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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克:历史主义与社会科学本土化

更新时间:2015-12-06 00:07:15
作者: 李宗克  

   【内容提要】 社会科学本土化作为一种在全球范围内都屡屡提及的学术主张,在诸多方面构成了与主流科学观的冲突,从而成为一个聚讼纷纭的论题。考以社会科学史,可以发现在19世纪现代社会科学形成之初,西方社会科学内部以“历史主义”为标志的学术运动就触及了类似的命题。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和哲学诸领域,各种历史主义思潮从不同的角度都发起了对普遍主义社会科学观的批判,大致可以分为经济学历史主义和人文科学历史主义两条理论进路。“历史主义”思潮所蕴含的知识论逻辑,可以对当下语境中讨论社会科学本土化问题提供重要借鉴。

   【关 键 词】历史主义/社会科学/本土化

  

  

在中国以及其他多个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领域,“本土化”都是一个重要议题。各种本土化的主张强调社会科学知识的“地方性”或“历史特殊性”,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一种反普遍主义的科学观。这种科学观挑战了主流的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一直存在不少争议。考以现代社会科学史,这样的知识论和方法论立场在现代以来第一次,也是影响极为深远的一次表现,是十九世纪以德国学界为代表的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历史主义”思潮。

   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思想并无统一的、确切的定义。①但大致上,历史主义的核心在于认为社会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的性质不同,每个民族和时代都有着独特性,没有普适的度安排,也无法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和理论体系。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指出:“历史”因素是在19世纪的欧洲思想中被重新发现的。在17、18世纪启蒙思想中,要么没有历史,要么历史就意味着“黑暗中世纪”,是需要彻底否定的,社会可以基于人类理性的、自由的“同意”和“契约”来重新建构。但是,面对17、18世纪理性主义启蒙思想激发的现实政治实践所带来的动荡,社会思想家开始返回历史,质疑启蒙理性“将抽象的数学精神应用到文化和政治中”。从抽象的无历史的理性和自然秩序出发来建构社会秩序的理论被怀疑了,社会不再被认为是个人的简单组合,而认为是有“结构”的,而这个结构又是“演变”的,是历史性的。在法国大革命失败后,现代欧洲社会科学各学科都兴起了一股被称为“历史主义”的思潮,在法学中以萨维尼和梅因等为代表,政治学中埃德蒙德•柏克为代表,经济学中以李斯特、施穆勒等为代表。他们的思想虽然被冠以“保守主义”、“历史主义”等不同的名号,但是基本精神莫不是强调社会变迁中本土“传统”和“历史”因素的重要影响,批判启蒙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而在社会学中,其创始人孔德、斯宾斯和涂尔干等人的思想虽然没有被明确地归入历史主义的阵营,但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倾向。新生的社会学通过对“社会”及其“结构”因素的重视,矫正了对“个人理性”的过度抬高,回应着那个时代的因为革命和社会剧变引发的混乱,同样开始强调秩序和历史传统。②

   总体来看,“历史主义”作为早期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起源于德国,并在德国思想中得到了最为丰富的发展。一般认为,历史主义思想兴起的政治背景,是德国思想中为了应对启蒙理性的普遍主义而掀起一场反向运动,是为了反对英法两国挟普遍主义理性之“名”推行政治、经济、文化霸权所作出的文化努力。③同时,德国历史主义思潮对民族性的强调和整体主义的视角,也反映了19世纪德国谋求国家统一和强盛的社会文化氛围。如伊格尔斯就指出,“德国政治民族主义是在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胜利之后反对法国的斗争中兴起的,正是这一斗争激发了德国思想中的反启蒙运动倾向”。④于是,19世纪晚期,在德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掀起了一场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全方位的激烈争论,史称“历史主义之争”。这场争论中明确形成了“历史主义”这一概念,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关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诸多争论中,以至于诸如库恩的“范式理论”等当今诸多对科学主义的反思也时常被称为知识论的“历史主义”。这一复杂思潮的一个核心共同点,在于对历史和文化特殊性的强调,反对把抽象的普遍主义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的唯一或者最高形式。

   在这场学术争论中,历史主义的各种观点呈现出错综复杂面貌,多有交叉混合。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大致可以分出两条理论进路:其一是以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为代表,主要是针对当时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的“演绎主义”倾向进行批判。他们强调要对社会和经济现实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并提出具体、历史的解释和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其二是以哲学和社会学中的“历史主义”为代表,更多是针对孔德首倡的“实证主义”主张做出反思。这些学者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要求对社会事实背后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内涵进行诠释。这样两种取向的历史主义思想对社会科学本土化都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演绎主义批判:经济学历史学派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在现代学术史上第一次明确主张了一种基于民族国家立场的社会科学观。美国经济史学者斯坦利•布鲁(Stanley L. Brue)指出,经济学中的德国历史学派将动态的演进的观点运用于对社会的研究,认为适用于特定时期的某个国家的经济思想,可能对另一个国家或者另一个时期来说并不适用,强调政府的积极作用,而反对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学。他认为,“历史学派是民族主义的,而古典学派是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历史学派更主张“归纳/历史方法”而不是抽象的形式化演绎。⑤

   大致来说,历史学派批评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个人主义倾向和形式化特征,倾向于强调现实问题的特殊性与整体性,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历史性和价值维度。其历史性是指经济学历史学派强调历史问题和现实政治问题的具体性和不可重复性,它们是一个个特定的、综合的真实“问题”,而不是普遍的、分析性的抽象“命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在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上与逻辑实证主义的普遍主义方法有所不同;而历史事件和现实问题中政治利益因素,更使围绕这些问题形成的理论往往是体现了特定的价值立场的,决非真正客观普遍的科学。

