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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可训:方方的文学新世纪

——方方新世纪小说阅读印象

更新时间:2014-12-03 13:53:04
作者: 於可训  

   一

   一个成熟作家的创作,像米酒酿造,经过一个发酵过程,那些坚硬的米粒,就变成了醇厚的浓浆。虽然其中仍不免有些微的浮渣,但却不影响酒浆的澄澈透明、清冽甘甜。我读方方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就有这样的印象。

   方方出生于知识分子世家,有“学院派”背景,但她的某些经历和独特个性,却注定了她是一个很“生活化”、或曰很“世俗化”的作家。正因为如此,她早期的创作,无论是取材于校园,还是取材于市井,抑或是曾经的职业生涯所接触的人事,都是“源于生活”。都是她从一个激变时代的社会生活中,所汲取的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以及她的率直纯真的自然天性的表现。但这种依靠即时即地的生活感受和本于“自性”的创作,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这变化便是方方看人看事的眼光开始由单纯变“复杂”,由面对“复杂”而深感“失望”,以至于“身不由己地陷入一种无边无际而又无言无奈的痛苦之中”①。在论及《白梦》的创作时,方方曾谈到过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但她所说的某个具体事件,无疑只是她的创作将要发生变化的一个偶发的契机。事实上,在她的创作中,这期间已经有一种东西,开始从她对生活的直接经验中升华出来,就像正在发酵的米粒,开始有酒浆从中溢出一样。这酒浆,将要浸透这米粒,助它继续发酵,让随后溢出的酒浆由清淡变醇厚,由酸涩变甘甜,终至成为真正的琼浆玉液。这最初溢出的酒浆,便是日后在她的创作中,逐渐得到强化、乃至起支配作用的一种理智,或曰理性精神。我曾经说她此后一个时期的创作,有“三副面孔”:“比较冷峻的,如《风景》的揭示人生世相;比较深沉的,如《祖父在父亲心中》的透视家族历史;比较轻松的,如《白驹》的玩笑世间物事。”②这三副面孔,便是在她这期间的创作中,逐渐生长着的理性精神的三个不同侧面的表现。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方方创作中的这“三副面孔”,迭经变化:“揭示人生世相”的,由市井进入校园,如《行云流水》等;“透视家族历史”的,由个体旁及群落,如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玩笑世间物事”的,则由社会乱象直击警匪故事,如《行为艺术》等。创作题材的这种大幅度转移,无疑表明作家在对创作做一次新的调整,也是由此日渐走向深化的表现。在这个过程中,方方把对人的生活和人性最初的那一点“失望”,留在了发酵过后的酒米之中,变成对人生问题的一种终极追问,而将她从生活中汲取的积极乐观的精神以及天性中的那一点率直纯真,酿成一种面对“失望”隐忍求生的韧性的人生哲学。这种哲学甚至也影响到她对爱情婚姻的态度,只不过在这类题材的作品中,主人公大多要用一种激烈的手段反抗这“失望”,而在其他日常生活题材中,则表现出更多顺应的态度。至于历史,方方则本着她一贯的人道立场,探求隐含于其中的个人和群体的命运,不同的是,她逐渐将关注的目光,由知识者移向平民,由知识者的人格变异,移向平民的意义生成,将之发展成一种带有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色彩的历史哲学。

   方方的文学新世纪,便是由这样的一些创作组成的一幅文学图景。

   二

   方方近期有一篇小说叫《刀锋上的蚂蚁》,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位落魄的画家,当有人问及他年轻时的心态,这位在极端政治化的年代经受过挫折的画家说,“就仿佛刀锋上的蚂蚁,每爬一步,都怕受伤”。虽然这只是作品主人公在特定年代的个人感受,但把他的这种个人感受,稍作转换,就成了方方新世纪小说处理人生问题的一种主要方式。借用这篇小说标题的句式,这种处理方式也可以叫做“刀锋上的人生”。具体体现于她的创作,则常见她把笔下的芸芸众生置于“刀锋”之上,让他们一步一步地艰难爬行,看他们如何承受这份“刺”激和“锋”险:是颓然仆倒,被“刀锋”割成碎片,还是履险如夷、顺利到达终点?抑或歪歪扭扭、磕磕碰碰,任尔遍体鳞伤,也不惧身处“刀锋”之上?我把这种处理方式,称为“极端叙事”或曰“绝地叙事”,也可以直接叫作“刀锋叙事”,是方方上述“冷峻”的写作风格在新世纪创作中的一个新发展。你也许觉得这样的处理方式,未免失之残忍,但或许方方正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将人生诸问题推向极致、置于绝地,以见出其中的利害,测得人性的斤两,甚或还能照出其他种种人生和社会的病相。

