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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玮红:启蒙与当代俄罗斯“乡村散文”

更新时间:2015-10-20 22:27:44
作者: 侯玮红  

   肇始于17世纪的启蒙运动是近代西方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对理性觉醒的又一次呼唤。1784年,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这篇文章中揭示了启蒙的本质及其实现途径。他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aude!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1]可见,康德所说的启蒙的本质在于使人从幼稚走向成熟,成熟的标志在于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智,而走向成熟需要借助于他人的指引。康德进一步指出,启蒙无须他物,只要自由,是“公开运用个人理性的自由”。 法国的孔多塞也在他所著启蒙哲学的经典《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一书中,把科学看做是人的理性不断改进的工具,宣扬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和所有人的公平正义。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启蒙精神的实质就是自由,是倡导摆脱无法支配理性的蒙昧而走向自由运用理性的光明。这个自由“不是个人意识的张扬,而是整个人类反对神话和愚昧的自主意识的觉醒”[2]。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著名论断那样:“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启蒙是“与过去告别的断裂意识”和“朝向未来的进化意识”[4]。从这个意义上讲,启蒙带来的常常是文化的发展、思想的进步以及社会的前进,也许正基于此,启蒙至今没有终结。

   作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俄罗斯位于两大文明的交界处,无论在历史文化还是在民族性格方面都具有双重性,因此它的启蒙也经历了既与西方相似又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在俄语中,“启蒙”一词由“穿过、透过、遍及”这个前缀和“发光、照亮”这个词根组成,顾名思义,就是“把光亮透进来,让光亮普遍照耀”的意思。那么,什么是俄罗斯的光明梦?它追逐这一梦想的过程又有着怎样独特的经历?回顾几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我们可以这样说,俄罗斯的光明梦就在于它对民族解放与振兴之路的求索,对民族同一性和俄罗斯思想的探寻,而它追逐梦想的过程一直伴随着对东方还是西方、民族传统的宗教文化抑或欧洲启蒙文化的选择与斗争、交汇与融合。正是长期在俄罗斯智性生活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文学,如明灯一般照亮了这条启蒙的前行之路。我是谁?谁之罪?怎么办?这一个又一个文学问题推动了俄罗斯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性的善恶、道德的含义、自由的边界,这些俄罗斯文学的永恒主题启蒙了一代代俄罗斯人,对这些人类普遍问题的不断探索也彰显了俄罗斯之于世界的特殊使命,促成了俄罗斯文化在西方正面形象的树立,极大提高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文化发展历程既表现出茫然失措的惊慌与失落,也具有急于寻找归属感的紧迫与混乱。世界图景的变化导致旧有价值观念的瓦解和整个社会信仰的全面崩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处在风雨飘摇、前途未卜的转折关头。正如别列佐瓦娅和别尔里亚科娃主编的《俄罗斯文化史》中所分析的那样:“苏联人过去在两种尺度中生活:现实的和神话的。神话是他生活的动机,这个神话就是:他是世界上美妙的和先进的国度里的公民,这个国家将走向‘光明的未来’。现在知道了这个美妙的未来是不存在的,而原先以为强大的祖国再也不准备保护自己的公民了。”[5]走出苏联文化的空间,人们第一次发现自己突然长久地无人过问。“何去何从”这个尖锐的问题不仅再次鲜明地摆在俄罗斯民族面前,而且也使每个备受精神创伤的俄罗斯人陷入艰难的抉择之中。这一阶段的俄罗斯文学与20世纪之初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它们都是作为大变革、大动荡的过渡时期载入史册的,因而在文学理念上突破了统一的世界观而表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思想与审美倾向。苏联时代趋于弱化和隐蔽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争,从改革以来就日趋激烈化和表面化。苏联的解体可以说暂时宣告了“西方派”的胜利,然而争论远远没有停止。以对苏联模式神话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元论的解构与颠覆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经过风起云涌的狂潮之后在90年代后期逐步式微,而继承了优秀传统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在危机中不断创新,在对社会现实的真实描绘与批判反省中寻求着解决民众精神危机之出路。可以说,俄罗斯文学依然承担着启蒙民众的重要作用,在探求自由道路和俄罗斯未来发展方向上,继续进行新的尝试与拓展。“乡村散文”的复兴就是这种尝试的一个明证。

