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非常感谢外交学院、感谢杨晖、也感谢刚刚去开另一个会的唐晓教授。刚才唐教授说的话非常恳切，他也是说出了现在整个中国的一个困惑，中国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当然可以分解为，中国人的价值是什么，中国人希望得到什么、中国人认为什么东西是好的，以及跟整个世界相关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想象究竟是什么，在此世界秩序中，中国要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所有这些问题，我认为，我们还没有认真地思考过，而这些问题是非常紧迫的。也许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大脑远远落后于他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在过去几十年中迅速膨胀和成长，但我们的心智仍停留在比较幼稚的阶段。甚至可以说，我们不仅仅是幼稚，有时候甚至是“失心疯”，完全是把自己迷失了。我这里说的是，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曲折、挫折，使得中国人在精神上处在很严重的迷失状态。所以，当自己的身体成长起来之后，也不能准确地自我评估，并且不愿意思考。直到今天，大多数精英仍然不愿意思考，中国对这个世界究竟有什么责任。
刚才杨晖博士提到了葛兆光先生那篇讨论当代学者对天下之思考文章，正好在我们筹划会议期间发表。那篇文章非常精准地表达了当代主流社会精英对于中国的认知，其基本看法是，中国人根本不应该思考，因为，现在这个世界秩序已经是很好了，我们要做的是与国际接轨。而你们不自量力，竟然要把中国人两千年、一千年前的思想搬出来，这是很可笑的。我们今天开这次会，后面也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也算是对主流精英的这种思想懒惰，做出一个回应。不管我们提的这些想法在今天有效还是无效、好还是不好，我想重要的是，我们要思考，我们不能不思考。我想说的是，我们也完全可以思考。
那我们如何思考?从哪儿开始思考?我想，我们只能从我们的先人曾经思考过的地方开始，我们不可能找到别的起点。对于中国人来说，唯一的起点就在自己祖先那里。今天，我想把最近这些年来研究儒家义理，以及儒家义理在构建内部和外部秩序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智慧，汇报给大家。这些年一直有一些想法，但是偷懒，没有写出来，我们要开这样一个讨论会，便下决心写下来，给大家提供一个批评文本。论文题目用了“论纲”两个字，显得太狂妄，但对我来说，这篇文字确实只是一个提纲，涉及的问题很多，每一个问题只能做简略的讨论。今天的汇报就更简略了，还是多听大家的讨论和批评。所以，我非常快速地把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论点，向大家汇报一下。
首先，我们为什么要讨论天下秩序?刚才唐晓教授讲到，我们必须要讨论这个议题，起码它可以作为一个选项供我们严肃思考的，为什么它可以作为选项?因为它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这就是孔子的立法之道，“行夏之时，乘殷之路，服周之冕”，我们到历史中寻找那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把不同时代的良好办法予以组合，也许就可以找到一个好办法。重要的是，这个好办法中具体的小办法都曾经有过实践的经验。我想，在我们讨论社会治理、讨论秩序问题时，最应该戒除的就是理论的空想。而天下秩序在历史上存在过，由中国人主导，作为一种世界秩序。那么，今天，它当然就是我们的起点。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也是我们唯一可以贡献给人类的。
接下来要讨论的是，“天下秩序”的基点是什么?是敬天。很显然，没有天，就没有天下。只是，虽然今天大家张嘴就谈天下，但非常认真讨论天的论述，似乎不多，尤其是，现代中国的学人，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天，虽然我们天天都在谈天。而如果我们不明白天，就没有办法理解中国人对于人和秩序的基本理解，因为，整个中国思想、中国秩序以及中国人的自觉文化生命，就起步于对于天的认知及崇敬。
最近完成了一本书，解读《尚书》前两篇，《尧典》和《皋陶谟》。这样一个学术的工作，使我非常深切地体会到敬天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敬天，就不可能有超大规模的中国的出现。
天是超越于当时各邦国保护神之上的普遍信仰对象。就是因为有了天，才有了超过当时小邦国的普遍华夏秩序。天把在华夏之前相对封闭的各族群的人的心灵打开，让他们能够面对陌生人，走向一个普遍的秩序。当然，这样一个华夏秩序在天之下也可拓展为更大的天下秩序。
我们如果要做一个文化对比，可以拿天和一神教的唯一真神做对比，或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天比一神教的神更普遍。今天，我们生活在急剧扩大的人群中，我们要想象以及构建普遍秩序，我们可能需要重复当初中国人在建立自己的共同体时所做的工作，屈神而敬天，必须把各种各样的神置于天之中。而现在关于天下秩序的讨论，对这一点好像没那么重视，大家直接讨论天下。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不能肯定天、不知天，何止有天下?
