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政治体制是一个产生冤假错案的体制
中国政治体制非宪政，非民主，非法治，本身就是一个产生冤假错案的体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即改革之前，侵害人权和冤假错案的产生，借助于阶级斗争的口号，比如地富反坏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意识形态色彩很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平反冤假错案，也把它归罪于阶级斗争的思惟。以为中央不搞阶级斗争了，实行工作重心转移了，冤假错案就不会再有了，起码不会大规模出现。当时虽然有冤假错案源于体制的认识，即体制的非宪政法治，但认识不深刻。所以以后宪政法治的体制改革，也是进进退退。直到现在，我们的体制仍是一个不能保护人权，无法实现法治的体制。
人权保护是宪政的基本要义。如果不能实行宪政，侵害人权既可以用阶级斗争的口号，也可以用其它的口号。比如为了维稳抓上访的人，维稳就是侵害人权的口号。而在没有实行宪政与法治，基本上是人治的体制下，官员欺压民众，排斥打击异已，口号和罪名可随手拈来，如影响经济发展，破坏安定团结等等。即使是在真正打击犯罪的过程中，法院不独立，上级不监督甚至官官相护，公民不能申诉，没有辩护，没有舆论监督，冤假错案必然出现。重庆的黑打充分证明这一点。这种打击犯罪往往掺杂进政绩，权斗，利益，而产生大量冤假错案。同时，非民主的体制，总会存在敌人。对执政者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有不满持异议的人，甚至对一些地方官员的执政行为和作风不满的人，都很有可能被加以种种莫须有而又上得了台面的理由被打压，这也是一个产生冤假错案的来源。
特别是，非民主的体制，是一个不愿改错和纠错的体制。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毛泽东没有逝世，他的后任领导人又要维护他的正确以保持自已执政的合法性，地富反坏右能摘帽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能解放吗？当改错与纠错牵扯到个人面子，个人权力利益时，有权制造错误的人，同时又是有权改正错误的人，错误则很难改正。由此，冤假错案会累积，个人掌握权力的时间愈长，冤假错案累积越多，最终执政者会失去民心，引起社会动荡。
我国现在有逾千万人上访，截访已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工作。这些人或许不全是冤假错案受害者，但我绝对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肯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否则，何以冒着被抓的风险，耗费钱财，千里超超诉求不缀？还有在维稳打压下，受到不公正对待，却不敢上访的人，我想这些人也不在少数。他们承受着重负，怨气积压在胸中，他们其实比那些上访的人更危险，因为他们不上访，却在心中把政权当作敌人。我国现在的群体性事件达一年近二十万起，表面上看，这些事件都有特定的诉求，但参与的人不一定全是为这特定的诉求，他们各有各的冤屈，各有各的怨气，而借事发泄。中国的冤假错案已达一个足以引起社会动荡的临界点。与上世纪七十年代底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什么我们平反了大批的冤假错案，经过一段时间累积，又产生大批冤假错案？因为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与改革前的政治体制并没有本质上的变化。虽然口号上，政策上有非常大的变化，但政治体制未变，官员权力依然很大，可以胡作非为，“无法无天”，并不受监督。不受监督的权力不仅带来腐败，而且带来冤假错案。而专制政权的合法性要求显示执政正确，本能的就会掩盖冤假错案，拒绝纠错。所以这些冤假错案虽然大部分是基层造成的，高层从政权稳定性的角度出发，也会只选择那些对政权有重大影响的个别案件进行纠正。绝大多数的案件则会弃之不顾。因为如果大规模的平反，就不再是个案了，而涉及执政路线，执政理念，与高层的责任有关。上世纪八十年代能够大规模平反，就是因为我们首先承认领导特别是高层领导有错误，也会犯错误，不可能一贯正确。在这个前提下，八十年代的大规模平反才有可能。试想，我们现在的领导，有象邓小平那样有勇气承认党有错误，甚至有大错误的人吗？即便我们的高层有这样的勇气，那些直接制造冤假错案的中基层领导，在权力，升迁，利益，面子等因素影响下，他们可能去认错纠错吗？冤假错案不能得到及时纠正，就会越积越多，社会则进入动荡，人心思乱，人心思变。
二、解决人权，腐败，分配不公，何者为先？
有人说，中国就象一个火药桶，一点就燃，而且燃点越来越低。主要根源有三。首先是大量的个人权利受到侵害，大量的诉求表现为大量的冤假错案；其次是腐败遍地，官员耀武杨威，公然腐败，已经激起民众的强烈不满。再次是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使社会分裂为官民对立的两个阶层。这三个问题都与政府权力有关。或者说，都是由权力带来的。中国要走向进步，走向文明，走向稳定，这三个问题不解决，就不是什么共产党失去政权的问题，而是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对历史的责任问题。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政党，都不能置人民的苦难于不顾，纵容官员犯罪，制造社会不公。
那么，这三个问题，那个更紧迫？有人说，解决腐败第一（如实行官员财产公开），有人说，调整收入分配第一（如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这些都没错。但最紧迫的莫过于那些冤假错案受害者，他们身负冤屈，却求告无门。想想那些上访，却被抓，被打，被精神病，被劳教的人，那一个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正在受苦，他们正在绝望。所谓“解民于倒悬”，正是解那些压在社会最底层苦苦挣扎人的倒悬。世上的事当然千千万万，改革，发展，“正路”，“邪路”，理论家政治家在那里争议谋划，自认为关系到国家命运，民族未来，却看不到，或故意不去看那些战战兢兢的上访人，那些被关起来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的人，还配称理论家政治家吗？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位因言语上对毛主席有所不敬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人，找到李洪林请求帮助，李洪林通过个人关系叫地方领导为他平了反。结果有一百多同样遭遇的人写信给他，李洪林感到个人能力有限，于是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请求为这些人平反，并附上这一百多人的材料。结果邓小平批示给胡耀帮办，并全部得到解决。有一次胡耀帮见到李洪林，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救了一百多人啦”。李洪林同情苦难，胡耀帮纯朴善良，其人性，其品质，跃然而出。这样的人才配得上理论家政治家的称号。
