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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鸿 吕思泓:从修一身到治天下:宋元明养生话语的儒学转向?

更新时间:2015-12-16 21:39:33
作者: 李文鸿   吕思泓  

  

   [摘  要]宋元明时期,道教衰微,儒家知识群体伴随科举的发展而壮大,借商业发展及出版技术进步之东风,儒者以孝之“爱身”、以德之“修身”和处世“保身”将养生伦理化,以不同人生阶段的养生指导和大众生活化身体规训,而延长了国家管理的手臂,将养生从修一己之身之术转化为国家治理之方。

  

   随着宋代商品经济原始工业化的进程,文化消费普及提高、精神消费全民共享,并在元代取得大幅发展。而于明代中后期,出现奢靡化趋势。在大众消费发展中,知识群体将道家技术赋予儒学意义,发现了养生活动与“老老、幼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的关联,以养生技术的伦理化和身体管理的生活化,推进了养生话语的儒学转向。

  

   一、养生儒化的历史前提

  

   养生话语儒学转向的发生是历史诸因素变迁的结果,道教衰微和儒家知识阶层的壮大使得养生从道教转向世俗社会,具有天下意识的儒家养生观随之复兴,加之社会经济,尤其是出版印刷技术的发展,也从客观上为养生的儒学转向提供了传播途径。

  

   (一)道教的衰落与知识阶层的壮大

  

   宋代伊始,道教日渐衰落,逐渐走下圣坛,开启了世俗化和民间化的历程。与此同时,随着科举制的沿用和发展,儒家知识群体日渐庞大,据顾炎武所云:宣德时全国共有生员3万人(卷十七,生员额数),至明末则达到了50余万人(卷一,生员论)(卷一,生员论),生员的增多,加之科举的壅塞,使得众多知识人成为“待选之士”,至嘉靖时,“士之待选于都下者日以停壅,当衡者欲疏通之。由是长吏数易而迁转无常,外之牧守丞薄,内之台谏郎署,率不满一考而即叙迁,不如是则人多缺少而停壅者益甚。甚者三绩考满,则令丞以下多不察其材否而概罢之以处待选之士。”有功名没任官的生员与各式教育养成的文人,为了生计不得不转向他途,担任幕府,书吏、讼师、塾师、作家、编辑等不同工作,以卖文为生则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可见,一方面知识阶层人数剧增,另一方面供过于求的局面使得更多的人被拒之于仕途门外,“儒商”和“市民文人”等边缘群体产生。北宋范仲淹发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呼声,“医国”无望之士转而“医人”,“良医自昔同良相(元,李士瞻)”。仕途破落者以健康、祛疾为己任,以医学、养生为工具,另辟实现人生价值的蹊径。

  

   (二)儒家养生观的复兴

  

   儒家养生起初强调的是修身,致力于日常生活中社会人伦秩序的构建,通过修身进而逐渐达到对家国天下的治理。在后世的发展中,儒家融摄道家养生,并赋之以入世理想。嘉靖己酉(1549),时为衢州知府的周臣,因病休养之时,偶然向周潭石借来《颜氏家训》、《袁氏世范》、《养生杂纂》、《便民图纂》、《通书》、《居家必用》等书,读后认为这些书“其于民生日用,亦云备矣”,于是就性情、饮食、起居、处己、睦亲,治家的相关主题,择其浅显易懂的条目,附以章名,令吏人抄录,并把成果出示给周谭石看。谭石认为这些内容颇富阅读价值,建议周臣加以刊刻,在遭到周臣质疑后,周谭给出了刊刻出版的理由:

  

   不然,王者之政,自老老幼幼始,而居处笑语,日用饮食,诗人歌之,况兹生人之所厚日迁去,不识不知,盖逖矣。推是以诂告斯人,俾由之生生,而咸登寿考之域,亦政也,奚不可者?

  

   周谭石的话成为宋明以来文人养生书写的真实写照。在当时的知识精英眼中,《养生杂纂》之类的养生书与家训、类书有相近之处,均为“民生日用”的必备书籍,堪为民众生活中的日常实用手册。摘取、抄录这些与“生生”、“咸登寿考之域”相关的内容除了可自我惕励,还具有教化功能,可作为“王者之政”的内涵与延续。这种自幼到老、从家到国的秩序感,体现了“老老、幼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宋元明养生论述针对日常保健、饮食、性行为等细致规劝,不仅涉及礼仪的规范,同时也关乎身体的教养,以道家之术化解身心冲突,在合“理”且合“礼”的范畴中,教人从心到身,由内到外均合乎中庸标准,体现出儒家管理大众、构建和谐家国秩序的社会责任感。

  

   (三)养生知识的市场化

  

   宋代官刻、家刻、坊刻编辑出版系统形成,明代后期印刷的数量和品种大大增加,组织印刷生产的整个社会过程的技术水平大为提高,包括纸墨被大量生产出来,印刷队伍激增、工价极低、新活字的发明、新的排版方法使书本容纳更多的知识量,加之书本费的废除,形成了畅通、广泛的印刷流通网络。商业的发展不断促进书籍的出版,正如15世纪后半期一位士绅描述:“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福建建阳以其独特的原料资源优势成为印刷出版的最大基地。图书包罗万象,有技术类、谶纬类、儒家经典类,令人叹为观止,图书的激增使得明代后期藏书过万卷者不乏其人。随着出版业的兴盛,儒家文人在藏书之余,或辑录转抄前代养生内容,或再创作,以丛书或单行本刊行,《养生杂纂》、《寿养丛书》、《遵生八笺》之类应运而生。

  

