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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阿克曼:宪制发展的三条道路

——兼论欧洲联盟的危机

更新时间:2015-12-20 09:40:16
作者: 布鲁斯•阿克曼  

   现代世界有着三条通向立宪政治的道路。按照第一条道路,局外的革命者用宪法做出承诺,将他们的新政权立基于在此前革命斗争中所宣誓的原则之上。印度、南非、意大利和法国走的就是这条道路。按照第二条道路,建制派的内部人运用宪法做出策略性的让步,以期在革命者夺取权力之前就瓦解革命运动。英国就是这一道路的典范。而在第三条道路的案例中,当政治和社会精英构建一部新宪法时,普通公民保持着消极无为之态度。西班牙、日本和德国则在这一道路上各有不同的案例。不同的道路会产生不同的正当性难题,但是,欧盟面临的却是一种特殊的困难。因为欧盟成员国走的是三条相异的宪制道路,所以各国之间的分歧并不止于欧盟宪法难题的解决方案,而是深入至宪法问题的性质本身。就此而言,欧盟所面对的不只是是一场经济危机,还是一场文化危机。

   韦伯问题之新解?

   法律让权力得以正当化。而宪制发展就是这一宏大工程中的一部分。然而,宪法本身是如何获得它所主张的权威的呢?

   我将从韦伯的思想出发来探讨这个问题,众所周知,韦伯区分了权力得以正当化的三种方式:诉诸于传统、超凡魅力/克里斯玛、或者官僚理性。韦伯的著名分类在今天仍有意义,但是它却不足以解释立宪政治在当今世界上所具有的权威性。我们早应该超越韦伯,建构起一种新系列的理想类型,可以充分理解立宪政治所具有的正当化逻辑。

   就此努力而言,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对宪法政治的价值加以哲学意义的判断。我邀请你们同我一道开启一种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讨论,思考精英以及普通民众是如何开始相信,他们的宪法可以将纯粹的权力运作转化为正当的权威实施。

   这项工作颇具雄心,但是,我们不应将它同另一项也许更有雄心的任务混为一谈。我所要做的并不是提供一种完整的因果关系叙述,解释立宪体制要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历时而存续。即使一个政权的宪法正当性得到广泛的认可,它也可能为军事失利或经济危机所颠覆。或者正相反,即便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他们的宪法是一个骗人的把戏,但只要它可以带来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他们仍然会继续支持这个体制。

   虽然如此,宪法的正当性是否得到普遍的承认,在塑造政治生活中仍扮演着重要——有些时候甚至是最重要——的角色。因此,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力机制可以产生出上述信念,值得我们持续加以研究。

   三种理想类型

   1、革命宪制

   我首先简单勾勒出通往宪法政治的三条道路。在第一种的场景中,局外的革命者在时段点I行动起来,动员起了反对现政府的运动。许多革命者在这一时刻就遭到镇压,但是还是有一些推翻了现状,取得胜利。

   这就搭建起了在时段II建设新政权的舞台。在反对旧秩序的斗争时期,这些造反者曾发表公开宣言,证明他们持续不断的抗争行为的正当性。现在既然他们已经夺取了权力,革命者就将这些宣言写入一部宪法,让新政权可以立基于他们的革命原则,并在组织权力时严防过去滥权行为的重新发生。

   因为革命者挑战既存秩序,所以他们通常只有经过一场军事斗争才能赢得统治地位。例如,若是没有历经“民族之矛”数十年之久的游击战争,曼德拉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就不可能得到掌权的机会。同样地,那些创设意大利以及法兰西第四、第五共和国宪法的政治领袖之所以赢得他们设立战后宪法的民主权威,根据也在于他们在反对墨索里尼和贝当政权的军事斗争中所付出的努力。

