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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高院课题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中社会调查制度的实际运用与分析

更新时间:2014-11-28 19:49:13
作者: 川高院课题组  

   【摘要】 我国较早就开始进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工作的实践探索,各地法院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出台制度规范、完善操作规程、加强协调配合,在工作实绩上取得一定成果。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吸收了既往法学理论成果及司法实务经验,在立法层面上设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施行后,应当关注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行效果,进而进行相关的理论研究,以有效促进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在实务操作层面,立法只是对社会调查主体、社会调查程序、社会调查内容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原则性的规定,该制度设计并不能够完全解决开展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在实践中制度运行仍面临制度适用率不高,调查主体缺乏中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调查方式主观性较强,调查制度适用不平等,社会调查报告法律地位不明确,调查报告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况等问题。本文结合四川省全省法院开展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工作的情况,以案例统计分析、走访座谈等实证调研为基础,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建议。

   【关键词】 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 社会调查

  

   新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建立了统一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以下简称“社会调查制度”),将社会调查贯穿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始终,不仅符合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而且顺应了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发展的总体趋势。在新刑诉法实施以前,各地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①从既往实践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不仅为刑事案件的处断提供了参考,而且有效延伸司法职能,在预防矫正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刑诉法规定公检法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经过法庭审查并听取控辩双方意见的社会调查报告可以作为法庭教育和量刑的参考。从实践经验和法律规定看,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价值有二。其一是为刑事案件的处断提供参考依据,如公安机关选择合适的刑事强制措施,检察机关决定是否批捕,人民法院是否判决缓刑;其二是探究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违法犯罪行为的原因,预防和矫正犯罪。新刑诉法囊括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既往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但也存在关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规定较为笼统,可操作性不强,导致司法实践中调查制度引入率不高、调查主体各自为阵、调查报告质量有待提升、调查过程缺乏监督等问题。本文在对四川法院开展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工作进行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审判实践,围绕如何更好实现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工作的价值,提出可行性建议。

  

   一、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前后社会调查制度比较分析

   新刑诉法建立了统一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比较新刑诉法实施前两年及实施后一年四川省全省法院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适用情况,社会调查制度在适用率、启动主体、适用主体、调查方式等方面没有较大变化。

   (一)社会调查程序可选择性适用特点明显,适用率变化不大

   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四川省绝大多数法院均在开展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工作,但并未覆盖所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从全省法院审理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案件适用社会调查制度情况看,新刑诉法实施前两年,法院审判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5803件,其中2257件案件适用社会调查制度;新刑诉法实施后1年该数据分别为2660件、1280件。新刑诉法实施前、后,适用社会调查制度的未成年犯罪案件数占所审判未成年犯罪案件数的比例分别为38.9%、48.1%。新刑诉法实施后,适用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比例没有较大幅度的变化,主要是由于法律规定该程序不是强制程序,具有可选择性,经济较发达地区法院,由于审判力量配备较强、经济保障较充足,能够保障较多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开展此项工作;经济欠发达地区法院,受人员、经费等因素的影响,该项工作的开展率较低。

   新刑诉法实施前两年数据显示,在侦、检、审三阶段中,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启动社会调查程序较少,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启动社会调查程序次之,审判阶段法院启动社会调查程序较多。此情况在新刑诉法实施后无太大变化。

   (二)调查主体较多,呈现多元化的特点,但仍以自行调查与委托司法行政机关调查为主

   从新刑诉法相关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社会调查的主体不统一,呈现多元化的特点。目前社会调查主体主要有:公检法机关以及由三机关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司法行政机关、共青团组织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组织)和辩护人。从全省法院情况看,新刑诉法实施前两年,采用自行调查方式的案件数为709件,法院启动社会调查总案件数为1722件,自行调查所占比例为41.2%;新刑诉法实施后1年,采用自行调查方式的案件数为433件,法院启动社会调查总案件数为939件,自行调查所占比例为46.1%;新刑诉法实施前两年,采用委托调查方式对应的数据情况分别为:1013件,1722件,58.8%;新刑诉法实施后1年,该数据分别为:506件,939件,53.9%。可见,刑诉法实施前后,法院开展社会调查工作普遍采用法院自行调查和委托调查相结合的方式,采用自行调查所占比重更高。