   就拿这篇《刀锋上的蚂蚁》来说吧。像这位落魄画家这样的“刀锋心态”,但凡经历过“文革”及其前某些极端政治化年代的中国人,尤其是那些有着这样那样的“政治问题”的中国人,多少都有所体会。这自然是中国特产,放在本土语境中,见不出有什么特别。但是,如果换一个地方,植入他种语境,情况又会是怎样呢?比如说就像这位落魄画家这样,遇上了一位好心的德国老人,帮他出国,助他成名,让他过上了美好的生活,改变了他的命运。在这个过程中,画家不常怀感恩之心,却时有警惧之意,总怀疑别人有不良企图,生怕自己受骗上当,“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样的心态,又岂是“特别”二字能言?你当然可以说,这是文化差异使然,一个历经磨难、艰难求生,尤其是经历过那个人与人的关系高度紧张的阶级斗争年代的中国人,又如何能够理解一个衣食丰足、心无挂碍的德国老人要以余生余力做成一件事、以收获其中的快乐的心愿呢?但作者既将主人公置于这种文化差异极大的环境之中,显然不是要他在洋人面前出乖露怯,也不完全是要批评他日后的忘恩负义,而是想借此表明,一个自由的灵魂一旦折了翅膀,即使有人帮他解开绳索,也不能真正自由地飞翔,更遑论享受自由飞翔的快乐和幸福?这样说来,方方把这个折翅的画家送到异国他乡,让他在那里小心翼翼地伸展翅膀的同时,是否也会勾起人们想起那个折翅年代的一些事情?除此而外,这篇小说似乎还有另外一个主题,就是从那位德国老人的角度看,“不要以为你能改变别人的人生”,“你给了这个人幸运,却又给了另外的人不幸”,“甚至你给人带去的幸运,或许也不一定就是幸运”。这自然是典型的德国式的思辨。这种颇带辩证色彩的思辨,是否也表明,一个人的命运无论存在多少变数,也不管这变数因何而起,最终的根源都在“自性”,比如这画家的“刀锋心态”。所谓“幸”与“不幸”,都因这心态而起,或许,这也是人生的一种宿命。

   就这篇小说而言,异域毕竟不是绝地,虽然主人公怀着“刀锋心态”,但《刀锋上的蚂蚁》还不是“刀锋叙事”的极致。另有两个中篇,可以当此“极致”之名,一篇叫《出门寻死》,一篇叫《万箭穿心》。这两篇小说的题目,已经明白地昭示,作者要将主人公置于绝地。不同的只是主人公的选择,一者求死,一者求生。因了这选择的不同,也就有了不同的意义。

   把这两篇小说放在一起作比较分析,饶有兴味。主人公的身份,都是家庭妇女、下岗女工,又都是因为一些日常生活矛盾和家庭纠纷而走向绝地或濒临绝境。不同的是,《出门寻死》的主人公何汉晴是自找的,而《万箭穿心》的主人公李宝莉却是被迫的。何汉晴“出门寻死”不为别的,只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和日常生活矛盾,让她觉得活着很是“烦”、“累”,这种“烦”、“累”郁结于心,竟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于是就决定“出门寻死”以求解脱。李宝莉却是因为丈夫的背叛,一念之间断送了丈夫的性命,也改变了儿子和自己的命运,最后竟至于弄得众叛亲离,被公婆和儿子逐出家门。虽然二者都被作者推上了绝境,但过程和结局却大不一样。何汉晴虽然决心“出门寻死”,但她却想不到,“寻死”竟如“觅活”一样,也是一件万难之事。在“出门寻死”的过程中,不但这些家庭琐事和日常生活矛盾,仍然萦绕于心,而且还有对家人的牵挂和对世俗生活的留恋,时刻在下意识深处与死亡抗争。她时刻放心不下、割舍不断的,正是那些让她身心疲惫又欲罢不能的家庭琐事,正是那些让她爱怨交织、气恼莫名的家人。这样一来,她的内心深处就不能不处在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纠结之中。这样的矛盾纠结,不但没有加速她走向死亡的步伐,相反,却促成了她在“寻死”途中的许多“义举”和“善行”,不断动摇她走向死亡的决心。“生存还是死亡”,这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在自己“濒死”前的“高峰体验”中,竟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一个人生的终极问题面前。这是近年来我读到的一篇情节极端吊诡又极富心理张力的小说。结果是,何汉晴不但“寻死”不得,反而挽救了另一个“寻死”的女人的生命。同样要面对“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李宝莉的内心没有这么多纠结。丈夫死后,她忍受着身心的创痛,靠卖苦力一个人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默默地承受冥冥中的惩罚和“报应”。尽管这样做仍得不到家人的宽恕和谅解,但她却咬紧牙关,一如既往满怀达观地坚持走完自己余下的人生路程。如果说何汉晴是通过救人而自救的话,那么,李宝莉就纯属是一种自我拯救。二者都在这种“刀锋”状态下,完成了各自对人生的体验。