   “乡村散文”又译为“农村散文”或“农村小说”, 指的不简单是以农民和农村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农村小说,而更多地是指一种赋予了农民和土地以特殊精神意义的创作共性。一方面,它的产生、发展和变迁与俄罗斯农业政策和农民问题的演变过程息息相关。在俄罗斯,农民是一个历尽苦难的阶层。连年的战争、饥荒、不断变更的政策条令,都把农民一步步推向绝望的境地。因此,反映农村存在的问题、表达农民的内心诉求,是乡村散文必然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另一方面,乡村散文的意义远远不止这些。著名作家阿伯拉莫夫曾经说过:“农村——是俄罗斯的深处,是我们的文化赖以成长和繁荣的土地。”乡村散文之所以被认为是关于俄罗斯农村和俄罗斯人民的深刻的艺术史诗,标志着20世纪下半叶俄苏文艺哲学思想的腾飞,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一时期俄苏文学的发展方向,就在于它蕴含了丰富的哲学内涵、复杂的社会历史心理、鲜明的民族精神倾向,并拥有一套完整的美学体系。下面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乡村散文的发展过程。

   “乡村散文”曾经长期占据俄苏文学批评与研究的中心。关于它的概念、诞生以及演变一直众说纷纭。笔者梳理了俄罗斯和中国批评家与研究家的观点,结合自己的看法,梳理出这样一条发展线索。第一阶段——序曲。就是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特写和笔记小说,其标志性作品是1952年奥维奇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当时特瓦尔多夫斯基认为这一作品将具有转折性的意义。评价“它冲破了无冲突论的禁锢,暴露了农村中存在的种种尖锐矛盾”,由此形成“奥维奇金流派”。代表性作家有田德里亚科夫、雅申、扎雷金等。第二阶段——形成。标志性作品是发表于50年代末的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玛特廖娜的家》,因此有这样的说法:“‘乡村散文’是从‘玛特廖娜的家’里走出来的”。第三阶段——繁盛。具体时间为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后期,标志性作品是别洛夫的《平常的事》(1966年),这部作品在文学史上划时代的意义等同于奥维奇金的速写,别洛夫说出了人的真相,使读者重又回到卡拉姆辛在《可怜的利扎》中的“土壤”和“柏油路”的争论。由此作家开始关注以前被禁止的题材,描写集体化的悲剧性后果,描写在苏联日益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所面临的生态问题、道德缺失问题,塑造那些富有智慧或葆有传统价值观念和信仰的普通劳动者,力图宣扬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文化;在思想上对苏联意识形态宣传漠然视之的同时,“乡村散文”在艺术上也逐渐形成了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范式相左的一整套独具特色的美学体系。三卷本《当代俄罗斯文学》中这样评价:“乡村散文的诗学整体上就是寻找民族生活的深刻基础,以之取代正在对这一基础进行破坏的国家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阿伯拉莫夫、别洛夫、阿列克谢耶夫、舒克申、拉斯普京、阿斯塔菲耶夫、诺索夫等作家佳作不断,使“乡村散文”这一名称确立并盛行起来。第四阶段——沉寂。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正是国家最为动荡的一段时期,很多作家忙于论战,创作减少。正如拉斯普京在1995年的《我的村庄在哪里》一文中所说,“今天提及‘农村’文学,恍若提及上世纪的巡回展览派艺术家,这一切似乎已离开我们很远很远。20年过去了,一挂沉重的帷幕像一面墙将这段时光,将‘农村’文学隔在了那逝去的时代。”第五阶段——回暖并逐步复兴。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的这段时期。标志性作品是拉斯普京2003年的《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除拉斯普京、别洛夫、叶基莫夫、诺索夫等老一辈“乡村散文”作家创作了大量新作外,一批相当具有勇气的中青年作家如尤里•佩特科维奇、罗曼•谢恩钦、阿列克塞•扎哈罗夫等也选择了这条艰难的道路,并且在表现内容与写法上颇有新意。苏联解体后新时期的“乡村散文”,直面国家剧变后农村所面临的更加衰败的现实环境,以及人在道德精神领域进一步的堕落,字里行间透出痛心疾首的呼号。从过去的对某些社会问题的暴露和批判走向对整个社会制度的批判。作品既有老一辈拉斯普京、叶基莫夫的小说,也有年轻一代作家的小说。在他们笔下,今天的俄罗斯农村面临更加严重的问题,已经到了濒死边缘。首先是经济的全面瓦解,土地的荒凉、破败、人烟稀少,村庄数量大大减少,现存的村庄也奄奄一息、赤贫如洗。改革前这些村庄几乎被废弃,农民逃难到外地,改革后曾有人试图拯救,农民也纷纷回来,结果国家的剧变带来的是农村经济的迅速滑坡直至崩溃。同时,青壮年的大量流失造成了村民的老无所依,而市场化经济又带来人性的彻底丧失。别洛夫在《20—21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小说》中指出,“农村在今天已经根本不存在了。它已经消亡了。开始是在斯大林集体化的打击下,后来是战争,接着是赫鲁晓夫的打击,缩减小型村庄等等。这些都留存在我的记忆之中。整个20世纪都是对俄罗斯农村和俄罗斯农民一刻不停的打击。而改革最终给了它致命性的一击。”

