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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瑶:1965年中央军委作战会议风波的来龙去脉

更新时间:2015-05-10 17:13:24
作者: 黄瑶  

  


   一个污蔑不实之词的样本

  

   最近香港出版了一本《罗瑞卿案》,全文披露了1966年4月30日中央工作小组所作《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并将部分内容摘入《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

   本文不打算全面评价这个已被推倒的报告,只说一说《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中所摘的一段。为把问题说清,依据《罗瑞卿案》所披露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把这一段引全: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九日下午,罗瑞卿同志利用中央常委接见军委××会议人员的机会,给中央常委,特别是给林彪同志出难题。罗瑞卿同志事先没有请示报告军委常委,就布置各小组选出代表和他一块向中央常委提意见。他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带头提出要求大量增加部队定额和合并军区的意见。他发言后,就要各军区的同志发言,妄图造成一种声势,逼着中央常委马上表态。罗瑞卿同志这一恶劣做法,当即受到林彪同志和中央常委同志的严厉批评。罗瑞卿同志合并军区和大量增加部队定额的主张,林彪同志多年来事一直不赞成的,并且向毛主席请示报告过,毛主席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这件事,罗瑞卿同志是非常清楚的。罗瑞卿同志在这里是玩了一个阴谋。他的如意算盘是,如果中央常委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就在各军区同志的面前,显示他的功劳,又达到了打击林彪同志的目的;如果中央常委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可以挑起各军区对党中央和林彪同志的不满。(余汝信主编:《罗瑞卿案》,香港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2014年2月出版,第145页)

   对此事,罗瑞卿在九一三事件以前被监护期间写的自传和九一三事件后所写揭发林彪的材料都提到了。罗瑞卿写自传时,林彪是副主席;罗瑞卿写揭发林彪的材料时,林彪已折戟沉沙。这两个材料对林彪的称呼截然相反,但叙事的脉络是一致的。

   在自传中罗瑞卿写道:

   作战会议时,我是经常到林副主席处请示的,他的指示我也是向会议传达了的。但有些人的意见,如要扩军,要把某些兵种领导机构合并,要合并大军区为六个,与当时的六个中央局一致起来,要组织庞大的野战兵团放在中南地区以便所谓机动等等,总是坚持不放。当时主席不在北京,想请求中央常委接见一下到会人员,并听听他们的意见,意在借中央的力量说服说服他们。关于要求中央常委接见一下到会人员并听听他们的意见,我是报告了林副主席的,我并问了他能不能到?林副主席说:不一定,看身体。当接见时,林副主席到了。在会上,我作了简单的说明(文件还在)。然后就是杨勇、杨得志、韩先楚的发言,常委的人都讲了话,总理说明了一些问题,最后林副主席讲了话,批驳了上述的那些意见。并说:我们这个党是毛主席领导的,是最好的党,最注意军事,军队需要什么,就给什么。我(林副主席自称)说要堆几个山,毛主席就说堆它百把个。然后又说了突出政治的问题,批驳了突出政治会削弱军训的错误意见,并说军事差一点不要紧,政治不能差,政治差了,打起仗来就要向后跑。还说了战备的十七项措施,都是最物质的东西,要抓紧?。讲话时,我也看出来有些激动。会后,我问林副主席还到不到作战会议上去讲话(那个接见会只到了少数负责人),他说不讲了。会后我对杨成武说:今天借了东风,可以说服某些人了。上海会议时,总理的谈话(他也是上海会议时知道的),我才知道,说林副主席当天回去,就生了很大的气,他的那篇讲话,主要是针对我的。以后斗我时,说作战会议的常委接见,是我对林副主席搞突然袭击,并且是勾结贺龙、杨勇一起搞突然袭击,而杨勇的发言,也是我指使的。我再次申明,我绝对没有这种事。我搞这个突然袭击为着什么呢?贺龙、杨勇还在,杨成武也在,他们是坏人,可也不难从他们身上得到证明呀!((罗瑞卿:《我的自传》手写复印本第272-274页)

   ?似应为13项。总参谋部5月21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常委在接见军委作战会议全体同志时的指示纪要》指出:“主席对于战略方针,从去年十三陵指示以后,又给了多次指示,都很重要,我们就按照主席指示去办。比如说,中间突破,切断南北;搞大小三线;民兵三落实;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主席最近又指示,前面不要放那么多人,不要怕敌人突破一点。”毛泽东阅后于25日批示:“此件已阅,退林彪同志,所提各项意见,都同意。所谓十三项物质准备工作,如有文件,盼送给一阅。”(《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第495页。)

   罗瑞卿这一自传应写于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以后,九一三事件以前。他按照文革当时的形势说贺龙、杨勇、杨成武“是坏人”,显然是错误的。但读者应考虑他是处在被关押的状态,这样写有当时的历史条件。如果他不这样写,林彪一伙就会给他扣上专找坏人作证明人的帽子。九一三事件后,罗瑞卿在揭发林彪的材料中也写了这一件事。他写道:作战会议期间,关于机构问题,军队要增加人数的问题,虽然我反复传达了他(指林彪,笔者注)的指示,自己也做了一些说服工作,意见怎么也统一不起来。会议中,大家要求主席接见,可当时主席不在家,大家又要求常委接见,并要直接向中央反映意见。我当时设想:这也好,可以借借中央的东风,说服他们,我并与杨成武商量过,可以让他们几个组长讲,要他们准备。此事我也报告了林,他也同意,我并建议请他也去,并问他能不能去?他说:身体不好,不去。可是接见那天,他突然到了。当时我首先介绍了一下会议的情况。然后由杨勇、杨得志、韩先楚三个组长发言,当时的常委都讲了话,或者插了话,他也插了很多话。我发言时关于形势判断,总理还表示了同意的意见,可问题就出在我讲的这一部分。当刘少奇已经宣布要散会的时候,他站起来说:“少奇同志,我还要讲话。”于是就大讲一通,越讲越激动。他通篇讲话,驳了他们三个人,但没有直接驳我,最后他说:“作战会议我不讲话了,要讲,要杨成武他们去讲”,对我则一字未提。(《罗瑞卿揭发林彪的材料》,存中央档案馆,编号第132卷1号)

