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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方毅:“黄炎培周期率”七十年沉浮

更新时间:2015-07-06 21:28:37
作者: 黄方毅  

   本文由共识网作者邵思思采写

  

   父亲是教育、经济、政治三重领域中的人物

  

   问:1945年7月,您父亲同左舜生、章伯钧等人访问延安。您父亲是以什么样的身份访问延安的呢?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访问延安?他在延安看到了什么?为什么会提出“周期率”这个问题?

   答:这要从我父亲的身世说起。

   我的父亲黄炎培,1878年出生于上海浦东川沙县名宅内史第。从父亲的祖父黄典谟,我的祖父黄叔才,父亲本人,到我的几个兄姐及堂兄音乐家黄自等,黄家四代人均生活于内史第。内史第建于清道光十四年,因收藏有流传于世的三块汉碑名石中的两块和一些古代书法拓片而闻名,被誉为“富甲东南藏金楼”。

   但,不幸的是,父亲幼时正值国家和民族内忧外困、逐渐衰落的年代。随着国家衰败,黄家也家道中落。从小目睹内忧外患、家国不幸的他很早就有了一份责任感。1901年,父亲考入南洋公学,次年因学潮辍学返乡,又应江南乡试,考中举人。虽然中举,但父亲坚决不走仕途,立志教育救国。1902年,年仅24岁的他着手改建川沙小学,后又办开群女学、广明小学、广明师范等。1903年,父亲在南汇新场演说,针砭时弊,遭清廷政府逮捕,险些杀头,后被人救出,逃亡日本。

   1905年,父亲从日本回国后加入同盟会,一年后接替蔡元培任同盟会上海负责人。同年,他与张謇、沈恩孚等人创建了江苏学务总会(江苏教育总会前身)。次年,在浦东房地产商杨斯盛资助下,父亲创办了后来名扬天下的浦东中学,与天津南开中学齐名,称“南浦东,北南开”。辛亥革命爆发后,作为同盟会和江苏教育总会、江苏咨议局、上海工巡捐局骨干的父亲与沪上老辈教育界名人马相伯、张謇,工商界李平书,政界赵凤昌等人奔走各方,策动江苏独立、上海起义,斡旋南北议和。辛亥革命后,父亲受任江苏省教育厅长,他全面推动教育改革,创办了几十座小学、中学、专科学校和大学,规定若干税收直接用于办学,为江南教育和后来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1915年,父亲随团赴美考察旧金山世博会,数月里巡访美国26个州52座学校,深感中国传统教育弊端,他取经回国后于1917年在上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倡导“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上世纪20年代前后,他牵头或参与创办、改办了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暨南大学、上海商大(今上海财大)、河海工程学院、同济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大学。

   父亲不仅办教育,而且重经济,重实业。中华职教社不仅系社团,不仅办学、办刊物,而且也系经济实体,设若干工厂,经营生产、开拓实业,还发行债券以融通资金。

   辛亥革命后父亲曾任江苏省教育厅长,全面推进办学。为江苏教育打下底子后,终因不习官场,三年后拂袖而去。20年代初,北洋政府两次颁发通电任命他为政府教育总长,但他坚辞不就。抗战打断了父亲等一代人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探索。“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父亲与史量才等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支持前方抗战,之后又多次发动市民、学生、妇女上街游行宣传,倡导国货,抵制日货。

   父亲的事业从教育发端,延伸到经济,又走向社会与政治,最终不愧为教育、经济、政治三重领域中的人物。

  

   作为第三方领袖,受中共之邀赴延安考察

  

   抗战爆发,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由国民党、共产党和以社会贤达身份加入的第三方组成了国民参政会,父亲以社会贤达身份入选。不久,他即被选任参政会里重要职务——提案审查会主席。1939年参政会内外掀起第一次宪政高潮,父亲出任由三方25名参政员组成的宪政期成会召集人(另二位为张君劢、周览)。1943年第二次宪政高潮,宪政实施协进会成立,蒋介石为会长,父亲与国民党的孙科、王世杰为副会长兼召集人,共产党方面有周恩来、董必武等代表参加。抗战之中,父亲事实上成为第三方的主要领袖。

