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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娜:扩散与聚合:基督教在我国朝鲜族中的发展历程

更新时间:2015-05-11 08:52:21
作者: 刘文娜  

  
  摘要:基督教传入我国东北朝鲜族聚居地区已近150年,期间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基督教在朝鲜族社会早期形成了一种以传教士为中心的小群体扩散性传播发展。部分朝鲜族民众在与传教士的日常生活交往中形成了对外来宗教的尝试性体验、简单仪式参与及所属基督徒群体的身份认同。此后随着众多小群体的发展,更多政治权力渗入逐渐发展起来的基督教教会组织中,基督教在朝鲜族地方性社会进入了以教会组织为依托的聚合性发展阶段。此阶段伴随政治权力的涉入,先后经历了委身发展、非自觉发展阶段及至今已显现出的理性化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朝鲜族;基督教;政治权力;理性化信仰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少数民族基督教研究”(13&ZD077)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刘文娜(1986-),女,陕西延安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博士生,主要从事宗教社会学研究。

  
  19世纪中期随着清廷封禁令逐渐废弛,大批北部朝鲜半岛民众因灾荒迁居到我国东北。20世纪初又有一大批朝鲜反日群众、破产农民从鸭绿江、图们江以南跨境迁入。尔后在我国社会文化背景影响下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民族——朝鲜族,且主要分布于现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伴随着部分朝鲜民众的跨境流动,他们所信奉的宗教也随之传入我国境内。朝鲜族民众信仰种类繁多,但没有全民统一的宗教信仰。朝鲜族仅民族宗教信仰就有檀君教、东学教和吁哆教三大类,此外仍有部分民众信仰儒教、佛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等。在上述错综并存的宗教背景下,宗教信仰对朝鲜族民众的影响亦愈加复杂。
  单就基督教信仰来讲,早在19世纪中后期大批朝鲜族民众迁入我国前,部分民众已接受基督教信仰,传入我国后又有部分民众改信基督教。故倘若采用史学“影响-回应”的视角对基督教在东北朝鲜族中的发展历程进行事件式叙述则远远不够,因此如何从新视角探究其发展历程值得学者深思。米尔斯曾言,社会学与历史学有很大的共通性,社会学也应该是一种“历史社会学”。[1](157)在此维度上,社会学更多关注从多重社会现象的相互影响中解释某一社会事实的发展变迁。此外,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便可将米尔斯所言历史学之“我们从哪里来”与社会学之“我们将向何处去”[1](163)的回答运用于朝鲜族基督教的历史发展及对当今朝鲜族基督教信徒影响的连续性考察。
  不同于以往的时间-事件、影响-回应的单向性叙述研究,本文主要是从宗教与社会互动的关系阐释基督教在朝鲜族地区的发展历程。其中早期阶段的发展被认为是传教士与基督徒的互动交往以及基督徒身份认同建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分散性传播;而后随着教会组织的建立,基督教在朝鲜族地区形成了一种以教会-教堂为依托的教会组织发展阶段。在此一阶段,教会作为一种传教组织,与社会中的其他现象尤其是政治权力发生了一种密切的互动影响。也恰是这种互构影响,使得基督教在东北朝鲜族中经历了受他国政治权力裹挟、本国政治权力下的非自觉发展以及近年来所显现的理性化发展趋势。