这个问题很有趣，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最基本的竞争，就是天和神的竞争。当初耶稣会示到中国传教，马上就敏锐地意识到，最根本的问题是天大还是上帝大?当然，他们最后采取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把自己的上帝叫“天主”。因为我们中国人相信天是最大的，所有的东西在天之中，天是生生不已的万物之大全。所以，中国人所敬之天，是一个普遍的崇拜对象。可是，照基督教讲，上帝创造万物。既要和中国人的传统信仰对接，又要符号上帝是造物主的教义，耶稣会士就把他们的上帝翻译成“天主”。
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树立起天的崇高性，中国文明就很危险，很有可能走向“神化”。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危险，基督教在迅速传播。对中国人来说，信仰自由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天如果失落了，对人类文明来说是很糟糕的事情，因为诸神的战争将会更加严重。而天恰恰可以让诸神和解。
因为天，所以中国人对于人有非常深刻地认知，此即《中庸》第一句话，“天命之谓性”，这正是天下秩序的人性根基，仁义礼智信之“仁”。最近这几年在思考，人类的普世价值究竟是什么?有很多知识分子直接被称为普世价值派，但是，那些就是普世价值吗?最近刚完成一篇文章，也是因为开会被迫写文章，题目就是《仁作为普世价值》。
中国要建立普遍的世界秩序，其价值基础什么?我们刚才讲到，天可以作为信仰的基础，那么，人性的基础何在?最深层的价值的基础何在?我认为应该是“仁”。现在大家都在讲平等、自由、民主、法治作为普适价值。其实，这是一些大杂烩。比如说民主，民主怎么可能成为普世价值?这只是一种政治制度。自由和平等是价值，但完全可以有一个不民主的制度，而仍然保障自由和平等。
如果我们把今天人们谈论的普适价值收缩到平等、自由、博爱这些价值层面，那我觉得，仁比它们都要优越。自由民主博爱，仁都可以将其包括在内，但又可以避免它们必然出现的缺失。比如，讲到自由的缺失，不知道大家留意到没有，最近，加拿大有三个男人宣布结婚了。这当然是自由了，但很可怕。仁却可以避免这种偏失。
我们通常会讲，普遍的世界秩序需要对人的普遍理解，或者说，需要普遍人、具有普遍属性的人。我们在西方得到了普遍的人，基督教、自由主义都提供了普遍人，但有偏失。那么，仁是怎么提供的?我解释“仁”主要是引用《中庸》中的一句话：“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这样的认知才是一种可以避免非常严重的偏失的普遍倾向。
首先，它是普遍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人，都应该以人相对待。我是人，其他人都是人，所以我要把我自己当成人对待，把其他人当成人对待，并且是与我相同的人。这当然就是平等、自主。
但是，我们的圣贤马上说“亲亲为大”，者跟博爱是有区别的。亲亲为大会避免很多偏失，也会给“仁”的普遍性奠定一个非常坚实而自然的基础：我们不需要借助唯一真神走向普遍，我们通过对于亲情的体认，也即，从每一个人最自然的生活经验中就可以体会仁、体认爱，然后，逐渐把这个爱逐层推进，我们就会有一个普遍的心灵。但是，这个普遍的心灵又不是匀质的、无差别地对待所有人，而是爱有等差。正是这个等差，给爱提供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我想，以仁作为普世价值、作为普遍秩序的人性基础，它更现实。尤其是在上帝死了以后，它是可行的。因为，上帝肯定会死，所有的神都会死，但是，人是永在。我们的圣贤就是立足于人本身来讨论人如何与人相待，以人论人。我想，“仁”是可以作为我们所构想的普遍秩序的人性基础的，也是一个价值的基础。
由这样的人性讨论，我们也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结论，那就是，天下秩序的主体是多元的。天下秩序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帝国秩序有很大区别，那就多中心属性。
关于一点，《大学》八条目说得很清楚，它就是在讨论多中心的天下秩序的塑造与维护之道。重要的是最后一句话：“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句话是什么含义?这句话的基本含义是把秩序，不管这秩序的覆盖、波及范围有多大，不管是家内的秩序、地方秩序，还是天下秩序，其主体都是一样的，一个一个的人。通过修身，他们就能促使这个秩序向“和”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孔子所讲的一句话：“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人由己，而由人乎?”每个人只要修身，整体的天下秩序就会变得好一些。我觉得，这是非常卓越的洞见，它的含义就是，我们在思考一个如此大规模的天下秩序的时候，可以从最基础的地方开始。
