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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瑞丽:宋代《诗经》学研究的新气象

——以三家《诗》研究为中心的考察

更新时间:2015-02-27 11:04:25
作者: 房瑞丽  

   宋代是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特殊的重要时期,皮锡瑞称为“经学变古时代”。宋代《诗经》学是《诗经》学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围绕“变古”形成了诸多特色,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宋代的《诗经》学进行诠释,如谭德兴的《宋代诗经学研究》、郝桂敏的《宋代诗经文献研究》、陈战峰的《宋代诗经学与理学》等,但关于宋代《诗经》学研究中对三家《诗》的关注和运用,尚鲜有涉及。实际上,宋代《诗经》学发展中运用三家《诗》的意识是逐步强化的,以致到南宋王应麟撰述三家《诗》辑佚专著——《诗考》,乃至影响了整个清代三家《诗》学辑佚研究的复兴,是宋代《诗经》学发展的新气象。

   《诗三百》①自结集和经过孔子整理以后,以赋《诗》、引《诗》、用《诗》为主要方式的《诗》学传播成为先秦《诗》学发展的主流。而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发动的那场文化浩劫,“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②。使得《诗三百》的传播几乎中断。直到汉初惠帝四年,废除秦代的“挟书律”,《诗三百》才重新被儒生、士子研习。汉初,传授《诗经》的主要有四家:鲁、齐、韩、毛。《汉书?儒林传》记载了大批鲁、齐、韩三家《诗》的传授者,“大师众至千余人”,③“皆至大官,徒众尤盛”④。在西汉,相对于鲁、齐、韩三家声名显赫的传授局面,《毛诗》仅“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⑤。一直“在野”的《毛诗》与“官学”三家《诗》本不可同日而语,而公元前6年,刘歆的一篇奏疏《移让太常博士书》揭开了可谓中国学术史上最大的一宗公案——今古文之争的序幕,也因此古文《毛诗》最终得立官学。

   刘歆在整理秘府典籍的时候,发现了用古代“蝌蚪文”所写的《春秋左氏传》,在章句训诂方面比已经立为官学的《公羊传》和《榖梁传》更好,遂向汉哀帝建议立为博士。虽然遭到当时今文经师的一致反对,未能如愿,但随后不久,在王莽新朝的“托古改制”中,古文经学得立学官。而用先秦古文书写的《毛诗》,也因为刘歆的这次上疏以古文经学的面目广为人识,后立于学官。从此,贯穿整个东汉一朝的今文鲁、齐、韩三家《诗》学与古文《毛诗》学之间的纷争论战不休。

   今文三家《诗》自汉初立于学官之后,其后学在研习过程中,“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⑥。被古文大师刘歆痛贬,“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⑦特别是东汉时期,今文三家《诗》的阐释越发走向了繁琐经学、谶纬神学的路子,其缺点也暴露得更加明显。到了东汉末年儒学大师郑玄出现,他以笺释《毛诗》为主,而融汇三家《诗》说于其中。郑玄儒学大师的身份,使得他的笺注也获得更大的影响,因而《毛诗》以训故的方式,结合史实,疏解《诗》义,被更多的学者所接受,随后三家《诗》式微,《毛诗》一枝独秀。

   如果说三家《诗》后学在传承《诗》学的过程中,产生了诸多的不利于自身发展的问题,是三家《诗》日益衰落的主观原因;那么,社会动乱对学术发展的戕害,则是三家《诗》最终归于亡佚的客观原因。《隋书?经籍志》记载:“《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⑧《韩诗》北宋尚存,见于《太平御览》,后不见传者,现仅存《韩诗外传》。

   三家《诗》虽然先后亡佚,而三家《诗》学伴随着《诗经》学和辑佚学的发展,自宋代以来,就已成为《诗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三家《诗》学发展的角度看,朱熹的《诗集传》中之所以能够采用三家《诗》说,王应麟之所以能受其启发撰成影响有清一代的三家《诗》辑佚专著《诗考》,它们的出现绝不是偶然,而是学术界、思想界长期以来在《诗经》学领域疑古惑经,要求革新表现的必然,推源溯始可以追溯到中唐时期。

