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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和应:艾尔克·鲁尼亚与历史哲学的未来

更新时间:2015-08-23 23:29:46
作者: 吕和应  

   【摘要】艾尔克·鲁尼亚是荷兰历史哲学界的新锐,他借助精神分析理论探究历史哲学的相关问题,提出历史哲学应该由“怀特式的表现主义”转向某种“思辨的”历史哲学。鲁尼亚发展了“并行运作”、“在场”、“转喻”等概念,这些概念既挑战了柯林武德的“重演论”,又挑战了海登·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的“叙事主义历史哲学”。鲁尼亚的新历史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也受到詹金斯这样的学者的质疑和批评,而且这种新历史哲学很难与多米尼克·拉卡普拉的创伤理论划清界限。就此而言,鲁尼亚的新历史哲学是否能代表西方历史哲学的未来方向尚有疑问。

   【关键词】艾尔克·鲁尼亚 精神分析理论 新历史哲学

  

   作为西方历史哲学标杆的《历史与理论》杂志在创刊50周年之际推出一组论文,探讨历史哲学的未来和发展趋势。①围绕这一主题,学者们各抒己见。有学者断言“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将回归,这种普遍史不再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为典范,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审视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②有学者以历史哲学向数学和物理学借用了“连续性”、“可能性”、“动力学”等概念为由,重新审视了自然科学与历史哲学的关联;③有学者指出,历史哲学应该被严格限制在“史学”(historiography)的范围内,而且要像科学哲学服务于科学一样服务于史学实践;④有学者借助“创伤”理论,分析了“极端事件”对“历史表现”构成的限制;⑤还有学者探讨了数字化时代读写方式的变革将给历史哲学带来的机遇和挑战。⑥

   在这组论文中,荷兰历史哲学新锐艾尔克·鲁尼亚(Eelco Runia)提交的《欢乐转动机器上的电线短路:列宁与历史的非连续性的出现》(2010)尤其引人注目。鲁尼亚在该文中结合精神分析理论,试图从根本上挑战“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

   同样是荷兰历史哲学家,与成名更早的安克斯密特相比,鲁尼亚2004年才以《遗忘它: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报告中的“并行运作”》登上国际历史哲学舞台。随后,他相继用英文发表了《在场》(2006)、《时间的场所》(2006)、《埋葬死者和创造过去》(2007)、《跃入清水:触犯历史的眩晕冲动》(2010)和《从旧事物中创造出新事物:从怀特的“转义学”到维柯的“论题学”》(2010)。

   鲁尼亚具有多重身份:精神分析学家、历史学家和小说家。⑦这样的身份背景使其历史哲学和历史小说具有鲜明的精神分析风格。其实,精神分析理论在历史写作和历史哲学中的应用并非新鲜事。在鲁尼亚之前,现代精神分析学奠基人弗洛伊德曾从精神分析的视角解析了达·芬奇的童年记忆对其一生的影响。追随弗洛伊德的步伐,法国哲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1)、法国学者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 1925—1986)、美国历史哲学家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 1939—)、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 1949—)都曾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发展出某种历史哲学。遗憾的是,国内相关的译介尚未跟进。

   自从《元史学》(1973)出版以来,以海登·怀特和安克斯密特为代表的叙事主义传统支配了整个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出于理论发展的需要,怀特和安克斯密特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对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展开了自我批判,最明显的表现是推崇“崇高”,以取代与隐喻对应的“美”。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代表人物都不接受从精神分析理论出发对叙事主义展开的批判,这种态度清楚地体现在怀特对拉卡普拉的评价中。汉斯·凯尔纳曾讲述,在受怀特影响的一辈人中,拉卡普拉属于最年长者,⑧但后来他逐渐接受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偏离了怀特的思路。对此,怀特在接受埃娃·多曼斯卡的采访时,对拉卡普拉的历史哲学评价并不高,他指出“拉卡普拉的研究路数跟我相似,然而他比我更具有精神分析的色彩。他的‘移情’(transference)概念我一点也不以为然。我不认为过去和现在之间有什么移情在发生。”⑨