   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李斯特、罗雪尔、施穆勒等人,韦伯则由于出色的经济史研究也常常被归入这一队列。其中,李斯特是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他首先对亚当•斯密和萨伊等人提出批评,认为那种无国界的普遍的经济学理论错误地假定了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秩序和完全自由平等的贸易秩序的存在。他指出那种无国家概念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经济学只不过是反映和符合了英国这样的强势工商业国家的利益,那些后进但试图赶超的国家则必须采取一种国家本位的保护主义的经济学。他说:

   “为了理解普遍自由贸易这个概念,我们必须具有这样的想象,一个世界范围的共和国是存在的。……(萨伊)所谈的始终只是以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为唯一对象的经济。……(但是)必须把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与世界主义经济划分开来。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是由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的,它所教导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来推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而世界主义经济产生时所依据的假定是,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且是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势之下的。”⑥

   威廉•罗雪尔从整体论的角度出发,认为政治经济学不应该只是一些普遍性的理论法则,而应该把经济现象作为一个嵌入在制度、文化等多种复杂因素中的事物来进行具体的解释。他明确提出:

   “(对于政治经济学),我们了解到这门学科是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或其经济生活相关的……国民生活同其他所有生活一样是一个整体,它的各种不同现象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为了科学地理解国民生活中的一个方面,就必须知道其所有的方面。特别是,有必要关注以下七个方面:语言、宗教、艺术、科学、法律、国家、经济……。政治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果我们对国家这个最大的经济实体、这个持续不断地无法拒绝地作用于经济的所有其他方面的经济实体不加考虑,我们就无法理解国民经济这个有机整体。”⑦

   罗雪尔这种多角度综合并视国家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主张,显然会导向一种基于国家立场的特殊主义方法论。也就是说,即使社会科学中存在那些不同维度的静态抽象理论,它们也无法用同样的割裂的方法去解释一个复杂综合的真实经济体及其运作。而如果视国家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就必然面临着每一个国家差异巨大,几乎无法用同样的“大数定律”式的思维去把握“一般”规律等这样一些方法论上的特殊难题。亦即,在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现实问题研究中,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就不再是探求某种抽象的“一般规律”,不是理论的演绎,而是去把握和正确描述具体的“特殊现象”。这里,并不是说一般规律不存在或者没有意义,而是说它们不再是首要的和可行的。尤其是对于“真实问题”的研究,总是综合性、整体性和复杂的,不适合于那种分析的、割裂的、仅仅聚焦于探求特定侧面“事实”之普遍法则的研究方法。

   同样,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施穆勒对古典经济学在对社会制度忽略或者假定不变的条件下进行抽象演绎的方法提出批评,认为历史的、描述的材料以及制度性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对充满历史性的制度因素的关注,导致他对那种过于简化地寻求普遍性经济法则的古典经济学,尤其是奥地利学派非常不满,与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门格尔进行了一场公开的激烈争论。正是他和门格尔之间开启了对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一场影响巨大的争论,被称为现代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方法论之争”。他指出:

   “经济制度除了是人类的感觉和思想、行为、习俗以及法律的产物之外,还是什么呢?……由于需求和供给在不同的习俗与法律体系下是相互冲突的,所以他们的结果也有极大的不同。……最糟糕的错觉莫过于那些英国较早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认为存在大量简单的、自然的法律与经济制度,它们一直保持原样并将继续持续下去。”⑧

   马克斯•韦伯兼具社会学家和经济史家角色,身处这场方法论“历史主义之争”,也深受历史学派的影响。他的立场虽然在历史方法和逻辑演绎方法之间有所摇摆和折中,但是对于历史主义的原则提出了不少出色的概括,并给予了正面评价。韦伯首先是强调了现实问题的整体性和复杂性面向,社会科学在根本上关注社会的真正“实在”而不是抽象的法则。他指出:

   “对于精确的自然科学来说,‘规律’愈普遍有效,它们就愈重要和愈有价值;而对于赋有具体前提条件的关于历史现象的认识来说,最一般的规律因为其内容最为空洞,所以也最无价值。由于一个‘类’概念的有效性愈广泛,它就愈使我们离开实在的丰富性,因为它包含尽可能多的现象的共同因素,它就必定是尽可能地抽象,因而是空无内容的。按照我们的看法,在文化科学中,关于一般的认识在其本身是绝无价值的。”⑨

   韦伯对当时的德国唯心论哲学、历史法学派和国民经济学历史学派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历史学派)完全正确地认识到,用‘规律’的阐述代替对实在的历史认识,或者相反,通过相互并列的各种历史观察达到严格意义上的‘规律’,在方法上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要能够达到这样的认识结果,就需要对特定“历史实在的整体,包括它所有的因果联系都必须作为‘给定的’被设立起来,作为已知的被假定了;而且如果有限的精神能够达到这种认识,就无法设想抽象理论的认识还有什么价值”。⑩

同时,他又强调了社会科学中基于“价值关联”的因素而导致的对于“事实”和“问题”的选择性定义问题。在韦伯看来,所有社会现实同时也是“文化性”的实在,基于文化和价值的对于“社会事实”的选择性定义,建构了我们感知到的社会现实。这就为某种知识论的相对主义留下了空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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