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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国华:转型中国的司法价值观

更新时间:2014-10-17 23:59:48
作者: 江国华  

   【摘要】对应于两次历史性社会转型以及第二次转型的三个发展阶段,当代中国的司法价值观发生了四次历史性变迁,即从为阶级斗争冲锋陷阵的政治司法价值观转变到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经济司法价值观,而后再演变为为社会稳定排忧解难的社会 司法价值观,并走向为法治文明注译导航的衡平司法价值观。鉴于前三种司法价值观本质上都是法律工具主义l的产物,是人治的变种,故有必要对其做历史性反思。唯此,型塑以“公正、廉洁、为民”为基本内核的多元衡平司法价值观方为可 能。

   【关键词】政治司法价值观  经济司法价值观  社会司法价值观  衡平司法价值观

  

   引言

   在一般意义上,所谓司法价值观有两重解读:一是指国家对司法的定位,即国家对于司法的总体认识和期待 ;二是指主流社会和司法职业群体对司法的意义、地位和重要性 的总体评价或看法。它通常有两种表现形式:(1)司法评价的尺度和准则;(2)司法过程 的价值取向、追求或者目标。就其一般规律而言,作为法律价值观的一种形态,司法价值观不仅深受传统政法思想、主流意识形态之影响 ,而且,就整个历史进程而言,经济形态之转型、社会结构之变迁、思想文化之演变都会对其产生影响。[1]正因如此,中国的司法价值观伴随着社会转型及其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嬗变不断。

   历史地看,自1949年以来,中国先后发生过两次大的社会转型。第一次转型以新中国的建立为标志,以政治制度的转型为核心内容。第二次转型以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为标志,以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转型为主要内容。其中,基于改革的侧重点之不同,第二次转型又可以划分为若干不同的历史阶段。

   六十多年来 ,对应于这两次大的社会转型以及第二次转型的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对司法定位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其司法价值观可做不同描述 (见表1所示)。在第一次社会转型期 (1949-1978),国家对司法的定位侧重于强调司法必须为阶级斗争服务,堪称之为政治司法价值观。在第二次社会转型的第一阶段 (1978-2004),国家对司法的定位侧重于强调司法必须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2]故称之为经济司法价值观;在第二阶段(2004-2010),国家对司法的定位侧重于强调司法必须为和谐社会建设服务,可称之为社会司法价值观;在第三阶段 (2010一),国家对司法的定位转向强调司法必须为法治文明注译导航,当称之为衡平司法价值观。

   就其本质而言,不论是政治司法价值观,还是经济司法价值观,抑或社会司法价值观,都是 司法工具论的产物。故此,有必要对这些司法价值观作历史性反思,唯此 ,塑造以“公正、廉洁、为民”为基本内核的多元衡平的司法价值观,才成为可能。事实上,进入第二次转型的第三个阶段之后 ,我们似乎已经意识到任何有关司法的定位都应当以尊重司法常识与规律为基本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司法价值观应当 “循天道、因民情、随时变”。[3]所谓“循天道”即司法应当遵循天时、地利等客观规律的内在要求,“因民情”即司法应当尊重常理、顺应民心、保障民权,“随时变”即司法应当与时俱进,顺势而为。

   一、政治司法价值观 :为阶级斗争冲锋陷阵

   1949年以后,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国的司法制度得以历史性的重构。[4]鉴于国家政权刚刚建立 ,百废待兴,此时的中国司法被要求为巩固政权等直接政治目的服务,并被定位为实行阶级统治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5]这一时期中国司法所尊奉的是名符其实的政治司法价值观 。

   (一)解释性背景

   新中国成立伊始,在摒弃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同时,即颁布了一系列旨在巩固政权 、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法律法规。据统计,自1949年9月到1954年8月,由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政务 院以及所属各部门先后颁布并在全国范围内施行的重要法律 、法令等达506件。[6]这些法律、法令和法规的出台,一方面填补了废除国民党 “六法全书”之后的法制真空,为社会运转提供了基本的法制保障,另一方面也揭开了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序幕。后人称之为 “新中国法制建设的首个黄金期”。[7]

   其一,鉴于新中国刚刚成立,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被认为是共和国在这一历 史时期的核心任务,一切立法、行政与司法工作,均须围绕这个核心任务展开。比如1951年的《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等,1952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等,1954年的《逮捕拘留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等,均带有强烈的专政色彩。依逻辑,以适用专政性立法为职志的司法只能是专政性的。

   其二,建国初期,阶级斗争被置于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8]司法工作的主要任务被定格为 “惩治反革命、地方土匪,恢复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在检察院和法院系统确立起政法部门就是阶级斗争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观念”。[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时任最高法院院长的沈钧儒说:“我们人民司法工作必须积极地为政治服务 ,必须与当前的政治中心任务与群众运动相结合。”[10]

   其三,“文革”爆发,伴随着法律虚无主义的政治狂热症,建国初期这种阶级司法 的定位,被彻底地工具化。在这个过程中,司法被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工具,成为在阶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忠勇斗士。

