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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结:宋代科举与辞赋嬗变

更新时间:2014-11-29 14:20:52
作者: 许结  

   宋承唐制,进士科考诗赋,尤以赋为重,故欧阳修谓宋初“科场用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六一诗话》),刘克庄《李耘子诗卷》比较唐宋诗赋取士云:“唐世以赋诗设科,然去取予夺一决于诗,故唐人诗工而赋拙。……本朝亦以诗赋设科,然去取予夺一决于赋,故本朝赋工而诗拙。”对此,诸家赋史中仅日人铃木虎雄《赋史大要》设立“宋太宗试赋”、“真宗试赋”、“宋试赋之趋势”诸条,①简要论及;有关宋代科举与文学研究的撰述,虽已关注科举考赋的史实,特别是熙宁罢诗赋等焦点问题,②然则未能从赋史角度审视科制与辞赋兴衰的关系。缘此,本文拟通过宋代考赋三度盛况,即宋初殿试、元祐复赋与乾、淳隆文,来说明一代辞赋创作的嬗变。

   一、宋初殿试:归复王言与赋观才学

   宋人继晚唐、五代文风疲弱之病,恢复文治,卓然有成,然于赋域,其风势之起,则与宋初(太宗、真宗、仁宗前期)殿廷御试(史称“殿试”)进士,以赋观学有着重要关联。认识这一点,首先要辨明文学与文制的关系。对此,现代学者往往通过文学史发展的大视野对文制与文学作价值判断,故而有科举程文究竟是推进文学发展还是损害文学创作的论辩,这首先就是唐宋进士科诗赋取士问题。③其实,这种价值判断是以现代文学观对历史的审视,而回到历史的语境,文制与文学相互依存的关系无法分离,而且文制决定文学之发展尤为显著,落实于科举程文之于文学创作,诚如清人包世臣所言:“自有时文以来,时文不通而能通古文词者,未之有也。”④而宋初殿试对辞赋创作(包括文人赋)的影响,亦当作如是观。

   据相关文献载录,⑤宋初进士殿试律赋自太祖开宝六年内出《未明求衣赋》始,八年又出《桥梁波长江赋》。继此,历太宗、真宗、仁宗三朝,今存史料可见殿试赋题分别是:

   《训兵练将》(太平兴国二年)、《不阵而成功》(三年)、《春雨如膏》(五年)、《六合为家》(八年)、《颍川贡白雉》(雍熙二年)、《一叶知天下秋》(端拱元年)、《圣人不尚贤》(二年)、《卮言日出》(淳化三年,以上太宗朝);《观人文以化成天下》(咸平三年)、《有物混成》(五年)、《天道犹张弓》(景德二年)、《清明象天》(大中祥符元年)、《大德曰生》(二年)、《礼以承天道》(四年)、《铸鼎象物》(五年)、《道常无名》(七年)、《置天下如置器》(八年)、《君子以厚德载物》(天禧三年,以上真宗朝);《德车载旌》(天圣二年)、《圣有谟训》(五年)、《藏珠于渊》(八年)、《房心为明堂》(景祐元年)、《富民之要在节俭》(五年)、《应天以宝不以时》(庆历二年)、《戎祀国之大事》(六年)、《盖轸象天地》(皇祐元年)、《圜丘象天》(五年)、《民监》(嘉祐二年)、《尧舜性仁》(四年)、《王者通天地人》(六年)、《寅畏以飨福》(八年,以上仁宗朝)。加上雍熙二年、咸平三年、景德二年又试“不合格者”三赋,即《庭燎》、《以贤为宝》、《建国皇极》,宋初殿试赋36题。⑥如果再加上发解试、省试赋题,宋初科举考赋数量极为可观。当然,相比之下,皇帝临轩御试对宋代赋风炽盛的影响,是最直接且有指导意义的。

   有关宋初进士科立殿试制度,主要是缘于“自唐以来,进士皆为知举门生,恩出私门,不复知有人主”⑦的政治弊端,而考察殿试之始,曾巩则谓:

   贡举之制,建隆初始禁谢恩于私室。开宝五年,诏进士安守亮等三十八人对于讲武殿下。诏赐其第。六年,又召宋准等覆试于讲武殿。殿试自此始也。⑧这种科场杜防“恩出私门”的现象,据史载早在晚唐时朝廷已有警觉,如武宗会昌三年中书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进士呼有司为座主,趋附其门。”而前此文宗开成二年已亲自命进士诗赋题,事见高锴等奏“今年诗赋题目,出自宸衷,体格雅丽,意思遐远”;后此昭宗乾宁二年“内出四题”,有《曲直不相入赋》、《良弓献问赋》等。⑨可见宋初殿试制其来有渐,倘若将殿试制度形成于宋初之史实与考赋风气之炽盛结合起来考虑,这一文制变迁的过程恰恰又昭示了一个事实,即用于“王政”而归复“王言”。