   当然,革命运动也可以采取更为和平的公民不服从的形式——印度的尼赫鲁和国大党以及波兰的瓦文萨和团结工会就是这种形式。革命宪制的关键在于,革命者在时段I做出了持续的自我牺牲,由此生成了民众对其正当权威的广泛承认,得以在时段II以人民的名义去创设一部新宪法。

   2、内部人改革宪政

   宪法还可能产生自另一种迥异的道路。在第二种理想类型中,新政治秩序的创建者并不是自外部而来的革命者,而是务实的建制派。当面对着要求根本变革的民众运动时,局内的建制派回应以策略性的让步,以此将局外者分化为温和阵营和激进阵营。如果这一策略奏效,局内的建制派就可以重振其权威,他们可以制定出里程碑式的改革立法,引诱“识时务”的局外人抛弃他们更激进的同党,加入政治建制派来治国理政。

   英国为此理想型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的统治精英否决了革命作为一种正当变革模式的路径。但是,待到下一代执政者上台时,建制派制定了1832年的《改革法案》,以此接洽“识时务”的局外者。在此之后,每当出现民众对抗的时刻,英国统治精英就诉诸于更进一步的策略性让步的行动。在20世纪,最著名的例子可能就是1911年的《议会法案》,正是通过这部改革立法,现代福利国家所特有的再分配政治得以正当化。

   这些改革立法里程碑代表着英国宪法的基本元素,但如果对比像是《南非权利法案》那样的文本,它们中间找不到铿锵有力的原则宣示。不仅如此,这些立法之所以得以采纳,也并非因追求从根本上重塑政治身份的动员起来的民主运动,而是作为策略性的让步而出现的,其路径是对既存立法体制的务实主义调试。

   这些重大的改革立法看起来同革命宪法史如此不同,以至于学者经常会认为英国根本不存在一部宪法。如果将“宪法政治”标签化为一种“四海皆准”的正当化模式,那么这种说法可能是有道理的。但这种对宪制的理解恰恰是我所要反对的。走内部人轨道的立宪国家确实非常看重如英国《议会法案》这样的成就。当子孙后代通过社会化的过程而成为统治精英时,他们也受到了训练,每当面对着他们所处时刻的民众挑战时,要运用这些责任政府的先例(precedents of responsible government)作为正当行为的参照系。

   英国相对成功地实践着务实调适的政治技艺,而它的成功也影响到英联邦的许多国家——最著名的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泽西——它们同样轻视抽象的宪法原则,却非常看重审慎调适的意义。

   3、精英构建的宪制模式

   上述两种理想类型都发生在紧张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但却形成了不同的结果。在内部人宪制的场景中,政治建制派做出了策略性的让步,以此破坏了外部挑战者的势头;而在外部人宪制的场景中,当局对革命者既无力镇压,又拉拢不成,最终臣服于革命者的宪法秩序。

   但有些时候,即便没有大规模的民众反抗的压力,政权更迭也会发生,因此,我们就有必要补充第三种理想类型:精英主义的宪制模式。在这一场景内,旧政府体制已经开始解体,但是普通民众却以相对消极的态度置身事外。在旧秩序内受排斥的政治和社会精英将起来填补因此出现的权力真空,在新宪法秩序的形成过程中,他们将担当起一支主要力量。

   有些时候,新精英的宪法会允许旧精英保留一定程度的权力份额,而有些时候却不会如此。但是,无论具体情形如何,关键点都在于新体制是一种精英的建构,而不是革命的创造。

   精英构建的宪制也有别于内部人改革宪制。在内部人宪制的场景内,政治当局仍可以维持对局势的掌控——他们做出策略性的让步,从而挫败造反运动。而在第三种场景内,现政权正在经历着严重的危机,政治当局唯有希望通过同外部精英达成精心设计的协议,才可能保留一席权力之地。

   如果同内部人模式中作为责任政府之先例的务实改革立法相比,这种内部人-外部人的交易会形成一种看起来非常不同的宪法。第三条道路所形成的宪法通常是一部精心设计的文件,新老精英双方都在文本中定义并且承诺遵守新的游戏规则。