当然，也可以从各个领域开始，比如，不一定直接运用政治和军事的手段，而可以运用道德的、教育的、文化的、经济的手段。这就给秩序的塑造和维护提供了非常平实的起点，也可以说是一个极为平实的原动力。天下和每一个人有关，此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个人是不是能够修身立德、是不是能够爱人敬人，关乎天下秩序。这样一个立足于修身的天下秩序，让看起来如此庞大的世界秩序变得简易，这是一个天下秩序的简易之道。
当然，回过头来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自觉修身，所以，维护天下秩序，也需要教化。而中国人贡献了文教，这一点对于我们讨论天下秩序来说非常重要。文教，也可以与神教对比。从根本上来说，中国人在塑造内部的国家秩序以及天下秩序的过程中，一直都是通过文教。最近韩国申请儒家典籍雕版作为世界记忆，由此就能看到，文教在塑造东亚天下秩序的过程中确实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时《环球时报》采访我，我说，我们中国人应该高兴啊，韩国人的精神世界本身就是由儒家塑造的，在文化上，我们跟他们是兄弟、是一家人，他们获得了联合国的肯定，我们应该高兴。而且，中国在超出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发挥作用，最根本的力量就在儒家文教。很多人在讨论所谓“软实力”问题，那么，中国的软实力能是什么?刚才唐老师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你怎么能去给人家讲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倒是有一定的市场，但不够普遍。我们仔细地做一个简单的算术就可以清楚，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最为现成的软实力，就是儒家文教。它本身就内在于我们的文化生命，我们自然就可以把它带出去，带给全世界。它在中国、在东亚曾经发挥了那么大作用，那在更大范围的天下，同样能够发挥更大作用。
而且，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儒家文教是宽容的。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只有中国式的文教可以充当人类未来的普遍教化的机制。而神教不行，这由神教的内在属性决定，那就是排他。而在中国历史上，四千年以来所形成的一个基本的教化机制是“一个文教、多种宗教”。所以，中国向来都是宗教宽容的，为什么会宽容?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文教，文教给各种宗教提供了共存的文化环境，在文教的驯化和引领之下，各个神教才学会了和平相处。如果没有文教，一定会有非常严重的宗教战争。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世界上所有重要的神教都曾经大规模传播，直到今天，中国宗教的多样性是世界上最高的，各种宗教都有上亿的信徒，但基本上还是避免了宗教之间特别严重的仇恨和冲突，靠的就是这样一个超乎神之上的文教。我们的文教不是诉诸于神本身，而是教给人一些道理，而我们每个人，只要体会一下自己生存最基本的事实，我们都能够体会到“仁”，以及由此生发的为人的道理。文教就是教化这个道理，因而可以穿越所有神教，它是唯一可普遍的教化机制。
那么，天下秩序如何形成，我想强调了一下“声教”这个概念，试图说明，中国人在过去几千年中，虽然一直在追求一个普遍的天下秩序，但态度始终是高度节制而审慎的，甚至可以说消极的、被动的。为什么是这样?这跟圣贤思考普遍秩序的独特思维方式有关，这个思维方式可用孔子说过的一句话概括：“近者悦，远者来。”也可以用《礼记·曲礼》中的一句话来概括：“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其实这两句话意思是相通的。我们当然希望建立一个普遍的天下秩序，但并不是由我们这个中心向外推展，而是远方之人自愿归往于我们，也即，王者治下的人享受到王者政教之福利，远方之人看到这些福利，自愿前来加入、享受。圣贤以为，在中国的王者不应该用武力强迫其他人归降自己，而应该用自己提供的公共品吸引他人自愿加入。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理念，天下秩序能不能形成，决定权并不在某一个有力量者、某一个中心，而在所有人，他们自己做选择，他们自己来决定要不要加入这一普遍秩序，或者，加入哪个普遍秩序。这是一个自愿选择的问题。这一点，其实跟刚才的多中心主体是相互关联的。
