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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长和:战后国际体系的未来发展与中国外交理论

更新时间:2015-06-28 00:33:04
作者: 苏长和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战后国际体系经历了从分裂走向整体的过程,中国始终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人们应一以贯之而不是分裂地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中国一直是战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和贡献者。但在一个异质性很强的国际体系中,如何实现不同文明、价值、制度和道路之间的互相承认与尊重、和谐与共生,避免国际体系分裂对抗,仍然是国际社会的重要任务。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是概括中国外交理论的重要样本。当前国际体系经历的从转型到定型的过程,必然也是一场知识范式革命。中国外交理论的解释体系并非只能解释中国自身、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还能解释他国与世界的关系,并为处理这种关系提供借鉴。这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在经历理论本土化阶段后,实现国际化和在外部世界的当地化过程。

  

   【关键词】 战后国际体系 中国外交史 中国外交理论 国际化当地化

  

   一、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国际体系是一个名或者概念,这个“名”随着时代变化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不同国家在使用“国际体系”这个概念时,其所指往往有所不同。从法律意义上看,二战结束后成立的联合国形成了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一度被排除在联合国体系之外,直到1971年才恢复合法席位。没有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以及广大亚非拉独立国家的加入,联合国体系就是残缺的、不完整的。冷战期间,为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孤立和遏制战略,当时的外交工作重点之一就是寻求国际上更多国家对新中国的承认。同时,联合国体系也持续扩容,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加入联合国体系。与其刚成立时相比,今天的联合国成员数量翻了近两番。此外,随着战败国日本、德国(联邦德国、民主德国)相继加入联合国,联合国成员体系与其初创时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它既不将新兴独立国家排除在外,又吸纳了战败国,因此早已不再是创立时期的体系,今天的联合国最能反映主权国际体系的全貌。

   从国际政治、经济组织意义上看,“国际体系”的含义则更为复杂。美苏冷战爆发后,世界出现两极政治状态,国际体系由此也分裂为两个体系,美国和苏联分别组建起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军事两大阵营,各自所言的“国际”体系含义不同,不少新兴独立国家被迫卷入两大体系竞争之中。两大体系之间互相隔绝,来往不多,尤其在经济层面;同时,两大体系内部也逐渐出现分裂,加上越来越多的新兴独立国家不愿在美苏之间选边站队,在国际上高举不结盟运动旗帜,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两大体系逐渐显现出瓦解的迹象。苏联解体后,两个体系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因此,人们现在所说的“国际体系”,更多是从全球或世界整体意义上来讲的,与冷战时期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或社会主义国际体系的语境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北约军事联盟体系、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深深打上冷战和美国印记的组织体系至今仍然存续。这类组织尤其是经济组织虽然经历多次扩容,但主导权基本还是掌握在美国等少数西方大国以及跨国公司手中。从词语政治学来说,值得注意的是,在英美这一支国际政治理论传统中,尤其喜欢用普遍性词语来命名许多功能性组织,例如以“国际”、“世界”、“全球”等普遍性修饰词语,使得不少西方世界内部组建的国际组织从一开始就给人以世界性的、国际性的心理效果。当然,不在这个体系之内的国家往往被归为“异类”、“另类”、“不入主流”、“自我孤立”等。这是我们读西方政治学著作和外交措辞时需要注意的一个词语现象。

   [①]

   在战后国际体系复杂演变中,中国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里涉及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认识,或者是对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中国与国际体系两个阶段彼此关系的看法。目前,官方以及一般外交史教科书侧重于分述这两个阶段的外交,将其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从学界研究来说,有一种观点至今仍然在国内外中国外交史叙事中比较流行,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被孤立在国际体系之外,是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挑战者甚至是革命者,改革开放后中国改变了自己的国际体系战略,开始主动“加入”、“融入”国际体系,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

   [②]

   本文认为这种历史叙事方式需要改变。我们应该坚持一以贯之的一期法,而非两个阶段分立的分期法来看待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简单地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是国际体系的挑战者,而在改革开放后才是国际体系的建设者、贡献者,既不准确,也容易引起误解,且容易导致反向心理暗示效果,即中国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对国际体系有所贡献。显然,这种叙事和分析方法多少受到英美国际关系史标准的影响。在英美国际关系史叙事中,其讨论的“国际”体系实际上是指由其主导的西方国际体系,新中国成立后一度与这个体系交往不多,被人为排除在该体系之外,因而按照其外交史叙事,自然习惯于将新中国说成是这个国际体系的挑战者甚至是革命者,而不是一个“合作者”。因此,看待中国在战后国际体系演变中的角色,应该坚持连贯而不是割裂的原则来进行分析,准确地说,应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一直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这样也就完整了。

   [③]

