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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敏、张晓纯:媒体人离职转型的四大原因

更新时间:2016-03-05 22:06:32
作者: 陈敏   张晓纯  

   2015年11月,原北京日报社副社长李洪洋、新京报传媒副总裁刘炳路、网易新媒体中心总监龙志先后离职,再加上之前9月份,原中央电视台知名主持人郎永淳、张泉灵离职,传统媒体人频密的离职事件一次次引发公众的关注和讨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陈敏和张晓纯对2009年~2015年间52位媒体人的离职告白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后发现,传媒体制的禁锢、新技术的冲击、媒体经营的压力以及个人职业规划等四个方面,是媒体人阐述自己离职理由时的主要归因。 

  

   体制禁锢:理想遭遇折磨,媒体人渴望更自由的表达

   笔者在进行离职文本的内容分析之前,一个初步的预设是:报道空间的受限、传媒体制的禁锢是媒体人离职的重要原因,他们应该会在文本中大量分析、批评这种现状。但在梳理文本后却发现,52个样本中,只有5人较多地阐述了体制方面的影响,其中3人来自央视。

   比如,崔永元抱怨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题目遭到枪毙是常态,“报题按两个月算,九期节目,至少要报二十到三十个题目”,“这样的事后来越来越多,忍无可忍,到1999年我顶不住了,我厌烦了”。

   从三位原央视记者的讲述中可以看出,报道选题被毙,且这一情况长时间、大量地存在,直接影响了记者的工作热情,尤其是和新媒体相对宽松的报道空间进行对比,这种传统媒体内部的禁锢更让媒体人感到苦闷。

   原《京华时报》记者康少见提到:“近两年的纸媒,尤其是传统媒体深度新闻的操作遇到了很大的政策性限制。我入行12年,这两年感觉到政策的变化给深度新闻的原创部门带来很大压力,无论是记者还是上层的副总、总编辑,压力都特别大。很多我们感兴趣的选题都没办法操作,也没办法开发和运营。需求和现实的矛盾会让人特别难受……这种煎熬很难去适应。我已经咬着牙适应了3年,现在真的觉得应该寻求些变化。”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对内部束缚表达不满的媒体人基本来自央视和市场化报纸,但这样的话,对于新闻行业争取外部普通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了解传统新闻人出走时的内心苦闷,揭示新闻行业转型中遇到的制度瓶颈,就显得不够了。

  

   技术冲击:新媒体崛起,媒体人感慨“黄金时代”不再

   身为媒体人,他们往往能够较早地敏锐感受到新技术给传统媒体带来的冲击,从《南方都市报》跳槽到网易、后又从网易离职创业的龙志认为,“除了大家经常抱怨环境不好,更直接的是来自外部,来自网络的冲击,更先进的技术,实实在在地冲击了传统媒体”。

   原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制片人马东从开机率下降的数据,意识到这个行业“从根上发生了巨变”,“如果对此麻木,就不是一个敏感的媒体人”;记者王晓亮称,“2013年,都市类媒体真正意识到了寒冬……在新闻法尚未出台、职业化还未成型、新闻专业主义还没来得及建立的时候,都市报已经进入末日黄昏”;原《东莞时报》编委高宏利称自己“既抓住了纸媒黄金十年的尾巴,也慢慢看到了危机四伏的星火”;傅剑锋则感慨,“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已经完全被互联网所替代了……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下一个黄金时代一定是互联网的了”。

   “生态系统被打破”、“黄金时代过去了”、“身处夕阳行业”、“传统媒体天平翘起”、“沉没的巨轮”……将上述媒体人对传统新闻行业的比喻意象放在一起,可以很清晰地勾勒出他们对传统媒体无可挽回地衰落的悲观心态。

   而这种说法,早在2010年末,面对刘东华的离职,曾任《京华时报》总编辑、《中国周刊》执行社长兼总编辑,时任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的朱德付就提出,“这也是在向一个时代告别,而那个时代,充满了光荣与梦想”。朱德付称,从2005年前后开始,传统媒体已经基本走完了它的生命周期。新媒体的冲击让传统媒体成为强弩之末,像刘东华这样的老媒体从业者已无法再在这个领域超越自我,选择转型是一种对历史潮流的顺应。

   不过,被迫离开央视的媒体人王青雷坚持认为,不能将当下中国传统媒体衰落的现象过分推给技术因素,“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这场变革的本身是技术革命的结果,因而传统媒体的溃败无可挽回。坦白地说,在中国,这是一个并不完全正确的结论。包括央视在内在中国传统媒体,真正的溃败原因不是无法对抗新媒体的冲击”。而2015年12月刚从《南方人物周刊》主编岗位离职的徐列也认为,“记者并没有衰落。现在是传统媒体衰落、新媒体兴盛的时代,而记者永远处在黄金时代”。