我们当然要发展经济，还要研究如何更好的发展。但如果一个国家有几千万人上访，任何光鲜的经济数据都掩盖不了这个国家的苦难，任何经济发展的成绩都无法冲谈政府的不负责任。试想，那怕这个社会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却有一部分人，即便是少数人，载着这样那样的帽子，承担着不公的冤屈，忍受着政府的打压，要“秘密进京上访”，时时可能因“越级上访”被抓被打，这个国家还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吗？政府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当然不错，但更重要的是为权利利益受到侵害的人主持公道，这是政府最主要的责任，岂能在“发展”口号下，放弃这一主要责任？
解决冤假错案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建立宪政法治的体制。但眼前现实的冤假错案都无人去管，或不敢去管，或无法去管，最漂亮的宪政法治体制又有何用？而且在我看来，宪政法治体制的建立，就是在一个个个案的处理中逐步建立起来并得以完善的。没有个案的实践和支撑，最精密的体制设计都会流于形式。我国现在已有大体完备的法律，政府却不依法办事，而每一个冤假错案的纠正，都是在督促政府依法办事，通过判例或具体事件处理的示范效应，人治的体制就会慢慢走上法治的轨道。体制改革与法治的实践相结合，改革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平反一个影响巨大，人数众多的冤假错案，比开一百次“依法治国”的会议更加有用。
中国不可能在一个有着数千万人上访的社会环境下，有效的进行经济建设，有效的进行体制改革，有效的建设和谐社会。从历史来看，没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大规模的平反，就不可能有当时社会矛盾的根本性缓解，当然也不可能有以后的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和人民的同心同德。现在我们之所以存在各种问题，而且问题越来越严重，明显与冤假错案的累积相关。所以，中国以后怎么走，如何改革，“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大可去争论，去设计，平反冤假错案却是当前最紧迫，最现实，必须加以解决的开头戏。只有放下包袱，才能轻装前进。
三、威权体制的“开明”是体制延续的关键。
威权体制终究要走向民主体制，但世界上有的威权体制能延续很长时间，有的威权体制却很快被推翻，其中的关键在于体制是否“开明”。严格说来，新加坡，香港的体制都是威权体制，由于他们人权保护很好，即很“开明”，那里虽有民主诉求，却不激烈。中国现在民主诉求呼声很高，皆因我们体制“开明”程度的下降。所以要延续现有体制，就必须提高体制的“开明”程度。
如何提高？实际上就是从平反冤假错案开始。
首先我们要承认，党在改革开放以来也犯有很多错误。比如，过份追求经济发展，漠视人权，甚至在经济发展的口号下侵害人权（如强制拆迁），再比如过份强调稳定，堵塞了民众的权利诉求之路（如地方政府截访），等等。权力的代际交接，给了一个承认党有错误的机会，也带来改正错误的可能。所以权力交接，不能一味强调连续性，否则，不但原来的错误不能得到纠正，还会成为新任领导的包袱，甚至新任领导的错误。同时，社会矛盾也难以大幅度缓解，其它的工作就很难推进。以前的皇帝继位，还知道要通过大赦天下来缓和社会矛盾。我们有了任期制，则有了一个变更某些执政方法，改正以前错误的机会。
其次，由于我国现在积聚大多冤假错案，一旦民众的权利诉求不受压制，这种诉求便会集中井喷式的爆发出来，这是体制对民众权利诉求长期压制的结果。如果官员要维持现行体制，就必须直面这种爆发，欠帐总要还，还清欠账，可以延续体制的合法性。有人说，这么多的诉求，政府那有这么多的人员和精力来处理？这个大可放心，政府不干事或干意义不大的事的人很多，比如，那些搞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的人，那些政工干部，工青妇的干部，那些在人大政协拿国家工资的人，那些跑部进项目，进钱的人，那些截访，监视上访户的人，那些搞检查评比，和对付检查评比的人，那些制订这个规则那个规则，总结这个精神那个精神，玩文字游戏的人，那些争职级待遇，做调研员，任副职的人，等等。我估计，这些人占到了公务员的三分之二，把这些人员拿出来，都去了解民众的权利诉求，并一律实行大范围的异地工作，不是赋于他们解决民众权利诉求的权力，权力依然在当地政府，而是帮助异地民众维权，等于站在民众的角度审视当地政府的工作。这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们帮助民众维权，是真正为人权——为人民服务。在这一维权活动中，他们可能取得民众信任而被选为真正的人民代表，可能成为著名律师或维权人士，可能成为工会活动积极分子和社会活动家。这既是一个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又是一个综合而非单一，实践而非理论的改革过程。
当然最终我们是要建立宪政法治的体制，从体制上杜绝冤假错案的产生。大量平反冤假错案，似有搞运动的嫌疑，不完全是在制度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但这是不得已的方法，由于我们体制的及时纠错能力很差，过多冤假错案的积聚，必须依靠集中力量运动式的方法才能迅速解决。但我们在这个解决过程中，可以更多的使用法制的路径。而不是象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使用行政的路径，则平反冤假错案，可以强化我们的法治意识，增进法治水平，并由此带来体制的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