  
  一、我国朝鲜族基督教的早期发展:体验—认同
  事实上,基督教在我国早期被认为是一种异教亦或是邪教。[2](33-55)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因本身有很强的地方封闭性和民族认同感,外来宗教在民族地区的早期发展显得尤为困难,直接由相关宗教教会组织进行传教极其不现实。故早期基督教在朝鲜族聚居地区得以传入和初步发展与传教士的个人传教是分不开的。此前一些学者将传教士视为“一班意图控制中国思想的文化侵略者”[3](11)或是“传教士就是和鸦片贩子一起坐着帝国主义的炮舰开到中国的”[4](241),均是有失偏颇的说法。然而不论传教士起初抱着何种目的传教,所造成的历史影响则是基督教在当地社会的蔓延式发展。作为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也应努力秉持价值中立的立场来看待基督教在朝鲜族社会中的传入及传教士早期的传教活动。
  换言之,基督教在东北朝鲜族的早期发展被认为是传教士在与当地民众的私人互动中形成的一个小群体传播。此种传教活动并没有太多的国家政治权力、制度结构等的涉入,且这种停留在个体层面之上的传教活动主要对朝鲜族信众自身的生活造成了影响。此阶段发展主要分为以下两个内容。
  (一)从体验到仪式互动①
  朝鲜族最初迁入我国东北主要源于朝鲜半岛内持续发生的自然灾害与当时他国侵略所造成的社会秩序混乱,因此迁入者绝大多数是受苦难民众。从这层意义上讲,也不难理解作为传播“福音”的使者——传教士进入朝鲜族社会后,借用给当地民众医病、提供教育,以及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等私人交往的机会,逐渐将基督教“自由、平等、博爱”的教义渗透其中。由此看出,传教士正是通过将基督教教义与朝鲜族民众的生活经历进行有效联系,在不断接触的过程中推行济医济贫的善举行为。之后他们便不遗余力地影响更多民众以身体在场的互动形式参与到这一过程当中,并引发民众对基督教教义本质有所认识、掌握甚至是依恋。如早期受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士罗斯博士(Dr.JohnRoss)洗礼后成为我国最早的朝鲜族基督徒——李应赞、白鸿俊等人。他们正是在对基督教教义认识的基础上,始信基督教。[5](69)在这一过程中,仍有一些朝鲜族民众受传统神灵信仰及消灾解难功利性思想影响,为求在日常生活中多福禄,便开始尝试性地体验这种新宗教的灵验程度,并逐渐参与到由传教士所组织的简单仪式活动中。
  这种日常化传教使得早期仪式活动不可避免地在信徒家中或是当地民众聚集场所亦或是传教士所租民房中进行。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朝鲜长老会英籍传教士富士贲和朝鲜宣教师相偕到珲春、大砬子一带传教。他们在珲春城组织6户约10余人在私人家里进行传教活动。[6](47-49)又如加拿大传教士佩列斯、巴克尔进入中国珲春、龙井一带,为传教在龙井修建一栋草房。[7](318)之后在传教士的不懈努力下,部分朝鲜族民众持续参与此种仪式互动,基督教的一些简单仪式因而得到了不断实践。
  正是这种简单却又不断重复的宗教仪式为基督教在早期朝鲜族小群体范围内扩散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这种可能主要体现在传教士传教手段的多样性和传播路径的扩散性。其中传教手段主要有三种:最常见的是传教士游行布道。因传教士初入当地,无固定传教场所,他们便不停地游走布道。如较早期英国传教士韦廉臣(ChanningM.Williams)先后到黑龙江省阿什河(今阿城市),三姓(今依兰县)等地散发《圣经》,游行布道[4](242);还有部分传教士直接向过往行人传教。早期一些传教士在进入朝鲜族社会后,未能及时租用房舍或购买土地作为传教点,因而便有传教士在路旁摆摊向行人传教。如早期基督教撒冷会在进入朝鲜族社会后,芬兰牧师俞有来率一批传教士到东丰县城传教。由于他们未能及时租到传教所用的房舍,便在道路两旁搭起席棚,向过往行人传教[7](331);仍有一些传教士采取信徒发展信徒的金字塔传教方式。其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由早期迁入我国东北之前已是信徒的朝鲜族民众向周围地区的朝鲜族民众传教,二是传教士在进入东北一段时间内开始有意地培养朝鲜族传道人,并将其派往交通不太方便的乡镇村庄深入传道,其目的也是为在增加信徒数量的基础上扩大基督教的社会影响。就传播路径而言,传教士大都由朝鲜半岛直接进入我国东北,在我国朝鲜族以及避居在我国的朝鲜族中传教,主要有南北两条传教路线。南线,即传教士进入我国吉林通化并以之为中心转而向辽宁朝鲜族聚居区的传教路线,如前述最早在我国朝鲜族中传教的英国罗斯博士(Dr.JohnRoss)等人于1873年在今吉林通化及临江、辽宁兴京(新宾县)等一带的朝鲜族中传播基督教,之后便陆续有传教士来到奉天(今沈阳)等地的朝鲜族中进行传教活动。[5](69)北线则以吉林延边地区的朝鲜族民众传教为中心向吉林中部及黑龙江一带的传教路线。如在20世纪初传教士具礼善(加)、洪淳阁(加)及稍后的金振瑾(朝)和韩敬熙(朝)等由朝鲜进入我国延吉一带在朝鲜族中进行传教,其后又有一批传教士越过图们江,进入延吉一带。至1917年,不少传教士便继续北上在现黑龙江牡丹江穆棱、鸡西密山、哈尔滨一带的朝鲜族中进行传教。[7](331)
  (二)从个体身份认同到群体身份认同
  在持续参与基督教仪式的互动过程中,部分朝鲜族民众仍意识到自身一种新身份的生成——中国朝鲜族基督徒。这种新身份在由持续的仪式互动所传达的基督教教义情感中得到了加强。此外通过这些仪式活动,民众对新的宗教资本产生了共同的宗教情绪和情感体验。他们彼此分享着共同的宗教情绪和情感体验,以求在情感上达成一种共鸣,从而形成一种新身份的群体认同。随着基督徒这一新身份生成,早期困扰少数朝鲜族基督徒的问题便是有关信徒的身份叠合[8](220-222)。事实上朝鲜族信徒在面对多重身份整合时,大都选择的是一种对多重身份的认同。他们认为自身已拥有的民族认同、国家政治认同与新来的宗教文化认同并不冲突,并将所拥有的“基督徒”这一宗教文化身份与已有的民族身份及政治身份进行整合。可以说,新的宗教身份如何能被一些朝鲜民众认同也是早期传教士为此不懈努力的目标。他们自身也意识到只有形成一种基督教徒群体内部认同的基础上,方能产生一种扩散性传播。
  在这一认同形成过程当中,社会往往对新出现的身份和群体具有赋予其合法性的权力,同时社会对群体的认同是其能够持久存在的主要缘由。随着基督教传教士在朝鲜族聚居村镇广泛地渗入传教,愈来愈多的朝鲜族信徒持续参与到基督教仪式体验过程中,形成了许多以信徒个人为聚集单位的基督教小群体。这些小群体为了寻求社会认同,他们积极地影响地方化社会。此时,逐渐显现的基督教教会组织无疑成为小群体传教影响下所生成的传教结果。这些新生成的教会组织不仅是小群体内信徒们的信仰依靠与群体内部身份认同的表现,也是基督教教会组织在朝鲜族社会传教权力合法化的外显。此后教会组织便利用新生成的合法化权力逐渐进入被政治权力渗透的朝鲜族社会中。