   方方是一个下笔极“狠”的作家。她刻画人生、解剖人性从来不留情面。她曾在《风景》中写过“七哥”一家猪狗一样的生活,和“七哥”不择手段地向上爬的经历,又在《落日》中让两个亲生儿子把尚未断气的母亲送进火葬场,还让他们编出无数“合情合理”的借口,在《一波三折》中,她不惮于暴露一个受伤的灵魂如何变得卑劣,在《桃花灿烂》中,又不惜在一对情侣的生死恋情中插进一丛别样肉欲的“桃花”,在《祖父在父亲心中》中,她甚至忍心让一位“几十年夙兴夜寐,勤奋不懈地钻研和苦学”的“父亲”,走着“一条不通向任何地方,而直指死亡的路”,让他“存在的意义”变成“他行进时痛苦而扭曲的姿势”,如此等等。我曾经从人与环境的关系和人性自身的缺陷的角度,讨论过这个问题。认为这些创作,表现了人与环境的一种紧张关系,和因了人自身的弱点和人性的缺陷,而与环境“联手”打败了人自己③。但在这两部作品中,方方的这股子狠劲似乎有所改变。从表面上看,方方对这两篇作品的主人公仍下手不轻,但同时却也往她们的内心深处灌注了少有的温情。这温情就作品的叙事层面上看,虽然表现为主人公割舍不断的亲情和对世俗生活的留恋,但方方所着意表现的,却不完全是诸如亲亲孝悌之类的伦理关系,和众生皆具的人间情怀,而是对个体生命的体认和自我价值的确证。因为无论是何汉晴的“出门寻死”,还是李宝莉的绝处求生,前者怨,后者愤,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系念:“我”死了或“我”不活着,“他们”怎么办?“他们”的生活怎么办?这个“他们”以及“他们”的生活,在方方笔下,不是孤立的、外在于何汉晴和李宝莉的对象,而是已经内化为何汉晴和李宝莉的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她们的生命和她们的存在价值的体现。对“他们”和“他们”的生活的系念,大到丈夫的事业、儿子的前途,小到公婆的早点,乃至“垛”在炉子上的一壶水,日常生活中的“一箪食,一瓢饮”,就是对自己的生命的体认,是对自我存在价值的确证。“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④只有在“他们”身上,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才能体现活着的价值。抛弃了“他们”和“他们”的生活,也就意味着抛弃了自己的生命和自己存在的价值。因为共有这样的系念,所以她们在发泄“怨”、“愤”的同时,也都清楚地意识到,她们的肉身虽然是自己的,她们活着却是“为别个”的,她们的这条命是“归蛮多人所有”的。因此,她们没有权利选择死亡。她们唯一可能的选择,只有李宝莉的母亲指出的一个“忍”字,如黑格尔所说:“人的特点就在于他不仅担负多方面的矛盾,而且还忍受多方面的矛盾,在这种矛盾里仍然保持自己的本色,忠实于自己”⑤,即在韧性的坚持中走完属于自己的人生路程。这种“忍”的哲学,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屈服和无能的表现,而是在百般无奈的人生面前,接受命运的安排,与命运达成和解。你也许会说,这有悖于我们向所提倡的与命运抗争的人生理念,但在一个高扬主体性、把人的积极能动的主体作用发挥到极致的年代过去之后,重新正视人的感性存在的“受动性”,难道不也需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主体人格的重新建构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方方这两篇作品的主人公,分别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这种主体人格的重建过程,是近期小说中出现的一种新的人格类型。

如果说在这种主体人格重建的过程中,上述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各有“偏至”的话,那么在方方的长篇小说《水在时间之下》和中篇近作《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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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2014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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