   对照这三份材料可以得出几个结论:

   增加部队定额和合并军区的意见是出席作战会议的各军区的人员提出来的,罗瑞卿在说服不了的情况下,想借中央常委接见的机会,借常委的东风说服大家。

   与会人员的意见属于工作范畴,其中有些后来采用了。比如,合并军区,当时有沈阳、北京、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武汉、兰州、成都和昆明共10个军区,建议合并为6个,现在经合并,还有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兰州、成都共7个军区。再如几个兵种的领导机构合并,现在已经合并于总参谋部军训部。

   《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的这一段采用了一种深文周纳、锻炼人罪的方法,即把向上级反映下面的意见说成是“玩”“阴谋”。其公式是:某人反映了下级的意见,如果上级采纳了,就可以在下级面前“显示他的功劳”;如果上级不采纳,就可以挑起下级对上级的不满。按照这一公式,任何向上级反映下级意见的人都可以被扣上玩阴谋的帽子。这是典型的污蔑不实之词。因为林彪事先就知道下面一些人对军队体制、编制的意见,他发火不是冲着提这些意见的干部,而是冲着罗瑞卿。他为什么发火?

  

   林彪发火的远因

  

   1960年初,林彪提出“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北顶”,就是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北部实行坚守防御,坚决顶住入侵之敌;“南放”,就是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南部实行诱敌深入,大胆地放敌人进来,然后实行机动防御,各个击破。(李德义:《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历史发展与思考》,《军事历史》2002年第4期,第52页)

   对北顶南放,邱会作回忆,林彪在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我军现在还是一个大步兵,空军的作战能力稍微好一点,海军还是个‘杂牌船队’。根据敌我力量对比,我们的作战方针可以考虑为四个大字:‘北顶南放’。北边以长江为界,对从鸭绿江到象山湾沿海一线的来犯之敌要顶住,要死守,寸土不让。对南方来犯之敌,可以考虑放进来打,因为南方来犯之敌是从海上来,敌人没有后方,放进来切断退路,围而歼之。”(《仰天长啸——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第258页。)

   1964年6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大楼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毛泽东对“北顶南放”方针提出质疑,他说:“我看不一定,敌人不一定从南北两翼来,很可能对我中央突破,隔断南北。”(李德义:《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历史发展与思考》,《军事历史》2002年第4期)

   此时,林彪正在昆明休养。

   7月9日,周恩来、陈毅、伍修权在从越南回昆明,准备访问缅甸之前,在杨成武陪同下去看望了林彪。周恩来一行赴缅甸后,杨成武又按照周恩来和罗瑞卿的嘱咐,分两天向林彪汇报了军事检阅的情况,毛泽东关于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和军事工作特别是关于战略方针的讲话。林彪听后立即表示:“主席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是根据最新的情况,经过最周密、最深刻的考虑的,看得最高、最远,因此,应当作为最后的决定意见,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罗瑞卿揭发林彪的材料》,存中央档案馆,转引自《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295页)

   ?林彪同杨成武等在7月10日、12日两次谈话中说:“主席6月16日在十三陵的谈话是一个具有最高思想水平的文献,是经过深思熟虑,根据最新情况概括出来的。”7月15日下午,毛泽东同周恩来、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康生、伍修权、杨成武、吴冷西谈话。罗瑞卿报告说:“林总上午亲自同我打了电话说,主席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是经过了最周密、最深刻的考虑的,看得最高、最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第375页,罗瑞卿在监护中凭记忆所写揭发林彪的材料同《毛泽东年谱》所载基本一致。)7月20日,林彪又亲自打电话给正在黑龙江省珲春县视察部队的罗瑞卿,重申了上述表态。林彪所说五个“最”中,最关键的是“根据最新的情况”,其含义是:他提出“北顶南放”根据的是以往的情况,也不见得错。

   7月中旬,杨成武回京后和罗瑞卿一道向毛泽东汇报了林彪五个“最”的表态。毛泽东听了不高兴地说:“不管是五个‘最’还是几个‘最’。总之不能按林彪的意见办。”(《罗瑞卿揭发林彪的材料》,存中央档案馆,转引自《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295页)

   林彪此时正在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对毛泽东表面上非常尊崇,内心又十分忌惮。他非常猜忌他的下级越过他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直接接受毛泽东的指示。在1962年以前,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时,问题还不大,等他因病休息后,问题就突出了。对于同毛泽东关系非常接近的罗瑞卿产生越来越大的猜疑和不满。这种猜疑和不满是说不出口的,于是就说罗瑞卿上了远不是他的对手的贺龙的船。对此,笔者最后还要说。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林彪准备对罗瑞卿动手了。他寻找的突破口就是比武中存在的、已经罗瑞卿提出纠正的锦标主义、形式主义倾向。11月24日,叶群带了3个秘书加塞总政工作组来到驻广东英德县的解放军某部,启动了整罗瑞卿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笔者在《罗瑞卿传》中已详细叙述,此处不再重复,只说一说此后一直到作战会议所发生的事件的梗概,作为本文的背景材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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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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