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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柱:王安石的书法传承与题壁

更新时间:2015-10-04 22:53:37
作者: 刘金柱  

   书法有过人之处,可资以炫耀者,题壁行为一般较多,所以,一手飘逸的好字,是题壁的资本。王安石传世诗文中有大量的题壁之作,同时代的人及稍后的人也有很多王安石题壁故事记载。在考察其题壁现象的同时,不免令人联想到与书法的关系,虽然王安石的书法真迹基本绝灭,但据零散的文献记载,知其书法必定有值得圈点的地方。日本学者内山精也曾著文考述、辨析王安石的书法:王安石的书法真迹几乎没有流传,而且书法史也很少提到他的作品,主要原因是王安石身后很长一段时期对他的妖魔化宣传导向所致。在中国,讲究文如其人、书如其人,对书法的传统评价往往直接联系到对书法家的人物评价。南宋后,随着王安石声价的降低,收藏者由于安全和升值期望的考虑,必然会有选择性淘汰,所以,到南宋中期时,社会上就已经较少能见到王安石的书法真迹了[1]474-476。

   一、被妖魔化的王安石

   由于党同伐异的缘故,有关王安石最原始的资料或有意“遗失”,或极尽扭曲,但把这些零散的历史记忆串联起来,并将主观色彩尽可能地删除,之后我们会发现,王安石不仅在政治上、文化上多有成就和贡献,而且隐约还可以感知这是一位人情、人性均很正常的智慧的历史人物。

   历史上对王安石愈演愈烈的妖魔丑化可谓不遗余力,甚至涉及到生活细节的方方面面,姑论及一二。

   容貌猥亵:古人讲表里如一,即言身体、服饰的整洁预示着身心的健康。朝廷百官面前的王安石不事清洁,衣服垢污,囚首丧面,虮虱毕现,如何率领朝纲、为人表率?如“不喜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弊,亦不浣濯”[2]154。如“不事修饰奉养,衣服垢污,饮食粗恶”[3]230-231。再如朝见时“虱自介甫襦领而上,直缘其须”[4]489。真若如此,不知王安石怎样步入朝纲、君臣共处、指点江山?个人修饰虽属于一己私事,但作为社会公共交往,得体是最基本的要求。诸多记述皆言王安石生活简率、不拘小节,言语之间多有贬损,皆可视为政敌之间的妖魔化攻击,绝非客观真实地反映当时的情况,大可不予理会。

   行为草率:《避暑录话》云:“王荆公不耐静坐,非卧即行。”[5]2583《道山清话》云:“黄庭坚尝言:‘人心动则目动。’王介甫终日目不停转。”[6]2946此二记亦言荆公浮躁,心神不定。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皆显露奸臣模样。行为如此,文章亦然:“王荆公作文,落笔便古;王荆公论诗,开口便错。何也?文忌平衍,而公天性拗执,故琢字选词,迥不犹人。”[7]167因“天性拗执”,故遣词造句都“迥不犹人”,故“落笔便古”、“开口便错”。再以下棋为例,棋品之低劣,似印证了其人品的不健全。

   王安石诗有句云:“垂成忽破坏,中断俄连接。”[8]李壁注引《遁斋闲览》的攻击言辞如下:“荆公棋品殊下,每与人对局,未尝致思,随手疾应。觉其势将败,便敛之曰:‘本图适性忘虑,反苦思劳神,不如且已。’与叶致远敌手,尝赠叶诗,有‘垂成’、‘中断’之句。是知公棋不高。诗又云‘韩输’、‘误悔’,是又未能忘情于一时之得丧也。”敌者断章取义,仍套弄王安石遇事浮躁的谣传,所言“未尝致思,随手疾应”,“本图适性忘虑,反苦思劳神,不如且已”,皆此也。

   王安石诗集中有多首咏棋的诗,从诗句中看得出,他不但精通棋艺,还常将棋理喻人生。若“北风吹人不可出,清坐且可与君棋。明朝投局亦未晚,从此亦复不吟诗”(卷四十八《对棋呈道原》),特定的气候下,“清坐”、“投局”、忘我,模糊了时间界限,连饮酒赋诗都遗忘在脑后。卷四十一《棋》云:“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战罢两奁收黑白,一枰何处有亏成。”李壁注云:舒王在钟山与道士棋。道士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无所争。故能入于不死不生。”公笑曰:“此特棋迷也。”怎么看也看不出他不爱棋、不懂棋①。