   唐朝建立以后,为推进儒学的发展,实现经学的统一,唐太宗命孔颖达等人编撰《五经正义》,于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流传全国,成为士子习读、科举考试用书。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统一时代》说:“由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⑨可见其影响之大。《五经正义》的编定,一方面使得经书的文字、训诂、释义都有了统一的标准;另一方面也使经书的注释定于一尊,思想渐趋僵化。面对这种高度的统一和僵化的思想,有识之士必然会寻求某种突破,使得某种新思想在这种僵化的土壤里破土而出。如《新唐书?儒学传》记载:“大历时,(啖)助、(赵)匡、(陆)质以《春秋》,施士匄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茝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而士匄、子陵最卓异。”⑩诸人士的“自名其学”就是突破,即是对传统经学的反动。不仅如此,他们还开始怀疑经书的真实性,如刘知己《史通》中有《疑古》、《惑经》两篇,开始了对传统经学的挑战。

   《毛诗正义》的颁行使得《诗经》的研究定于《毛诗》一尊。而关于《诗经》学界的疑古,是从《诗序》开始的,韩愈以为子夏不序《诗》,汉代儒生,欲自显立其学,藉之子夏以自重(11),启疑序之始。而成伯玙的《毛诗指说》在汉宋《诗经》转型及三家《诗》辑佚复兴中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它是除《毛诗正义》以外,仅有的保留较为完整的唐代《诗》学著作,成书于唐代中后期,正如有学者云:“(其)是唐代《诗经》学研究成果的重要见证之一,也是研究唐代的经学,考察中晚唐经说异议现象,溯源宋学疑古风气之所由,必须深究的一部典籍。”(12)

   成伯玙“爵里无考”,《毛诗指说》全文仅六千余字。《四库全书总目》介绍云:“书凡四篇……二曰《解说》:先释诗义而风、雅、颂次之,《周南》又次之,诂、传、序又次之,篇章又次之,后妃又次之,终以《鹊巢》、《驺虞》。大略即举《周南》一篇,隐括论列,引申以及其余。三曰《传受》:备详齐、鲁、毛、韩四家授受世次,及后儒训释源流。”(13)其所传达的具有反动思想的《诗》学气息表现在《解说》和《传授》两篇中。如在《解说》篇,关于《诗序》,成伯玙以为小序首句为子夏初裁,有学者认为“伯玙的主张,虽不能作为确解,但能将《小序》首句与以下发挥之语分开来看,有其独到的见识,比前人所论,更进一步。所持论的理由,也能启迪后人的思考,对于后代关于《诗序》作者的讨论有深远的影响”(14)。如宋代苏辙《诗集传》独存首句,当受成说启发,其后王得臣、程大昌、李樗“以辙说为祖”,亦与成伯玙之首创意见有密切的关系。但成氏关于《诗序》的认识意义不仅仅在于对后来关于《诗序》认识的影响上,更在于表现了《诗经》学界对于疑古惑经的探索,启迪了北宋《诗经》学领域蔚然成风的疑古惑经思辨学风的发展。而这疑古惑经思辨学风的发展,是导致宋代三家《诗》学开展的重要前提。

   《毛诗指说》在《传受》篇中,有对四家《诗》传授源流的综述。意在明确三家《诗》与《毛诗》一样,都是《诗经》传播链中重要的诗家流派。对宋代三家《诗》的发展亦不无启迪之功。

   北宋时期,在经学研究领域,承中晚唐疑辨风气而来,疑古思辨学风蔚然成行,刘敞的《七经小传》通常被认为开风气之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元祐史官谓‘庆历前,学者尚文词,多守章句注疏之学,至敞始异诸儒之说。’”(15)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前世经学大抵祖述注疏,其以己意言经,著书行世,自敞倡之。”(16)而在《诗经》学界,也开始了对《毛诗》独行,序传笺疏一统局面的反思。疑序、非序学术论争由此展开。宋儒在倡废序及驳斥毛、郑之说时,寻找到了最有力的证据即三家《诗》序及三家《诗》说的存在。