  二、我国朝鲜族基督教的教会组织发展:非自觉—理性化
  在渴望传入朝鲜族社会各阶层这一诉求下,基督教转而开展许多以教会组织为单位的传教活动,愈加广泛地发展教徒数量。而就基督教在朝鲜族社会之所以能走向教会传播阶段的发展主要有两方面考虑因素。
  首先从教义上讲,基督教的特色之一在于它有一个共同的信经②——这一信经虽是个人信仰的一部分,但同时也是公开的认信。[9](6)因此在这一层面来说,基督教传播实践不仅局限于朝鲜族一个小群体范围,势必会转向以基督教教会组织为主的发展。
  其次从地方社会环境看,社会处于一个不断变迁与转型的过程当中,当宗教生态遭到破坏或传统社会文化变迁时,则会形成一些信仰真空从而使得新宗教在当地社会中得到长足发展。正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土壤下,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之前基督教在较动荡的朝鲜族社会中的迅速发展,以及近年来基督教在朝鲜族社会本土化的发展。
  由此无论是从教义特点还是朝鲜族地方社会考虑,基督教在传教士的传入及教会组织发展的基础上,逐渐转向由作为基督教教会组织的聚合发展。换言之,基督教从此阶段开始便是一种以教会为依托、教堂为活动场所的有组织发展。
  从教会组织发展、社会环境变迁亦可将基督教在朝鲜族社会教会组织阶段的传播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朝鲜族基督教信仰在他国政治权力裹挟下的委身发展。此阶段基督教教会组织借助在当地发展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成为传播发展的最迅速阶段。然而早期基督教教会组织大都是由外国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所建立的差会组织,背后暗含了以日本为主的国外势力对统治中国东北的政治觊觎,故此阶段基督教教会组织很大程度上是在与他国政治权力形成的张力中发展。从4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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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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