   王安石不但爱棋、懂棋,还能从容自如,潇洒笑对输赢。卷四十二有《与薛肇明弈棋赌梅花诗输一首》,李壁的注形象地再现了诗中的故事:荆公在钟山下棋时,薛门下与焉,赌梅花诗一首。薛败而不善诗,荆公为代作。今集中所谓薛秀才者是也。薛既宦达,出知金陵,或者嘲之曰:“好笑当年薛乞儿,荆公坐上赌梅诗。而今又向江东去,奉劝先生莫下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五《赌梅诗输罚松声诗》亦记:“王文公居钟山,尝与薛处士棋,赌梅诗,输一首。”知棋亦荆公平常之消遣。

   政敌视变法为祸国殃民,变法的祸端是王安石的躁进,而王安石躁进的根源是其性格上的缺陷以及其阴险、晦暗的心理。前者可由书法、下棋等这些生活的细节末端相印证,而后者在王安石的衣饰方面暴露无遗,外表是内在的端现。从这两个层面攻击的依据其实是一个,即人的品质会体现在所有的细枝末节,所谓文如其人、书如其人,棋品如人品,以貌取人等,皆此之谓也。

   郑行巽《王安石生活》述贡父因和安石论新法,不便,有一次曾出判泰州,有《题馆中壁》一首诗道:“壁门金阙倚天开,五见宫花落井槐。明日扁舟沧海去,却从云气望蓬莱。”这首诗分明是对于在朝之人,似有不满的意思。安石见了,却夷然不以为意,并讽咏之,又写在扇子上面[9]68。从中可见其大度,其从善如流。

   管成学《宋代的科技与改革初探》[10]389曾列举荆公同时代人的评语:刘世安:“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人素尊之。”“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王安石)不做执政为屈”(《元城语录》卷上)。黄庭坚:“予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三十)王严叟:“天下盛推王安石,以为必可致太平。”(《安阳集》《忠献韩魏王别录》)司马光:“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也。”(《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十)尽觉中肯可信。

   二、较为客观的书法评价

   王安石的书法也常被政敌拿来说事,用来影射他政治上的一些躁急措施。若逆向思维,不妨做如是理解:凡光彩照人的一面都被尽可能涂黑、遮掩,正如所有政绩都被攻击为罪行一样,作为书法家的一面也被无情地贬斥、丑化了。《九九销夏录》有一则“字如其人”的评述:

   《黄文献公集》云:“温公《通鉴》书稿作字方整,未尝为纵逸之态,宜其十有九年始克成书。”乌呼!此所以为司马温公也。蔡绦《铁围山丛谈》云:“王元泽奉诏为《三经义》,王丞相介甫为提举。《周礼新义》亲为笔削,政和中,吾得见之,笔迹如斜风细雨,诚介甫亲书。”乌呼!此所以为王荆公也。[11]130

   司马温公“作字方整”,王介甫“笔迹如斜风细雨”,“方整”即言规整,而“斜风细雨”不好理解,但“斜”、“细”云云,不外是讥讽其不够端庄、规整。

   朱熹《题荆公帖》云:“熹家有先君子手书荆公此数诗。今观此卷,乃知其为临写本也。恐后数十年未必有能辨者,略识于此。”[12]朱熹生活的年代,世上便少有王安石真迹流传,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书法没有流传的价值,正如内山精也所论,更多是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消除影响的极致是扫除一切痕迹。“临写本”虽非真迹,但王安石书法的风貌尚可感知,此外,从王安石同时代人的评议中也可约略感知一二。

   苏轼以之喻蔡君谟、杨风子,并感觉有佛经《法华经》的意趣:“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学之则无法。故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稍得意似杨风子,更放似言法华。”[13]2179而黄庭坚在《跋王介甫帖》中则以为王安石书法超过苏轼:“余尝评东坡文字、言语,历劫赞扬有不能尽,所谓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者也。而此帖论刘敞侍读晚年文字,非东坡所及。螂蛆甘带,鸱鸦嗜鼠,端不虚语。”秦观在《论书帖》中虽评价不高,但却指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惟王荆公书有故人气,而不甚端遒。”[14]554难以理解何为“故人气”,是否是指缺少时代气息?若然,则仍是指责王安石不能与时人为伍,而“不甚端遒”,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人性、品德方面的喻指。张邦基《墨庄漫录》对王安石的书法做了较为专业的评点:“王荆公书,清劲峭拔,飘飘不凡,世谓之横风疾雨。黄鲁直谓学王濛,米元章谓学杨凝式,以余观之,乃天然如此。”[15]34所云“横风疾雨”与“斜风细雨”是何等关系?盖当时品评荆公书法类如此。这里的“天然如此”与苏轼的“无法之法”是一个意思。无论黄庭坚的奖誉,还是秦观的以人论书,总之还都在正常的学术评议范围,稍后则不免给人以政治攻击的感觉。