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中国虽有很强大的力量，但主要还是靠自己高明的文明吸引远方之人自愿加入，甚至有时候拒绝他人加入。我们今天还可以深入讨论，历史上，我们和周边其他的族群以及比较成熟的文明国家之间是如何相处的，但我们从儒家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中国人的一种自我约束姿态，这样的姿态背后是对于他者的选择权的尊重。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心态，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千年中，一直有一种主张为我们的圣贤所重复，那就是“修文德”。如何让远方之人归来?“修文德以来之”，我们确实可以做出主动的努力，这就是修文德。这是我们唯一应该做的事情，当然，传统的中国人也会认为，这是自己唯一可以做得好的事情，我们的文德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可以做到最好的，这当然是我们对于自身文明的信心。
那么，天下秩序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因为天下秩序主体的多元，自然就会形成天下秩序结构本身的多中心性质。我想，这可能是我们中国人的天下秩序和西方人所构想的普遍的世界秩序之间的重大区别所在，中国人会承认，天下最终是成不了一家的，虽然我们会把它作为一个志向，但这是一个没有终点的历史过程。
我们中国人作为一个有漫长历史的民族，在思考所有问题时，都会有强烈的历史感。而信神的民族通常都会有历史终结的幻觉，所以我们会看到马克思主义和福山陆续宣告历史终结，西方人构想的普遍社会秩序也是所有人都卷入到其中，从而达到终点。我想，中国人恐怕不会如此乐观，而会认为，天下是一个过程，天下秩序归根到底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王道，王道其实只是一个过程，我们中国人讲王道，但永远都不会说我们在某一天达到了王道的秩序。所以，董仲舒讨论三代之变，不管是尧舜禹、周文王、周公，他们所建立的秩序也有偏失，这个偏失最初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严重，最后出现崩溃。新王者兴起，所要做的工作是救偏，救偏也就意味着又会出现偏失。所以，历史没有终点，天下其实也没有终点，天下秩序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一些重要的国家，有文明积累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是可以发挥较大作用的，尤其是中国，当然可以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因为最终秩序形成的决定权并不在力量中心，而在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每一个国家的选择，此选择必定是多样的，由此也就决定，天下结构恐怕永远都不可能达到由一个中心统合人类普遍的秩序。天下秩序会是多中心的，多中心之间会有动态的互动。
我觉得这一点比较重要，如果我们有历史感，肯定天下秩序的多中心结构，那么，每个中心大概也会抑制一下自己的霸权心态，以更为从容的心态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而放弃一统天下的野心。在中国领导人的一些讲话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倾向。但西方人基于历史终结论的普遍秩序观念，却很难接受这种多中心结构。因为，他们相信，世界必须归于一。因此，今天世界所面临的，其实就是两种普遍秩序的竞争，西方的和中国的。这两种方案的竞争，将决定人类未来的命运。中国人担负着沉重的思想责任，对中国自己，更对人类。
天下秩序从根本上来说可以这样概括，它把秩序的基点确定在每一个人，把人与人之间形成普遍秩序的精神根基，奠定于我们每个人都可透过对自己生活之最简单反思就可体会到的情感，就是仁，此仁立足于亲情，可以向外扩展，由此而有由小组织到大组织的秩序机理。因此，中国人的世界秩序想象的，“仁”是根本，这也是中国人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普世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思想应该是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人世界秩序想象的义理基础，因为，对于“仁”的阐发就是在儒家思想中。儒家士大夫在过去两千多年中，对天下秩序也有很多论述，并且非常重要的是，更有很多实践。可能论述这个部分，学界偶尔已有所涉及，但实践这部分，现在还在被忽视的状态，没有人仔细梳理。究竟儒家士大夫在面对戎狄的时候是怎么做的、面对南洋的时候又是怎么做的、面对西方很陌生的人又是怎么做的，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少。但这方面的研究必定会慢慢展开，我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这个问题。