   在起草这些文本时,政治家经常会大量地借鉴源自于他处的宪法条款——通常是那些出自于革命道路的宪法文本。精英建构的宪法沿袭革命宪法的模式,通常也会宣称表达着人民的意志。但是,尽管他们也会诉诸于制宪权(pouvoir constituant),精英建构宪法的存在事实上无法追溯至任何可以相提并论的革命运动。

   西班牙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佛朗哥的去世使长枪党的政权陷入一场继承危机。西班牙内战的痛苦记忆萦绕不去,由胡安•卡洛斯国王所领导的温和派决定先发制人,他们同佛朗哥的死敌形成了和解,以此避免另一场革命性的颠覆。年轻的卡洛斯国王顶住强硬派的压力,任命阿道夫•苏亚雷斯为首相,新首相则向诸多激烈的政治对手伸出橄榄枝——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当时尚属非法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圣地亚哥•卡里洛。在陆军参谋长和西班牙教会主教的支持下,苏亚雷斯说服了长枪党的议会,通过了一部《政治改革法》,拉开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自由选举的序幕。由于左翼和右翼的极端势力在选举中得票寥寥无几,温和派抓住有利时机,起草了一部民主宪法,在随后的全民公投中,这部宪法得到了选民压倒性多数的支持。

   选民投票是很重要的,但如果同作为革命立宪之主要动力的那种群众动员相比,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应当记住,正是卡洛斯国王的决断,在1981年挫败了一场将矛盾指向民选政府的军事政变,这才开启了长达一代人之久的宪法巩固的过程。

   我之所以在此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精英构建的宪制同前两种理想类型的宪制面对着非常不同的正当化难题。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去诊断出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

   不同宪制类型,不同的正当性难题

   我们还是从革命宪制开始讲起。通过对一系列的案例加以深度研究,我将要阐释出由20世纪革命留给我们的丰富宪法遗产。

   以印度为例。在印度,贫困、文盲和种姓制度无处不在,看起来应当是威权主义治下的社会气象。事实上,印度这个国家甚至没有一种共同的语言。然而,它的宪法秩序,尽管带有这种那种的瑕疵,还是在近四分之三个世纪内维持了一种充满着活力的民主生活。

   这是如何发生的呢?

   任何明智的回答都必须承认国大党的关键角色——由甘地和尼赫鲁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在1950年颁行了印度宪法,确立革命的成功果实。虽然南非宪法和印度宪法在具体细节上存在诸多不同,南非也呈现出一种类似成功的故事场景。这些案例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视角,让我们可以理解发生在法国、意大利和波兰的欧洲国家的革命宪制。随着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比较研究不断推进,一种普遍的模型也将会出现。

   我将这种普遍的模型称为克里斯玛的宪法化(constitutionalization of charisma)——在此,它会让人联想到韦伯所描述的克里斯玛的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 of charisma),这是一种有所类似但却不同的过程。

   1、克里斯玛的宪制化

   就当前的讨论而言,我们只需要勾勒出这一宪制动力的两个基本面向:一个是政治的,另一个是法律的。

   我们先看政治面向的动力。在第一代执政期间,宪法只是强化了革命领导人的正当性,他们最初之所以赢得权力,是因为为革命而做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在战胜旧政权之前,他们要多年身陷囹圄或流亡他国。而随着第一代政治家先后谢幕,取而代之的是一大批机会主义者,他们将此前的革命政党当做通向权力之门的跳板。当然,这些日渐老迈的运动政党还是会吸引第二代的积极分子,他们致力于重振此前的革命理想。但是,即便是他们也无法主张由革命先辈所获得的那种克里斯玛型的权威。

毕竟,第一代政治家并不只是空谈革命;他们是真刀实枪地赢得了革命的斗争。但是,第二代政治家却无法主张这样的权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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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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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15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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