   自宋代以来,由于印刷术的改良和商品经济的兴起等原因,不同类型、主题的出版品数量激增,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尽管社会上识字人口仍居全国总人口之少数,可读的书籍种类却越来越多,这种态势在晚明达到高峰。以现存宋元明养生通论的善本书为例,其中宋人著有十种,元人六种,明人著作却多达七十二钟,且其中有一半以上出自明朝最后的百年内(1550-1664),若再加上导引、气功、炼丹等养生专著的数量,则明代的出版品较诸前代已有暴增的现象。在出版类型方面,明代的养生知识除了收录于医学、宗教典籍之中,亦有大量的养生书单行本与养生丛书问世。明人笔记文集里也有不少关于颐养的观点与独到见解。此外,宋末以来流行于民间的商业出版品——偏重参考性质的家庭日用类书,如《事林广记》、《居家必用事类》、《万宝全书》等,类似家庭百科、偏重实用功能,广泛收录与日常生活有关的信息,有别于历来官方基于政治目的或提供贵族士人参考所编纂的大型类书。在现存的三十五种明版的日用类书中,至少有十八种包含“养生门”、“卫生门”,数量还多于清版的一种;在“修真门”方面,明版日用类书共有九种编入,清版则未见收录。养生文本的多样化扩大了养生知识的受众,反映出养生文化在近世文人书写中逐渐世俗化、通俗化的态势,此种趋势也反过来促进了养生文化的儒化转折。

  

   二、养生技术的伦理化

  

   宋元明时期,文人介入养生后以孝“奉亲”、以德“修身”和交际处世的明哲“保身”赋予养生以儒家伦理意涵,不同于前代追求羽化成仙、探索黄白之术的道教养生。

  

   (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因孝“奉亲”

  

   从宋代《养老奉亲书》到元代《寿亲养老新书》,至明人刘宇《安老怀幼书》、洪楩的《食治养老方》,均基于《养老奉亲书》而作。可见,宋元明文人养生的特色之一,即从儒家养老与孝亲观点出发,来诠释养生文化。

  

   宋代陈直《养老奉亲书》元代的序强调:“人子之爱其亲,因其康强加以奉养为之。安其寝处,时其旨甘,娱其耳目心志,即可使之燕佚,怡愉全生而益寿。”充分阐释为人子关注双亲日常起居与身心状态,是父母得以康寿的秘诀。此书在明万历序写道:“仁人孝子之视其父母之身也,重于己之身;而其所以养父母也,厚于己之养;急父母之疾也,甚于己之疾。则所以用其心者,宜无所不至矣。”儒家之孝道,首先表现为对生命的肯定和对血缘关系的眷恋。曾子之所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身体是受之于父母,不敢有丝毫毁伤。基于对血缘的眷恋,仁人孝子尤其把父母的健康与疾病当作自己的责任,无时无刻不关切之。因此,代际互养的人伦责任致使儒家孝亲观念成为其养生的终极价值根据。

  

   (二)“养德养生无二术”:以德“修身”

  

   明人王文禄在《医先》一书中,开宗明义表达养生与养德之间密切的关系:

  

   养德养生二而无全学也。矧天地大德曰:“生今以养德,属儒,曰正道;养生,属仙,曰异端,误矣。”故曰养德,养生,一也,无二术也。”

  

   在他看来,养生、养德实属同一件事。而李贽(1527-1602)在《养生醍醐》中也说:“志故难持,气固难养,主敬可以持志,少欲可以养气。”在此处,他将持志与养气并举,即可视为养生与养德并列。然而此处的“气”固然可理解为浩然正气,而被赋予道徳上的色彩,但是如此并不影响养德与养生间关系的理解,在李贽这本载录了各种养生方法的书籍中,同样记载了种种涵养道徳的方法,说明在他的认知里,涵养道徳的同时也是在行养生功夫。

  

   持志必须透过主敬功夫,关于主敬,李贽说:

  

   敬者,德之聚也,敬则众善毕集。不敬则怠惰放僻随至,而德败矣……敬以存心,其体湛然,自无雑虑。况庄敬亦是保养身心元气的功夫。

  

   养德与养生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就显得更加明确。聚德为敬,不敬则德败。主敬功夫正是前进道德修持的一条道路,而敬的好处和作用正是衔接养德与养生两者间的桥梁。庄敬除了涵养道徳外还可以保养身心元气,所以,透过养德同时亦是在养生。这也就是说,透过主敬的功夫修德,可以达到清心保身的功效。如此道徳的涵养也就和养生活动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并被包覆于其中,成为养生方法的一种。

  

   明人陆澄以多病“从事养生,文成(王阳明)曰:‘养德、养身,只是一事,果能戒慎不观,恐惧不闻,而专志于是,则仙家所谓神住、气住、精住,亦在其中矣。’”这里所表达的是,在当时文人的心中,养生与养德之间的界线是模糊不清的。养德的种种内涵,不外乎存仁、集义、致中和,而这些皆和养生目的重叠,所谓:“存仁,完心也,志定而气从。集义,顺心也,气生而志固。致中和也,勿忘助也,疾安由作。故曰,养德、养生一也,无二术也。”

  

   而李贽也说到:“人若不以理制心,其失无涯,故一念之刻即非仁,一念之贪即非义,一念之慢即非礼,一念之诈即非智。”人心是浮动的,它容易受到外在事物的影响而浮躁不安,而此时它就需要受到准则的规范,也就是用道徳标准,即所谓的“理”,来衡量。否则一旦稍稍松懈,道徳的约束力量不够,心也就会跟着走失,无复原本清明安定的状态。

  

道徳的修持对养生的作用,主要是在心理精神方面。而事实上养德并无法改善生理疾病,在身体上达到强健体魄的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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