上面就是关于天下秩序的一些粗浅想法，离现实比较远，只是一些最抽象的想法，贡献出来供大家批评。
最后回应：
非常感谢大家的评论，受益很大，自己的研究是纯义理的，各位从国际政治提出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促使我进一步思考更为具体的问题，可以逐渐进入细节的讨论。
周老师首先提出神会死、人永生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施展博士所说，没法论证。
施展：上帝死了，正是上帝今天给我们呈现出的念想。
姚中秋：这是一个诗意的表达，从一个中国人的观念看，神存在于人心中，心中没有，神就死了。尼采说，上帝死了。今天，在欧洲，信仰上帝的人越来越少。然而，人始终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只要是人的讨论、人的思考，那人一定在这儿，不可能在人死之后还有所谓思考。所以仅从逻辑上，我们也可以说，人永在。
刚才周老师提到一个问题，中国的文教之所以能塑造天下秩序，维护中国文明连续，主要因为人口众多，曲老师也讲到人口众多这个因素。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在理解中国文明的时候必须注意的一点，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人口会如此之多。
我觉得，这个问题跟信不信神有极大关系，后面也有老师提到此岸、彼岸问题。对于所有神教来说，重点是来世，肉身死，才可能得到永生。因此，现世的生活，对人的意义并不大。这可以说是死的价值观。可是，当中国人敬了天之后，因为天的呈现就是生和行，孔子讲“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篇》)，生是中国人的一个信仰，人的生育也是基于信仰的一个行为。由此就有了中国人普遍具有的特别浓厚的情感，以及一种特别重要的道德，那就是孝。因为，我们就是通过生命之不间断地传承，赋予个体生命以永恒意义。我的生命价值，不必到来世去确定，在连续不断的生命之流之中，自己就有一个确定的位置，我在那儿，把我之前、我之后的生命串联起来，这就是我的生命的意义。
正是因为这种信仰，中国人愿意生孩子，投入一切资源养孩子。别的民族把很多资源用于供奉神，我们则用于教养下一代。哈耶克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文明好不好，最后就看其成员生的人多还是少，人口规模是文明最后的试金石，你再牛、你的科技再发达、信仰哲学再高明，最后人死光了，就都没用。
程亚文：布罗代尔也是这样说的。
姚中秋：从长时间来说，文明之生命力就看其人口的多或者少。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在以前连续成长为世界最大的共同体，靠的是我们背后的观念，就是生、孝、天的信念。我想，我们恰恰要深思这一点，在今天把这一点发扬出来，并且自觉，让我们在座的各位老师和学生多生。
周老师提到力量的问题，讨论任何一种秩序，力量都是非常基础的因素。我在文章里面引用了《国语》最初那段话，确实是在讨论文德的重要性，但也讲了这样一句话：“兵戢而时动”。意思是，不要炫耀武力，而不是说，不要不使用武力，在恰当的时候以最大的力量使用它，才能让武力有最大效应。所以，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当儒家在修文德时，它背后一定有强大的力量作为支撑。
当然，在儒家的定义里，文德的含义非常丰富。刚才任锋、施展博士讲到贸易，贸易也在文德范围里，古人所说的文德，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讲的文明，包括物质、观念、教化，人创造出来的所有东西都是都在文德中。其实，传统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有非常广泛的贸易往来，由此，中国对周边族群产生强大吸引力，这就是修文德以来之。今天，中国有非常强大的工业，者对于中国承担推动天下秩序的责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力量。
当然，历史终结论的问题，值得仔细讨论。我这里主要针对西方世界的思考方式，发出警告。问题的麻烦在于，如果你假定历史是可以终结的，那一定会滥用武力，一定会以一种急不可待的心态终结历史，就会不择手段，超越道德。比如，沃格林讨论过灵知主义，其结果，在国内会造成极权主义，在国际秩序中会造成霸权主义，这些都跟历史终结论之间有直接关系。