   1.欧阳修的《诗本义》

   欧阳修的《诗本义》是宋代《诗经》学的发轫之作。四库馆臣评曰:“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17)对整个宋代《诗经》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诗本义》不信《诗序》为子夏所作,旨在以本义求诗义,以辨毛、郑之失。如《序问》就是对《诗序》的质疑:“或问《诗》之序,卜商作乎?卫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则作者谁乎?应之曰:《书》、《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诗》之序不著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虽然,非子夏之作,则可以知也。曰:何以知之?应之曰:子夏亲受学于孔子,宜其得《诗》之大旨,其言《风》《雅》有变正,而论《关雎》、《鹊巢》系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诗》,不为此言也。”(18)此一说法,启发了南宋郑樵,他在《诗辨妄》中进一步论述,“设如有子夏所传之序,因何齐、鲁间先出,学者却不传,反出于赵也?《序》既晚出于赵,于何处而传此学?”(19)在与三家《诗》的比较中,论证了《诗序》非子夏所作。

   欧阳修还是尊信《毛诗》的,他说:“自圣人没,六经多失,其传一经之学分为数家,不胜其异说也。当汉之初,《诗》之说分为齐、鲁、韩三家,晚而毛氏之《诗》始出,久之,三家之学皆废而《毛诗》独行,以至于今不绝。今齐、鲁之学没不复见,而《韩诗》遗说往往见于他书,至其经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类是也,然不见其终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汉以来,学者多矣,其卒舍三家而从毛公者,盖以其源流所自,得圣人之旨多欤?”(20)但他在《诗本义》中,多有指正毛、郑之失的具体论述,与此段主张的矛盾之处,则表明了欧阳修虽然意识到三家《诗》说的存在,但他尚未找到很好地调和《毛诗》与三家《诗》的途径。而其“《韩诗》遗说往往见于他书”的言论,又是朱熹“文选注多《韩诗章句》”(21)之说的渊薮。

   2.董逌的《广川诗故》

   从怀疑毛、郑到征引三家《诗》,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正如有学者云:“庆历以来,刘敞、欧阳修、苏辙等有关《诗经》的新说,多以疑毛、郑、孔《疏》为主,对三家《诗》的关注不够。徽宗朝前后,出现古器物、书籍古本等收集的热潮。诸儒说诗,也多求古字、古义、古说,其中收集和重视三家《诗》是其一个方面。”(22)董逌的《广川诗故》在这一方面的表现比较突出。

   董逌所著《广川诗故》一书,清代朱彝尊《经义考》记载已经亡佚。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广川诗故》四十卷,董逌撰。其说兼取三家,不传毛、郑,谓《鲁诗》但见取于诸书,其言莫究,《齐诗》尚存可据,《韩诗》虽亡缺,犹可参考。案逌《藏书志》有《齐诗》六卷,今《馆阁》无之。逌自言隋、唐亦已亡久矣,不知今所传何所从来,或疑后世依托为之,然则安得便以为《齐诗》尚存也?然其所援引诸家文义与毛氏异者,亦足以广见闻,续微绝云耳。”(23)董逌的《藏书志》中记录收藏有《齐诗》六卷,陈振孙已疑其不可信。《齐诗》亡于唐前,此本当为后人伪作,非汉代《齐诗》说也。

   董逌《诗故》“兼取三家”,“据毛氏以考正于三家”。可以说,董逌是三家《诗》亡佚以后,最早收录、运用三家《诗》遗说的学者。虽然《广川诗故》具体的“兼取三家”的原貌已经不可得,但朱熹、吕祖谦、王应麟等学者的著述中,都有不少对董氏《诗》说胜义的引用,从中可以考查出他运用三家《诗》的意识已经很明显了。吴国武先生撰有《董逌〈广川诗故〉辑考》一文,从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和朱熹《诗集传》等书中辑得存世佚文238条,涉及120首诗。(24)从《辑考》所辑佚文中,可以分析出《诗故》对三家《诗》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董氏从当时存世文献中,考列出不同于《毛诗》的异文,虽未言明出于三家,实有渊源可考,均被后来清儒证实出于三家。如《周南?汝坟》“遵彼汝坟”,董氏曰:“谓大水溢出别为小水。故知‘坟’当作‘濆’。晋郭璞引‘遵彼汝濆’以证《尔雅》,晋世《诗》本犹为‘濆’也。”(25)黄侃《尔雅音训》卷中云:“郭说‘汝濆’,既异毛、郑,又殊于李巡,殆本于《鲁诗》欤。……《说文》所引作汝为涓,涓,小流也,正与郭注所别为小水义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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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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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学刊》(杭州)2013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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