   (二)分析性促因

   其一,.巩固政治合法性是促成政治司法价值观的政治动因。新中国建立初期,执政者所面对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社会 ,国家建设的压力艰巨。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被国内外反动派所包围,反颠覆、反侵略的斗争严峻。中国当时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 :一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二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11]保卫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维护政权的稳定和安全 ,被设定为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条件,这意味着阶级斗争实际上摆在了国家建设任务之前。由此,调动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各种 国家机器,围绕阶级斗争运转,便成为时势所必然。按照罗瑞卿当年的说法 :“公安、检察、法院都是党的工具,是党 的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镇压敌人的工具。”[12]

   其二,专制司法的文化心理是促成政治司法价值观的社会动因。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中国司法基本上可以划归“专制司法”的范畴。在近代之前,司法被普遍地认为是帝王将相对臣民实行专政的手段。近代之后 ,整个民国时期,司法也多被认为是政府官僚控制平民百姓的工具。新中国成立后 ,司法被定位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机器”。同时,古往今来的中国社会对于司法最朴素的印象多与刑罚或惩戒有关,[13]并将司法涂染上某种程度的暴虐和血腥色彩。因此 ,中国民间一直都有将司法称之为“刀把子”的传统。[14]这一传统与阶级专政理论相互作用 ,成为孵化政治司法价值观的文化酵素。

   其三,以阶级斗争为基本内核的斗争法学是促成政治司法价值观的理论动因。新中国建立之初 ,全盘照搬苏联法学,以维辛斯基为代表的斗争法学理论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法学意识形态 。[15]在这种法学意识形态支配下,包括法院在内的“政法机关最重要、最根本 的任务还是敌我矛盾,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16]“是当权的阶级统治被他推翻了的阶级的工具”。[17]在这个意义上说,斗争法学实际上构成了政治司法价值观的理论根基。[18]

   (三)描述性表征

   其一,政法合一体制。政法体制形成的一个基本标志是政法委的设立。1949年1O月,中央人 民政府政务院设立“指导各个政法部门工作”的政治法律委员会,其职责是“帮助行政首长解决政法部门的具体问题 ,它和政法部门是‘指导与联系’的关系”。[19]该委员会是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署实际上的领导机关。[20]1954年宪法出台之后,政治法律委员会为国务院政法办公室所取代。195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设立“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 “政法领导小组”,协调公、检、法的关系,并逐渐形成重大案件由党委审批的惯例。[21]1960年,中共中央根据中央政法小组提交的“关于中央政法机关精简机构和改变管理体制”的报告 ,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合署办公,并由公安部统一领导。[22]至此,与政治司法价值观相互映衬的政法体制渐成雏形。

   其二,政治正确的司法原则。1950年1月4日,董必武在旧司法工作人员的改造问题会议上指出:“人民司法的基本精神 ,是要把马、恩、列、斯的观点和毛泽东思想贯彻到司法工作中去。”[23]1950年11月3日发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提出: “人民的司法工作如同人民军队和人民警察一样,是人民政权的重要工具之一”,是镇压反动派保护人民的直接工具。[24]1952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进行司法改革工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启动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反对旧司法观点和改革整个司法机关为主要内容的司法改革运动。其主要内容,是有针对性地对全国的司法机关 (重点是各级人民法院)进行思想上的改造和组织上的整顿,以解决司法机关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及政治不纯等问题。(25]截至1953年,司法改革运动基本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国家和法律的理论在司法领域中的绝对权威 ,从而保证了司法机关政治上、思想上的纯洁性。[26]

   其三,国家政策成为司法审判的依据。中共中央于1949年2月22日发出《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 (通称“二月指示”)指出:“目前在人民的法律还不完备的情况下 ,司法机关的办事原则应是:有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 ,从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之规定;无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 ,从新民主主义政策。”[27]1956年3月31日,彭真在第三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办案时,只要站稳阶级立场 ,根据政策,按照阶级利益来办事就可以了。”195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向中央报送的《关于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 中特别强调:“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法院工作服从党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党对审判具体案件 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指示和监督。”1958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发表谈话,提出:“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 ,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我们每次的决议都是法 ,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当时,刘少奇也有 “法律只能做办事参考”、“党的决议就是法”等论述。[28]其后,由彭真领导的中央政法小组在《关于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刑法、民法、诉讼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看,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由此,依照政策办事的司法原则确立。[29]

   (四)逻辑性反思

就其本质而言,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政治司法价值观乃司法工具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司法工具主义又是法律虚无主义的变种。在司法工具主义价值观的指引下 ,人们所关注的往往是司法运作过程中的工具价值,却忽视了司法本身所具有的诸如秩序、正义、法治、人权等目的价值。长此以往,司法自身内在的目的价值被逐渐弱化,领导的个人意志、执政党政策乃至纪律取代法律的宿命在所难免。[30]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wenhong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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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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