   考察文制与赋的关系,赋作为一种文体向“王言”的归复,主要有两个阶段,即始于汉代的“献赋”与定型于唐代的“考赋”。汉代献赋归复王言以襄助王政,在于“赋者,古诗之流”(班固《两都赋序》),即依经致用以通讽谏。这源于周室“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国语·周语上》)的政教,并形成诗赋合体观念及其功用,至春秋战国从“行人赋诗”到“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汉书·艺文志》),已由“讽谏”转向“言志”,⑩逐渐疏离了王治与王言,而西汉盛世朝廷崇礼官、考文章、通经术,立语言文学侍从制度,开通经献赋入仕之途,显然又是导赋家于王政的举措。随着东汉以后宫廷文学侍从地位的衰落、文士赋的兴起,赋与王言又处于游离状态。而辞赋再次转向宫廷文学,成为王政的代言,则在于唐宋考赋制度的完成。所不同者,献赋属少数宫廷文学侍从的行为,而考赋则是广大举子干禄求进的工具,故更多体现考试文体的应用性。(11)从这一视角来看宋初殿试赋的现实意义,其归复王言的措施又与赋兼才学的体用观相结合,构成继唐代考赋制而于“赋体”内在功能的一次变革。

   王政乃国之大事,王言亦庄肃之语,所以宋初殿试律体赋的文法原则,就是改变晚唐五代应制赋风之佻巧,以学殖醇深为倡。李调元《赋话》卷五论宋初律赋云:

   宋初人之律赋最夥者,田、王、文、范、欧阳五公。……宋朝律赋,当以表圣、宽夫为正则,元之、希文次之,永叔而降,皆横骛别趋,而偭唐人之规矩矣。尽管宋代律赋变唐人规矩,至欧阳修、苏轼的创作而彰显,然考赋以学殖醇深取人才,则源自宋初殿试。可以说,宋初殿试赋一则坚整其格律,如太平兴国三年内出《不阵而成功赋》,并定进士试辞赋“平仄依次用韵”;一则赋失学识者不取,其中最典型的是太宗淳化三年内出《卮言日出赋》,钱易率然成赋被黜殿廷且罢科的事件。(12)沈作喆《寓简》有“本朝以词赋取士,虽雕虫篆刻,而赋有极工者,往往寓意深远,遣词超诣”之说,并引述淳化三年进士孙何《论诗赋取士》云:

   唯诗赋之制,非学优才高,不能当也。……观其命句,可以见学殖之浅深;即其构思,可以觇器业之大小。欧阳修《归田录》亦谓:“真宗好文,虽以文辞取士,然必视其器识。”其“学殖”与“器识”成为宋初帝王、儒臣、文士对应制律赋的共同要求,从而使清丽芊绵转向典雅庄重。例如李调元评范仲淹《用天下心为心赋》中“审民之好恶,察政之否臧”一段,谓“此中大有经济,不知费几许学问,才得此境界,勿以平易而忽之”(《赋话》卷五),正取此视角,且适合当时的历史实际。

   缘于殿试科目对赋的推崇,宋初乃至整个北宋前中期赋家辈出,赋风炽盛,其中宋初赋家如田锡、梁周翰、张咏、文彦博、王禹偁、宋庠、宋祁、范仲淹等,皆有或献赋朝廷,或殿试御前的作赋经历。而通过殿试律赋观其对北宋赋风的影响,又有两点值得关注:

   一是赋的论、策化。宋初殿试进士,赋、论并考,重赋、论之风气,影响贡院考试,至仁宗天圣五年诏贡院取进士“参考策、论以定优劣”,(13)且制科如富弼不习诗、赋求免,故仁宗“命试以策、论,后遂为故事”,以致“制科不试诗、赋,自富公始”,(14)再到庆历四年宋祁等上言,主张策论大义,有诏令“进士试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15)从而改变首场试诗赋的惯例,策、论(尤其是策)的地位在宋初科试中得以不断攀升。然其间可辨者在于,策与论之地位的上升并没有影响考赋制度,而宋初殿试赋强调的“器识”,恰恰与策论的功用相近。正因此,范仲淹一方面上陈“御试之日,诗赋、文论共为一场,既声病所拘,意思不达,或者韵中一字有差,虽生平苦辛,即时摈逐;如音韵不失,虽末学浅近,俯拾科级”,反对“专以诗赋取进士”而“舍大方而取小道”(16)的行为,一方面又创作了大量的应试律赋,且被后来考赋者奉为典范,其共同点在于扬弃“末学浅近”的浅薄赋风。而合观宋初殿试赋重学殖、器识与科举由诗赋渐重策论的现象,其间固有争议与冲突,然其共时性的重“王政”而代“王言”的特征,本身就决定了赋的论(义理)策(时务)化,且对整个宋代辞赋明理道、好议论的倾向有着重大的影响。