   尽管有记者将自己的离职视为“从旧体制里逃离出来”(王晓亮),但仍有部分离职媒体人,如原《南方周末》记者叶伟民、方可成,拒绝用“逃离”来形容自己和新闻的关系:“不希望用‘逃离’这样的词来形容自己的选择。我从记者经历中获益颇多,这一行业的吸引力也并非同行们自嘲的那般不堪(方可成)”;“并不是理想本身产生了动摇,而是实现理想的方式和手段正在变化”,叶伟民产生“强烈想走出去的想法”,看看个人以及这个行业到底还有什么样的空间和可能性,他认为自己是带着这样的好奇走出来的,绝非“逃离”。

   应当说,记者们谈论“逃离”与否,往往是就原机构和体制而言的,对于新闻行业本身,他们即使离开,仍不吝赞美。“新闻媒体是伟大的行业(徐洁云)”,“对于新闻,我没有半点抱怨和不值,我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这样一个充满荣光和骄傲的行业,无悔(张国栋)”,“虽然现在大家都不愿意谈责任和理想了,但在电视节目中还需要责任和理想”,“拥有话语权的新闻工作者,应该用你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引导观众,而不是一味迎合,这非常重要(白燕升)”。

  

   营收压力:采编不如运营,媒体人担忧减薪甚至失业

   至少有6位媒体人在离职告白文本中谈到了传统媒体在经营方面的困难,这种困难未必是自己所在媒体已经遭遇到的,更多的是整个行业的、带有恐慌传染情绪的经营困难,“全国很优秀的纸媒(能排到全国前十的纸媒),经营收入很多都降了四五成,而且相对于去年同期是亏损的,这就让员工对未来、前景有很大担忧——哪天这个媒体不在了怎么办,失业怎么办(康少见)”;媒体人已经意识到,“形势比人急(胡赳赳)”,“却又没有一个好的应对策略(江雪)”,“纸媒的日薄西山之势无法阻挡……即使如澎湃新媒体的尝试,亦未让人看到经营模式的希望(张国栋)”。原《外滩画报》总编辑徐沪生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自身转型原因时就谈到:“但凡纸媒能再活5年,我都不会出来创业。之前的老板待我不薄,薪水很不错,我个人又几乎不花钱,骑车上下班。但是,形势逼人,不创业就要失业。”

   媒体经营压力之大已经从经营部门传导到采编队伍,甚至开始直接影响记者的薪酬和地位,这让习惯于只考虑内容生产的传统媒体人感受到巨大的心理落差,原《南方都市报》编辑黄长怡在离职告白中提到,“那个时候的纸媒更纯粹,只对内容谈内容,做报道就是做报道,媒体人觉得自豪的地方在于采编和内容的彻底独立,采编不管经营怎么样,只做独立的内容,但现在是很难实现的,现在媒体不管是任何一个环节都要至少考虑能不能传播起来”,“呈现一种‘采编不如运营’的趋势,现在能直接拉动业绩的是经营部门,采编似乎没办法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认为资本不在乎新闻、不重视高品质新闻的想法,厄舍(Usher)在对离职媒体人的研究中也发现类似现象,但该文认为,以为过去的黄金时代更重视新闻理想,可能是一种错觉,那只不过是因为过去媒体经营上没有压力,有钱投入内容生产而已,媒体盈利的好处是可以做高品质新闻,而不是相反,不能倒果为因。

   当然,尽管收入方面是短板,但传统媒体行业的“自由”仍是不少离职记者所怀念的,原《南方都市报》记者张国栋在长微博《和泪埋葬理想》中说,“这份职业除了没有达到财务的自由,但时间、空间、心灵的自由,在离开她之后,才发现这些是何等宝贵和不易”,记者郎朗也认为,“在媒体的收入可能不高,但是在时间上你是自由的,也就是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个人选择:求新求变,媒体人重新规划职业生涯

   在梳理媒体人离职文本时发现,他们其实花了更多的篇幅在阐释自己的职业选择,这种在公开文本中与自己的对话,似乎更多的在说服自己、解释自己。武卿在解释自己写离职告白的原因时分析到,一方面,对央视也许有种“对恩师的感情”,另一方面,“我需要给自己一段历史做结,我们文科妞、媒体人,有时候就这么‘能扯’。此外,有些东西,我要释放,释放之后才能放下。还有,作为媒体老兵和创业新兵,我需要和用户、关注我们的人沟通,告诉他我是谁、价值观是什么——写文章是我的方式”。对于离职记者的这种“情怀”,学者魏武挥分析,在职业转折当口,那些离职创业的媒体人尤其需要说服自己、为自己打气。

   (本文摘自陈敏 张晓纯:《告别“黄金时代”:——对52位传统媒体人离职告白的内容分析》。阅读原文及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新闻记者》2016年第2期原文)

  

  

本文责编:lih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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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号“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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