   40年代初,父亲联合梁漱溟、张君劢、左舜生最先发起,又联络章伯钧、沈钧儒,由张君劢为首的国家社会党、左舜生为首的中国青年党、章伯钧为首的第三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父亲为首的职教派、梁漱溟为首的乡村教育派、沈钧儒为首的救国会等“三党三派”,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父亲为主席。后来,父亲辞去主席职,推举张澜接替,自己仍专致于职业教育和公债劝募会工作。1945年12月,父亲为首的职教社与胡厥文为首的迁川工厂联合会在重庆云集了一批企业家组建民主建国会,父亲任第一任主委至去世。

  

   父亲赴延为请回中共,以防国共破裂

  

   1945年,中国人民的抗战已见到胜利曙光。国民党方面承诺“还政于民,实施宪政”。中共方面召开七大,提出“联合政府”和“和平民主新阶段”。父亲认真阅读了王若飞送来的中共七大文件,预感到国家政治生态将要发生转变。而此时,国共关系仍处于僵局,中共代表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周恩来、董必武等已返回延安。于是,恢复国共合作、将中共代表请回参政会的使命,自然地落到第三方身上。父亲作为第三方领袖,深感重任在肩。经过一系列会谈与电报往来,父亲受中共之邀赴延安考察。

   1945年7月1日,父亲与冷遹、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参政员,由重庆抵达延安。在机场,前来迎接的毛泽东见到父亲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26年前就认识了!

   原来,早在1919年5月,江苏教育会请来美国哲学家杜威博士在上海讲座,父亲在会上讲演,历数传统教育弊端,毛在下边听,对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

   父亲意外的发现,自己题诗、沈钧儒公子沈叔羊作画的《茅台》,居然挂在延安杨家岭接待宾客的中共会堂里。

   这幅画有着很不寻常的来历:在抗战时期,重庆反共高潮迭起,父亲曾应沈钧儒之请,参观其子沈叔羊画作的画展。沈有一画作,上有一瓶茅台酒,两只杯子,写着“茅台”二字,请父亲为画作题词。父亲忽然想起,前几年社会上传说,长征中红军路过贵州在茅台池中洗脚。针对此传言,父亲题了一首七绝讽喻,对长征危难中的中共与红军的同情流于笔端:

   喧传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二三杯。

   1952年,陈毅老总专门设茅台酒宴答谢父亲,他动情地说:“当年在延安,读任之先生《茅台》一诗时十分感动,在那个艰难年代能为共产党人说话的,空谷足音,能有几人?”

   父亲早在30年代便读了《西行漫记》,至此次赴延安所见所闻,应当说,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经历了从不了解到了解,从同情到钦佩的过程。而毛对父亲这位自己老师的老师,这样一位躬于实际、长于实践,跻身教育、经济、政治的人物,内心是敬重的。二人神交、心仪既久,这也是二人在延安窑洞之中畅怀纵论天下、对话历史的基础。

  

   父亲说,延安“距离我的理想相当近的”

  

   在延安,父亲的第一个感觉是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参观,不像在重庆身后常有“尾巴”。参观一家木器厂,他想起自己创办的中华职教社的木工场。延安这家厂的产品,刨得很光,拼得紧密,与在延安各友人家里摆着的家具一样,看来不像是特地准备。父亲最忌恨弄虚作假。延安城里到处是新住房,延安已由过去的2000人扩展到现在5万人,父亲想起游历内地时见到的大群大群无家可归的人。在延安街上,父亲看到人们气色红润,精神似都振作,没有一个游手闲荡的人,也没见面带烟容颓唐的人。街上没有标语,只有挂着的黑板,介绍卫生知识。给父亲印象最深的是街上的意见箱,每个延安人可以投书,上书建议直至毛泽东。他还发现,人们对毛泽东大多是直呼其名,不称其“头衔”,一派浓浓的平等气味。

   从自由到平等,几十年苦苦追求,作为理想主义者的父亲在这里似乎找到答案,尤对比重庆城里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委靡习气,父亲说:“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

然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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