   二是赋的类书化。赋体与类书的关系,至宋初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汉大赋“言事类之所附”(曹丕《答卞兰教》)的特征,生出后世“赋代类书”的说法;(17)其二,唐宋时期类书的大量编纂,实为科举考试提供文典资源,包括考赋;其三,围绕宋初殿试赋之需,吴淑在参与编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后,于太宗淳化间纂集《事类赋》百篇并注,开赋写类书之先河。(18)而吴氏以赋为“集类之体”,其类书文学化与前人文学类书化一样,均显示了赋兼才学的特征,所区别在于后者“以为取士之阶”,(19)故与当时文制相关,具有工具化的应用性功能。与之相应,范仲淹于仁宗天圣五年因“国家取士,缘于此道”而编撰《赋林衡鉴》,列举应试律赋二十门,即叙事、颂德、纪功、赞序、缘情、明道、祖述、论理、咏物、述咏、引类、指事、析微、体物、假象、旁喻、叙体、总数、双关、变态诸体,(20)以辨析其主题风格,其采用“集类”之编撰方式,既为士子提供津筏之便,同样也寓含了赋重学殖的“类”的意识。

   二、元祐复赋:闱场争锋与经典重塑

   自开国到北宋中、后期,赋风有较大的变化,特别是欧阳修、苏轼变革文风对赋的影响,不仅改变了科场律赋体,例如句式由以往的常式(四四、四六、六四)变得更为开放(三三、三五、三七、三三七等)(21),且出现了被祝尧抑之“终非本色”(22)的文体赋。这种情形对于宋初以殿试为主导的科举赋创作而言,显然有“破”的性质,然而也正是这一时期的辞赋成果(特别是苏轼与“苏门”诸家),不仅被赋史研究者所关注与赞誉,视为宋赋的兴盛期,而且也被南宋的科场赋奉为榜样,成为一段赋学的集体追忆。究其原因,其中一条重要的历史线索就是北宋中、后期闱场争锋导致的“熙宁罢赋”与“元祐复赋”,文学史上诗文意义的“元祐体”同样彰显于赋之“元祐体”,落实于科场,则是成为后世科举赋蓝本的《三元元祐衡鉴》,且形成对特定时期科举赋之经典的重塑。

   北宋科场最大的争议就是进士科罢、复诗赋问题,而最突出的科考变革也就是两度罢诗赋取士的史实。值得注意的是,元祐复赋正处于两度罢赋之间,其文制特点又在于改变前此进士省试统考诗赋,而分立“诗赋”、“经义”两科取进士,并一直延续到宋末。而由文制的变迁观察科举文坛的争锋,如果说围绕宋初殿试制度展开的论辩焦点在于赋、策之争,那么随着政治形势的变迁与理学思想的介入,北宋中、后期围绕进士科罢、复诗赋的论辩焦点,则已转向“词赋”与“经义”的讨论。对此,范仲淹、宋祁、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韩维、刘挚、苏轼、苏辙均有建言,其在仁宗朝则显其调和倾向,即议论者既反对诗赋取士造成的拘忌声病、词章琐碎,倡扬经学大义,但又不贬斥考赋制度。如范仲淹庆历三年议贡举,提出“更通经旨,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答手诏条陈十事》),四年欧阳修《详定贡举条状》指出“问以大义,则执经者不专记诵”,同年仁宗诏令:

旧制用词赋,声病偶切,立为考式,一字违忤,已在绌格,使博识之士,临文拘忌,俯就规检,美文善意,郁而不伸。如白居易《性习相近远赋》、独孤绶《放驯象赋》,皆当时试礼部,对偶之外,自有义意可观,宜许仿唐体,使驰骋于其间。(23)所谓“唐体”,是针对宋初进士按平仄押韵与仅以声病黜落的纠正,要在调和词章与经义,即以词章寓经义。到神宗朝,这类议论已歧为两见,其代表见解如王安石与苏轼。王安石于熙宁二年上《乞改科条制》认为“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24)理由是当时科考“策进士则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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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沪)2012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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