曲博老师中间讲到比较，我们会看到，中西方对于人和秩序的思考确有很大差异，怎么办?这是值得我们讨论的。也许，今天，我们可能得超越比较，而进行汇通，或者说是以我为主的重造。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做比较时，其实有一个价值判断，认为西方是普遍的，西方的观念才能带来普遍秩序。我觉得，第一步，我们需要超越这样的认知和判断，起码，我们跟西方是平等的、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当然就我自己而言，我相信，我们的观念可以包容西方。唯有如此心态，这才有对话的可能，否则，哪里有什么对话?只有当我们自己相信，“仁”是可以把平等、自由、仁爱这些东西包容进来，我们才可以跟西方价值对话。
曲博老师最后的问题也提到，当下中国在国内社会治理中也没有按照儒家的价值，这是一个现实，需要我们继续努力。比较重要的一点是任锋老师刚才讲到的，在儒家的思考中，并不是先把国内问题解决了，再去解决天下的问题。事实上，今天中国的内部秩序问题，与外部秩序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曲博老师提问，按照仁如何组织政治生活、经济生活，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儒家当代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思考一个问题，当代的仁政究竟是什么?这是当代儒家的核心议题，我们得慢慢讨论。
关于程亚文先生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治理之道是“霸王道杂之”，一直都是这样。儒家并不是排斥法家，而是把它包容进来，因为力量、暴力的强制对秩序而言是必要的，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但是，我们必须把它包容在仁政结构中，而不是只依靠暴力的国家机器进行统治。法家的问题其实就在这儿，它把局部当成了全部。法家本来是从儒家分化出来的，把儒家讲政刑的部分抽出来，放大为全部。儒家把其收回来了，纳入仁政的政体结构，才不至于出现严重的偏差。
施展博士向来重视普遍秩序的法权化表达，重视形式化的法权体系对于国内、国际秩序的重要意义。西方人确实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构建普遍秩序的，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是唯一的路径吗?或者说，它是好的吗、最好吗?我首先表达一个怀疑。
施展：韩愈当年还说佛教是西方敌对势力，两百年后佛教就不再是敌对势力了。
姚中秋：这会有一个过程。两百年以后的那个佛教，其实已经不是当初韩愈所反对的那个佛教。
施展：我不是说今天这个会永世不变。
姚中秋：我们讨论的重点正是，如何让它改变、如何让它中国化，就像当初佛教的中国化。我想，西方人基于其观念，提出了普遍化的世界秩序想象，并借助你刚才讲的那套机制，让它在当代世界中呈现，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也进入了这套秩序。但我想，以中国自身在过去几千年连续历史中积累的思想、智慧、制度，或者可对此秩序有一个改变，起码是局部的更化。
具体怎么做?以前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李泽厚提出过，中国人是“情感本体”。你刚才一直强调高度抽象化、形式化的权利，以此作为整个世界体系的基点。我未必同意李泽厚的看法，但确实可以说，儒家讲的亲亲之情是十分普遍的，它也完全可以作为普遍的秩序的基石，并不是不可能。
施展：我认为个人权力只不过是在这一整套的秩序逐渐延伸的过程中，一种追加的哲学。康德时候做的这个论述，但不是说在康德的时候才形成，从威尼斯的海外贸易的时候已经有萌芽的东西了。
姚中秋：李隽旸博士对以修身为中心的秩序形成的机制还是高度肯定的。确实，我认为，中国人最伟大的贡献或者说突破是，很早建立了摆脱任何神教的纯政治。我前两天刚跟几个朋友讲，中国人是建立了“非政治的纯政治”。首先，把所有的神排除出政治之外。政治中不涉及神，只讨论现世的秩序如何安顿。但是，政治本身又是非政治的，因为它不是完全靠权力统治来维持秩序，而把政治秩序的动力建立在每个人修身这个基点上。我称之为非政治的纯政治。我认为，这是普遍世界秩序的唯一可能进路，它把神撇出去了，但又不全部诉诸于权力，我认为，这样才有可能把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组织到一个尚可的普遍秩序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