   从怀特对拉卡普拉的“否定”可见,以精神分析理论为基础的历史哲学似乎岌岌可危。⑩鲁尼亚虽然尚未言明与拉卡普拉的理论渊源,但从其论著所采取的立场来看,他显然与拉卡普拉具有更多共同点,因为他们都试图发展出历史哲学的第三条道路,既区别于幼稚的历史实在论,又区别于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的激进建构主义。鉴于国内学者尚未对基于精神分析理论的历史哲学进行系统的译介和评述,本文将通过鲁尼亚的新历史哲学。阐释精神分析理论与历史哲学之未来的可能关联。

  

  

   鲁尼亚的一系列文章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它代表了历史哲学新的发展趋势。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言,最近十多年来,历史哲学正悄然发生转向,后现代主义的范式逐渐被超越,具体表现为:过去不仅仅被理解为意识形态和转义的建构,而且更多被理解为过去本身的再次到场。相比而言,这种意义上的过去更实在、更直接、更物质、更有影响力。(11)

   鲁尼亚是这一转向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之一。从表面上来看,鲁尼亚的《遗忘它: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报告中的“并行运作”》是将主要矛头指向柯林武德的“重演论”,因为他在该文中明确表示,奠基于精神分析理论的“重演”(re-enactment)概念与柯林武德的“重演”概念具有两方面的区别:一方面,他所谓的“重演”不是外在的“表现”(representation)而是内在的“相互作用”(interaction);另一方面,他所谓的“重演”不是有意识的产物,而是无意识的产物。(12)就重塑“重演”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而言,柯林武德自然是鲁尼亚绕不过去的批判对象,但就寻找历史哲学的第三条道路而言,鲁尼亚在该文结尾处才真正表露其旨意:

   最后,借助并行运作理论来研究历史著作,同时超越了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理论和实证主义的史学实践所具有的内向性。正如我在本文所做的,从并行运作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实践的“表层”,是一种富有成效而且令人兴奋的路径,通过这种路径,可以重新连接语词与行为、表现与事件、历史写作与历史本身。(13)这段引文清楚地表明,鲁尼亚试图通过“并行运作”(parallel processing)概念(14),超越“语词”与“行为”、“表现”与“事件”、“历史写作”与“历史本身”之间的二元对立,也即(后现代主义)历史理论与(实证主义)史学实践之间的二元对立。

   鲁尼亚在《遗忘它》之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都旨在消解这种二元对立。在其表述中,这种二元对立有时也表现为“思辨的历史哲学”与“批判的历史哲学”或“叙事主义历史哲学”(15)之间的对立,于是克服两种历史哲学之间的对立也就成为其重要的课题。

   在《在场》一文中,鲁尼亚呼吁建立一种新历史哲学,一方面旨在反对艾维尔泽·塔克尔将历史哲学限定为“史学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16)的做法,另一方面则旨在取代“怀特式的表现主义”。鲁尼亚虽然倡导一种新历史哲学,但他并未替它命名,而只是借用传统术语称之为“肯定的”(positive)、“实质的”(substantive)或“思辨的”(speculative)历史哲学。根据他的观点,这种新历史哲学的目标是探讨“创伤”(trauma)等被以往的历史哲学家所忽视的主题。(17)

   在《时间的场所》(2006)中,鲁尼亚重申了类似的观点。他在文章开头就将历史学家分为两类:一类认为过去是实存的(exist);另一类认为过去并非实存的,只能通过流传至今的遗迹建构出来。与这两类历史学家不同的是,鲁尼亚采取了第三种立场:

   在本文中,我将采取如下立场:两类历史学家(包括那些认为过去真的实存和那些认为过去真的并不实存的历史学家)的范畴都是错误的。我的观点是:过去无疑比第一类历史学家准备接受的更不在场,而同时又无疑比第二类历史学愿意承认的更在场。(18)为此,鲁尼亚在该文末尾总结道,过去比天真的历史实在论者所假定的更不在场,比历史建构论者所主张的更在场。鉴于历史实在论早已受到海登·怀特等“表现主义者”的批判,显然,鲁尼亚此处更意在强调对建构论者的批判。对鲁尼亚而言,作为“在场”(presence)的过去具有封闭性和持久性,它既不会在历史“表现”(representation)过程中完全显露,也并非如建构论者想象的那样在历史过程中“消失”了。(19)鲁尼亚的这一观点,可能是对后现代主义的叙事理论或表现理论最严重的挑战。

   在2010年发表的三篇文章中,鲁尼亚反复申明上述立场。在《跃入清水》一文中,鲁尼亚指出,这种新历史哲学应该探讨“非连续性”(discontinuity)问题,如探讨“使事件参与者本人都为之惊讶的事情”,也即事件参与者无意识做过的事情。在他看来,这个问题不是认识论问题,而是“关于历史动力学的元历史问题”。但事实上,历史学家通常会避开“非连续性”问题,原因有两点:一是“非连续性”问题涉及“思辨”,无法用经验事实来证实,在波普尔发展出“试错论”之后,“思辨”成为了历史学家的禁忌;二是历史学家更擅长于确立“连续性”而非“非连续性”。(20)

   在《欢乐转动机器上的电线短路》中,鲁尼亚分析了列宁性格中“打破常规”和“即兴发挥”的一面及其对俄国革命的影响,同时表达了试图超越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在鲁尼亚看来,德里达的“文本之外无他物”的观点非常可疑,他通过“行为在先”(Im Anfang ist die Tat)的例子来说明,人的行为往往是未经深思熟虑的,并由此认定“文本之外”还有他物存在,而“非连续性”的产生就源于对文本的超越。鲁尼亚最后得出结论说,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理论反对“实在论”(realism),结果将“实在”(reality)本身一并抛弃了。(21)

   除了上述《在场》一文,目前最能代表鲁尼亚的新历史哲学理念的是《从旧事物中创造出新事物》。在该文中,鲁尼亚系统地反思了20世纪的历史哲学。在他看来,20世纪的历史哲学可以与“批判的历史哲学”划上等号。而由于历史学的专业化,思辨的历史哲学受到历史学家的排斥,如鲁尼亚所言,撰写这种历史哲学的,要么是业余史家,要么是萨缪尔·亨廷顿或安东尼·吉登斯这样的历史学外行。尽管思辨的历史哲学受到批判,但思考历史过程是人的心理需求,人们有可能反思“我们究竟是如何创造历史的”、“新事物是如何从旧事物中诞生的”、“人类是如何改变和演化的”。在此背景下,鲁尼亚决心复兴“思辨的历史哲学”。但复兴“思辨的历史哲学”绝不是重走马克思和斯宾格勒等思想家的老路,而是通过实践“批判的历史哲学”来实践“思辨的历史哲学”。在鲁尼亚那里,这种实践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借助精神分析理论来思考历史中的“在场”现象。根据鲁尼亚的总结,“在场”具有如下含义:(1)下意识留存未被认可的知识;(2)以未经“表现”的方式在此时此地到场;(3)使我们的行为与我们的认识相冲突;(4)更多是“前塑形的”而非“塑形的”。另一方面,通过新历史哲学来反思表现主义、历史主义和诠释学。鲁尼亚认为,诠释学是表现主义的原始工具,而表现主义在本质上则是隐喻性的。(22)

   鲁尼亚曾指出,20世纪的历史哲学“几乎只关注历史学家做了什么,而不关注历史中发生了什么”,(23)然而他倡导的新历史哲学则兼顾二者。在历史学高度专业化的背景下,如何理解鲁尼亚的新历史哲学呢?这种新历史哲学究竟表现为什么形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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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h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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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3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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