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羽:“胡耀邦的第二个方案不考虑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42 次 更新时间:2015-02-15 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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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羽  

——《读邓》之二十六

有人说过,有些政治人物的文章大可当作政治散文来读。毛泽东的文章自有其独到的风格,当年我们读小学的时候他的语录铺天盖地,而到了读中学的时候,课本里则多为他的文章,也喜欢看关于他文章中的注解,窥视当年毛泽东眼中一些人物的浮沉荣辱,而后来听说翻译毛泽东文章的大学问家钱钟书曾经说过:毛的“这些东西,拿到家里,担心弄脏了空气”,除了佩服钱钟书先生的勇气可嘉见解独到外,还真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落,且不说在陈晋等人眼中,毛泽东的诗词文章是如何的高山仰止横扫千古,即使在我等凡夫俗子看来,毛的文章的气势、分析、犀利、针对性还是相当令人钦敬的啊!《别了司徒雷登》,还有《我的一点意见》,《我的一张大字报》,都是不胫而走,家喻户晓,而毛泽东奚落挖苦傅作义的一篇文章,据说是被傅作义的女儿压下来而没有让傅作义看到,否则,北平是否能够和平解放还真有点难说了。

除了毛,邓小平等人因谈话而整理出来的讲话稿,也往往是简洁有力,要言不烦,从未见过邓小平有四平八稳冗长烦琐的大块文章,但他的文稿却往往是一字千钧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处处洋溢着一位自信政治家的敢于担当与当仁不让。闲读《邓小平年谱》,看到邓小平在1981年的几则记述,更加强化了这一印象。

1981年1月12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时任朝鲜政务院总理李钟玉,晚上又与李钟玉单独会谈,并让他转告金日成:我们已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主席和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至于华辞职后,“党的主席人选,可以告诉金主席,我是不会当的,因为年纪大了。”1981年,邓小平是77岁,党内高层人物变动,邓小平主动向朝鲜领导人通报情况,足见中朝两党关系的非同一般。华国锋辞去职务则在大半年之后的6月27日至29日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予以通过例行手续。而在1月17日听取有关方面汇报某部炮兵团于1980年11月发生的政治事件时,邓小平说:这是敌我界限的问题,不是思想认识问题,不是一般的错误问题,是思想、立场附和郜怀明的反动思想。邓小平言犹未尽,又在有关报告上批示道:这是发生在军队里的一件至为严重的、明目张胆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好好解剖的一个麻雀。郜怀明是河北鸡泽县武装部军械库临时工,被以策动叛乱罪判刑。

3月1日,邓小平在新华社记者反映浙江省委领导人对包产到户问题“讲了许多不恰当的话做了不少错事”的来信上批示:请书记处了解一下浙江的情况。当时担任浙江省委主要负责人是谁啊?3月7日,邓小平在驻地同邓力群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时说:胡耀邦的第二个方案不考虑了。胡耀邦在2月17日提出:决议可考虑改变一种写法,着重联系历史经验,写当前的任务和今后的做法。根据此意见,有关人员写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共分九部分。对这一决议,邓小平非常看重,多次谈话,提出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决议第一位的任务就是要树立毛泽东同志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针对有人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是非法的,邓小平明确地说:这些意见不能接受;至于说文革期间,党不存在了,邓也说,不能这样说。

如此忙碌的邓小平还在4月10日前往北京医院向茅盾遗体告别,并在4月11日下午主持了茅盾的追悼会。做为党的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出席实质上是一文化人的追悼会,此后还有过这样的规格吗?在这一年的7月18日上午,邓小平还会见了金庸。邓小平说“我们担任领导的人,也不能太忙,往往越忙越坏事”。“担任领导的人,不能出太多的主意。如果考虑没有成熟,不断有新的主意出来,往往要国家大乱。政治家主意太多是要坏事的。领导人宁静和平,对国家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多年以后,金庸这样评价邓小平,“邓小平的为人,深谙人情世故。所谓人情,无非是中国社会中各样复杂的关系;世故,亦不外种种历史经验的总结”。在5月4日青年节这一天,邓小平听取时任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等人的汇报,就有关技术人员问题,邓小平提出:都应该搞成辈子兵,可以按干部待遇,可以升级。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时在1981年的6月底。而在7月1日,党的生日这一天,邓小平就王震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来信,作出批示:让王震牵头,约请有关方面,作一系统报告,代为中央拟一决议,以凭决定。邓小平于8月份赴新疆调研考察,8月2日,也就是建军节次日,邓小平同意杨尚昆关于新疆建设兵团不要冠以解放军称号的报告,并批转王震。12月3日,中央作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7月9日,邓小平同杨尚昆、耿飙、韦国清、杨勇等人谈话。邓小平说:军委办公会议是一种过渡性的临时办法,五年作为过渡期,五年后可以取消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常委制度也应该考虑。这个制度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搞起来的。现在军委常委作为一级,人数多,很不灵便,什么事也办不通。三总部要在职责范围内充分发挥作用,总参就是司令部。今后,军事命令应该由总长下,有的命令应该由总政主任、总后勤部部长下。这实际上是杨尚昆由全国人大调到军队履新的一次重要谈话,他叮嘱杨尚昆:你到职后,要先理出个头绪来,要议几个制度,解决一进二出的问题。同时要设想五年后,把这支军队建设成什么样子,五年后又怎么办?8月16日,邓小平在新疆与时任乌鲁木齐军区政委、新疆第二书记的谷景生谈话,“稳定是大局,不稳定一切事情办不成。不允许搞分裂,谁搞分裂处理谁。”谷景生有一女儿谷开来,是薄熙来的第二任妻子,因投毒谋杀一英国人而名噪海内外,其丈夫薄一波之子薄熙来的政治生命也因此而逆转,被判无期徒刑。薄熙来妹妹薄小莹是北大历史系教授,与人合作翻译过魏斐特的《洪业:清朝开国史》,这是一部相当有分量的史学名著。而邓小平与谷景生谈话相关的则是既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恢复,更有新疆党政班子的调整,王恩茂从东北吉林调入新疆,汪锋调出。在10月份,具体日期不详,邓小平与汪锋谈话,就汪锋担任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说:对台工作是大事,需要专职的人专门做。现在专做此事的人还不够。邓小平还谈到,要给汪锋加上“专职”两个字。那个时候的对台工作,方针是叶剑英的谈话,简称叶九条,两岸对立隔膜,几无松动迹象,但邓小平作为大政治家则是着眼未来,早做谋划。现在,提到台海,大家多提到已故的汪道涵,对汪锋,似乎很陌生了,年轻人也许还以为是正在闹婚变的歌手汪峰吧?

1981年,这一年的邓小平年逾七旬,但砥柱中流,改革开放,筚路蓝缕。此时,我正在中原大地一个极为普通的唤作洪庄杨与高庄的两集镇中间的学校里读书,根本没有可能知晓邓小平这些大到关乎国家体制、人事更迭、边疆安全、军队体制、毛泽东地位、对台工作,小到参加一位作家的追悼会这样的军国大事,而在当时的乡间,因为华国锋的辞职、责任制的推行正处在议论纷然地痞流氓也特别嚣张蠢蠢欲动的时期,能够看到的所谓红头文件也就是偶尔从同学殷青年家里知道一点吧?因为他父亲是他们村里的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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