   中国一直是联合国主权国际体系的维护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一段时间与联合国有过不愉快的经历,包括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操纵联合国拼凑“联合国军”武装干涉朝鲜半岛局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阻挠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合法席位。即使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中国并没有否定联合国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新中国用了20多年的时间,最终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被人为排除在联合国体系之外的年代,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同新兴独立国家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会议十项原则,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并不相悖,反而是对其的重要丰富和发展。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后,中国也一直是联合国尊重主权与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维护者。因此从联合国代表的主权国际体系来说,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是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和革命者,改革开放后才是国际体系的建设者和贡献者,这种说法既不全面也不客观,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国际体系”含义的不同理解上。

   进而言之,中国外交以实际行动推动了联合国主权国际体系的扩容,使得联合国体系更具广泛性和代表性。这里涉及新中国外交史的另外一个问题,即人们经常从消极意义解读新中国成立后与广大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关系,简单用“输出革命”来将那段外交关系史定义为消极的、负面的、不可取的,或者直接用“革命外交”来定义那段时期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这种看法多少受到美国国际关系史立论的影响,因为后者的立论倾向于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一直采取不认同或者挑战的态度,从负面意义定性“革命”。然而,一旦将这个问题客观地摆到当时整个国际体系变革环境中看,就能够更正面、更积极地评价这段时期中国外交对推动国际体系扩容所作出的贡献。2015年是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亚非会议本身是新兴独立的亚非国家试图在国际体系中争取平等权利的一座里程碑,会议对当时殖民地地区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运动、争取民族独立运动产生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并最终推动了几百年来国际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可以说,当时的国际关系潮流、主题和民心所向还不是和平与发展,而是解放与独立。中国革命道路的成功本身就对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具有示范和启蒙效应,新中国外交抓住了这一世界民心和大义所向,站在国际正义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上,支持、援助、引导并紧跟亚非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潮流。同时,一大批亚非新兴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主权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联合国体系的成员结构,也正因为联合国成员结构的变化,中国后来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也就水到渠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能简单地从西方话语“挑战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角度理解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外交”,应该从贡献意义上阐释新中国这段外交对国际体系扩容以及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意义。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历史规律和叙事线索下看,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史,就不是割裂的,而是连贯的,即新中国成立以来,而非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是国际体系改革和国际秩序建设的建设者和贡献者。

  

   二、战后国际体系的新变化与中国

   当前国际体系与战后国际体系相比已经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呈现出一些具有新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变化特点,中国对此要有充分的评估。

   第一,国际体系的容量与主权国家的数量基本稳定,形成一个互相承认、互相确认的主权国际体系。

   1990年纳米比亚的独立宣告了殖民时代的正式终结,1991年苏联解体则宣告了冷战的终结。解放和独立作为世界潮流,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就已经进入尾声,不再是国际关系的主题,取而代之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则成为时代潮流。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主权国际体系的定型是对主权国家完整性的一种保证,由此真正确立主权国家之间相互承认、相互确认的体系,这是国际关系来之不易的进步。主权国家之间互相承认、互相确保,至少从形式上抑制了霸权国家像历史上的大国那样肆意地侵略、瓜分、占有他国。

   主权国际体系的定型对国际关系的意义非常重要。简单地说,就是在联合国成立之初,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争取民族和国家独立的运动是正义的;但是,当几乎所有地区的国家均成为联合国主权体系的成员以后,彼此处于相互承认、相互确保状态时,成员内部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就应该受到抑制而不是鼓励,否则现存主权秩序将受到威胁。此时,一个革命的、需要不断扩容的国际体系被一个相互承认的主权国际体系所取代。对于大国来说,它需要对支持和鼓励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的外交进行调整,转而坚决支持相互承认的主权秩序,避免主权国际体系由于分离主义或者破坏主权的行为而陷入动荡。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那些从革命者转为执政者的新兴独立国家的政府。正是基于主权国际体系逐步定型的外交判断,在一个明确的、相互承认的主权国际体系中,中国自身也完成了外交调整,从声援、支持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争取国家独立、打破殖民体系的正义运动,转而支持这些新兴独立国家主权的巩固和完整,同时与时俱进地不再把解放和独立视为国际关系的潮流和主题,作出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潮流的时代新判断。表面上看中国这一立场转变似乎是矛盾的,但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对主权原则的支持。因此,只有在这个背景下看新中国外交,才能更进一步从连贯的角度认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外交的调整和转变。

反过来或者对比起来看,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殖民大国竭力阻止或者延缓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独立浪潮。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联合国主权国际体系的定型,在一个本应相互承认、相互确保的主权体系内,却又出现了各种对主权国家的新干涉主义逆流,直接或间接、公开或隐蔽地支持主权国家内部的反对派、分离主义、各类所谓“颜色”革命等,这种行为与二战结束后支持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性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0世纪90年代后的一段时期,联合国又被所谓的民主、人道主义干涉理念所误导,执行了许多卷入他国国内冲突的项目,同时,个别大国以民主的名义支持一国国内反对派甚至极端派、人道主义干涉、颠覆他国合法政府以及保护的责任的滥用等,威胁到现存本应互相承认、互相确保的主权体系。这是当前主权国际体系值得关注的一个动向,它实际上已经导致西亚北非国家内部的分裂和动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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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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