   (三)调查方式多样,调查报告内容丰富,仍较多采用制作调查笔录方式

   从对全省社会调查方式的调研结果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一般采用如下方式进行:制作调查笔录、调查问卷、心理评估、鉴定等方法。开展社会调查工作普遍采用谈话的方式进行,根据谈话笔录制作调查报告。新刑诉法实施前两年,适用社会调查制度案件数为2257件,其中采用制作调查笔录方式进行社会调查的案件数是1468件,占进行社会调查案件数的65%;新刑诉法实施后1年,该数据分别是1280件、883件、69%。近几年,也有法院也在探索社会调查报告的多样性,或引入社会学的调查方法,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调查,或引入心理学的调查方法,采用心理评估的方式进行调查,或将陪审员制度与社会调查相结合,通过特邀专家陪审的方式参与案件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调查评估。

   调查方式多样性决定了调查内容的丰富性。调研中发现,社会调查报告普遍包括如下内容: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人认识能力、犯罪时的年龄、悔罪表现和悔罪程度、是否取得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属谅解、谅解的原因、是否初犯、个人成长经历、一贯表现等。除此之外,有的法院还将心理评估、非羁押措施风险评估等情况纳入了报告内容,有的法院在调查报告中就如何量刑、如何进行帮教提出了具体建议。

  

   二、现行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的问题

   新刑诉法施行前,我国立法没有关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相关规定,各地根据理论及相关规定开展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实绩;新刑诉法施行后,虽然我国在立法层面上建立了统一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但由于规定较笼统,导致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主要表现如下。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引入率不高,未实现全覆盖

   抽样分析显示,刑诉法实施前后,适用社会调查制度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占所审判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的比例分别为38.9%、48.1%,社会调查制度引入率不高。出现此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于法律规定社会调查程序具有非强制性,所以给予实践中选择适用该制度的空间;二是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法院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社会调查制度的落实受经济、人员配备、案件数、审理期限等因素的限制。

   从调研情况看,公安机关、检察院开展社会调查相较法院少。造成此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的职责分工不同。法院承担审判职能,法官在适用刑罚时,要通过综合考量犯罪行为的严重性及人身危险性决定是否给予刑事处罚,或者罚当其罪,这就决定了法院对社会调查制度的需求远远大过于公安、检察机关。调研发现,即便是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工作较好的地区,由于缺乏配套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在该项工作的配合、衔接上存在问题,导致重复调查,浪费司法资源。

   (二)调查主体不统一导致调查缺乏中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

   从调研情况看,存在调查主体不统一导致调查缺乏中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的问题。主要原因如下。一是因为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着侦检审的职能,因此,案件承办人员主动介入调查,易先入为主,在调查时可能各有侧重,造成调查结果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冲突的问题,最终影响调查报告的权威性。二是侦、控、审三阶段均可进行社会调查会导致多机关重复调查,这既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也可能使被调查者不胜其烦,在提供信息方面出现偏差。三是调查报告主体混杂,给人一种非正式感,专业性的缺乏使人对调查报告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三)传统的调查方式主观性较强,难以提出合理的量刑建议

   传统的调查方式主观性较强,调查方式比较单一、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缺乏科学方法,很难准确把握调查对象的人格特征,分析和预测其以后的行为。正是由于调查方法缺乏科学性,导致大部分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主要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家庭情况、性格特点、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监护教育等事实内容的描述,而通过事实内容难以必然推导出是否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结论,所以社会调查报告往往缺乏量刑建议内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价值之一就是规范化量刑,缺少量刑建议的调查报告会使该制度形同虚设、流于形式。

   (四)社会调查制度对外地籍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罪犯适用率低

   实践中社会调查制度的适用对象多限于户籍在法院地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全省法院相关情况显示,近3年来对外地未成年刑事被告人适用社会调查人数仅占审理外地未成年刑事被告人人数的23.2%。无法开展社会调查,就无法评估外地籍未成年人适用非监禁刑措施的风险大小,导致外地籍未成年被告人缓刑适用率较低,进而导致刑罚适用不平等。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有:一是由于少审机构发展不均衡,社会组织之间的横向协作相对较少,且受到经费、人员配备等条件的限制,社会调查员无暇开展自行调查,也没有委托所在地机构调查外地籍的未成年人的途径,导致外地未成年人成为了社会调查和社区矫正的“盲点”;二是对外地籍未成年人的社会矫正体系尚不完备。由于外地籍未成年人住处并不固定,被判处非监禁刑后经常流动,相对于本地未成年人而言较难跟踪,由此也提高了社区矫正的成本。

   (五)社会调查报告法律地位不明确,法庭审查程序可操作性不强

量刑程序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之中”。②在量刑程序改革中,社会调查报告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英美法系国家,量刑前调查报告属于品格证据的范畴。我国新刑诉法将经法庭审查且听取控辩双方意见的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地位界定为定罪量刑的“参考”,而不是“证据”。显然,从证据的定义及分类角度,社会调查报告不符合“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定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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