~57页)、《出土文献与学术源流》(讲义稿,1998)第四讲“简帛的埋藏与发现”。):

   第一个时期(1901~1949),以西北汉晋简牍为主,除楚帛书外,其他都是夹在文书简中的零星碎句。共5批:

   (1)尼雅东汉魏晋简,1901、1907年斯坦因(Aurel Stein)所获;

   (2)楼兰东汉魏晋简,1901年斯文赫定(Sven Hedin)所获,1909年桔瑞超所获;

   (3)敦煌汉简(包括酒泉汉斯),1907、1915年斯坦因所获,1920年周炳南所获,1944年夏鼐、阎文儒所获;

   (4)居延汉简中的古书(注:参见劳干《居延汉简考证之部》,1944年四川南溪石印本。)1908年柯斯罗夫(Pytro Kuzmich Kozlov)所获,1930-1931年贝格曼(folke Bergman)所获;

   (5)子弹库楚帛书(湖南长沙)(注:参见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华书局,1985年。),1942年,73长子M1。

   第二个时期(1949~1970),古书开始露面,但战国古书只有长台关楚简中的一个残篇,汉代古书只有磨咀子汉简中的《仪礼》和《曰书》。共2批:

   (1)长台关楚简(河南信阳)(注:参见《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1957,M1;

   (2)磨咀子汉简(甘肃武威)(注:参见《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1959年,M6。

   第三个时期(1970~1990),西汉古书大发现,以银雀山、马王堆的发现为标志。共12批:

   (1)银雀山汉简(山东临沂)(注:参见《银雀山汉墓竹简》共3辑,文物出版社自1985年陆续出版,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1972年,M1、2,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以及《佚书丛残》(包括“论政论兵”和“阴阳时令占侯”两类)、《散简》、《元光历年历谱》;

   (2)旱滩坡汉简(甘肃武威)(注:参见《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1972年;

   (3)马王堆帛和竹简(注:参见《马王堆汉墓帛书》壹、贰、叁,文物出版社,1980、1983、1985.《六十四卦》(周易),《文物》1984年第3期。)(湖南长沙),1973年,M3。包括:《老子》甲本、《老子》甲本后古佚书(《五行》、《九主》、《明君》、《德圣》)、《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经法》、《十六经》、《称》、《道原》)、《老子》乙本、《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足臂十二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脉法》、《阴阳脉死侯》、《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导引图》、《养生法》、《杂疗方》、《胎产书》、《十问》(竹书)、《合阴阳》(竹书)、《杂禁方》(竹书)、《天下至道谈》(竹书),以及《周易》、《丧服图》、《刑德》甲、乙、丙三本、《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篆书阴阳五行》、《隶书阴阳五行》、《木人占》、《符录》、《神图》、《筑城图》、《园寝图》、《相马经》、《长沙国南部图》、《驻军图》;

   (4)八角廊汉简(河北定县)(注:参见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定县40号汉墓出土简简介》(《文物》1981年第8期)。),1973年,M40,竹书包括:《论语》、《儒学者言》、《哀公问五义》、《保傅篇》、《太公》、《文子》、《曰书•占卜》;

   (5)新居延汉简(注:参见《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牍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其中有《相利善刀剑》、《算术书》、《九九术》、《医药方》、《仓颉书》、《论语》以及历书、干支表、纪年简等;

   (6)睡虎地秦简(湖北云梦)(注:参见《睡虎地秦简》(线装本,文物出版社,1977年;普及本,文物出版社,1978年)以及《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1975年,M11。竹书包括:《为吏之道》和《曰书》甲、乙本;

(7)双古堆汉简(安徽阜阳)(注:参见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简介》(《文物》,1983年第2期)。),1977年,M1。包括竹书:《仓颉篇》、《诗经》、《周易》、《年表》、《大事记》、《杂方》、《作务员程》、《行气》、《相狗经》、《辞赋》、《刑德》、《日书》、《干支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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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动态》2000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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