   阿列克塞•扎哈罗夫的短篇小说《天堂钟声》,充分说明老一辈“乡村散文”作家所展示的农村的不幸与痛苦依然存在;在当代俄罗斯“城市化”与“私有化”进程加快的步伐中,俄罗斯农村老人孤独与被抛弃的命运依然在延续。如果说老一辈“乡村散文”作家反映的是子辈进城后传统美德的失传问题、道德退化问题,那么这里反映的则是成为新一代城里人的孙辈生就的冷酷与无德;如果说以前的“乡村散文”里表现的是子辈对老辈的厌弃,那么现在表现的则是孙辈对老辈的抛弃甚至于赤裸裸的掠夺。佩特科维奇的短篇小说《一小块巧克力糖》中的主人公库兹金老人向自己的孙女借了一小块巧克力糖,作为邻家瘸腿小姑娘的生日礼物。生日宴会结束了,可老人穷困得连这块糖都还不起。原因是老人没有身份证,因此得不到退休金。在朋友的帮助下,库兹金终于得到身份证,并且平生第一次参加了选举。心情激动的老人在回家的路上受了风寒,一病不起。直到死前他都没有能够还上那块巧克力糖。一位老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去了,没有一丝抱怨和叹息。他的生命是如此卑微,只有他的老太婆和邻家的瘸腿小姑娘在梦中与他相会。

   “乡村散文”在反映现实的同时,继续探寻俄罗斯的出路,既包括对现实问题解决之道的探寻,更包括对俄罗斯民族同一性、俄罗斯民族复兴与崛起之希望的探寻。拉斯普京更加坚定地认为,俄罗斯民族的拯救之路在于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乡村大地,在于能够使人感受到美妙和力量的俄语语言,在于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归宿——东正教,也在于绝不软弱的俄罗斯民族性格。相比阿斯塔菲耶夫的《柳达奇卡》(1989)中那个从农村走向城市、遭受强暴后自杀的女主人公,拉斯普京在《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中塑造的那个为了维护女儿的尊严去寻求公平和正义的母亲是多么刚烈坚定。叶基莫夫在《皮诺切特》中好像做实验一般让自己的人物实施强权措施,虽然换来了集体农庄面貌的改观,但是却让主人公饱尝被孤立、被误解的滋味。作者对自己的人物持中性的立场,一方面作家显然喜欢自己的人物(读者也是这样);但另一方面,强权的人还是令人害怕重蹈覆辙。因为小说发表在叶利钦执政时期,所以特别具有预警的意义。

   “乡村散文”的重新复兴是当代俄罗斯作家在面临解体后国家面临的复杂局面的一种精神归宿的寻找,是俄罗斯民族在历史的歧路口、在民族危机的转折关头进行民族自救的一种方式。俄罗斯人文大学教授、著名俄罗斯文学及文化学学者伊•孔达科夫提出,“全球化理念”绝不意味着对文化民族性与本土化特征的遮蔽。相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国际文化与人际交流的拓展,“全球化理念”的民族性和本土化特征也会日渐鲜明,忽略了这一点将是对全球化文化认知的重大失误。所以,“乡村散文”讲述的不仅是农民问题,有这样一种说法:“乡村题材是全民族的题材。”“乡村散文”所表现的对象也不只是农村的居民,而且更是作为20世纪充满了复杂性和悲剧性存在的俄罗斯人,是在俄罗斯剧变中不可避免的冲突。它所寻找的也不仅是农村问题的解决之道,更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在这一点上,“乡村散文”对苏联解体后民众思想的启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尽管启蒙时代以降近200年以来俄罗斯社会与文化发生了沧海桑田般巨变,但被普希金、果戈理、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文学巨匠们接受并独特阐释的启蒙主义思想的精髓今天依然作为这个世界文化大国文明构建与文化建树的主要构成,并成为这个民族在新世纪继续进行文化探索的重要的文化基石与向度。

  

   参考文献:

   [1]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2.

   [2]江怡.理性与启蒙:后现代经典文选[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4:1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0.

   [4]傅永军.启蒙与现代性的生成[J].东岳论丛,2008,(6).

   [5]别列佐娃娅,别尔利亚科娃.俄罗斯文化史:第2卷[M].ВЛАДОС:人文出版中心,2002:380-381.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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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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