   三、“忙”不能成为王安石书法的特点

   关于王安石书法的特点,史上最常见的评议是一个“忙”字。杨慎《升庵外集》云:“王安石字本无所解,评者谓其作字似忙,世间那得许多忙事,而山谷阿私所好,谓荆公字法出于杨虚白。又谓金陵定林寺有荆公书数百字,惜未见赏音者。何荆公字在当时无一人赏者,而山谷独称之邪?……山谷献谀于王安石乎?”[16]后世对王安石书法的观点,多本于杨慎的这段评述。

   如梁章巨《退庵随笔》卷二十二《学字》:“(朱子)《又跋韩魏公与欧阳公书》云:‘张敬夫尝言,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不知公安得如许忙事?’余作书多潦草,读此辄如芒刺背。”如赵宧光《寒山帚谈》卷上:“书法云:作字不可急促,王介甫书一似大忙中作,不知此公有如许忙。嗟乎,可怜!忙忙作字岂惟字丑,人品亦从此分矣,可不勉乎!”

   “世间那得许多忙事”、“不知公安得如许忙事”、“不知此公有如许忙”云云,用语如出一辙。“忙”起于心而显现于行为,神乱进而手忙脚乱。心之忙,则浮,急切而生乱;身之忙,则躁,失之稳重;而书之忙,则草,不免“字丑”。将性情之“忙”与书法之“潦草”相联系,并以之评说:人如此,书如此,事如此。叶梦得《石林燕语》的记载便使人感觉极尽丑化、诋毁王安石:“王荆公押石字,初横一画,左引脚,中为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圆,往往窝匾,而收横画又多带过。常有密议公押歹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圈。一日书《杨蟠差遣敕》,作圈复不圆,乃以浓墨涂去,旁别作一圈,盖欲矫言者。杨氏至今藏此敕。”[17]57-58

   主管签名表明态度,类今之圈阅。按《石林燕语》所记,宋时习惯有签全名者,也有像王安石一样只签一个字者。但由于王安石“性急”,往往将“石”字写成“歹”字,成为下属嘲讽的笑柄。当然这条记载无非有意丑化,未必当真。但是,从中透露出的信息,恐亦应有性格和书写习惯的关联。为使诋毁具有说服力,一般要选择能代表其人特征的习惯或故事而加以强调,但我们也可从侧面感知王安石对待书写的认真态度,虽或因性急而出现差误,但是很在意这些差误,并尽力完善改过。

   邵博记载“王荆公平生只用小竹纸一种”[18]218,此记当专指书法用纸,而未必公文用纸。据此则王安石在书写时能感觉纸笔等书写工具的细微差别。按现代理论,专业人士对待工具的挑剔,实际是心、手的感觉过分敏感所致,预示其书法已臻成熟,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而不是像邵博所嘲讽的性格执骜,摆谱浪费。袁文《甕牖闲评》卷六对此颇不以为然:“《闻见后录》载王荆公平生用一种小竹纸,甚不然也。余家中所藏数幅,却是小竹纸。然在他处见者不一,往往中上纸杂用,初不曾少有拣择。荆公文词藻丽,学术该明,为世所重。故虽细事,人未尝不记录之,至于用纸亦然。虽未详审,亦可见其爱之之笃也。”可见王安石书写时并不刻意挑剔用具,而是随意择取。还是一个“忙”字。

针对杨用修关于王安石书法的言论,清人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对其逐条进行了批驳:“荆公一生以学术经济自命,虽善书亦不欲以此见长。予尝阅其全书,无一字稍及于前人书法,即自谓学王漾书亦只见之山谷纪载耳。山谷亲见荆公书,而以杨少师拟之,用修生数百年后,固未尝见其书者,何得而遽断之曰荆公于字本无所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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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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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保定学院学报》2012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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