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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凯旋:米兰·昆德拉与我们

更新时间:2014-09-26 18:15:01
作者: 景凯旋 (进入专栏)  

    

   承王怡兄、冉云飞兄的邀请,要我来讲一下昆德拉。起初,我有点踌蹰,因为九十年代伊始,我就不太关注这位作家了。昆德拉在中国走红了十几年,谈论他的文字不少,做他的博士论文的也有,尽管读到此类文字,我总是感到有点缺然,但我自己也未必能有什么新见。再者,我虽然教书近二十年,却很少做公开的讲演,怕讲不好,浪费了别人的时间。我想我是一个好听众,但可能不是一个好的讲演者,这是我预先要申请大家谅解的。

   我今天要谈的题目是:昆德拉与我们。一个中欧小国的作家,受到中国人如此长期的关注、谈论,似乎已经超出了文学的范围,与中国当下语境发生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怎么产生的?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今天我就试着从这个方面,来谈论昆德拉。

   第一、昆德拉在中国的被介绍与被接受

   最早向大陆介绍昆德拉的是美籍华人学者李欧芃先生。1985年,他在武汉一学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谈到南美的马尔克斯、东欧的昆德拉,认为他们是当代两个最重要的作家。这篇文章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几乎不为人知。那时,马尔克斯的作品已经被译成中文。从写作上讲,马尔克斯的影响好像更大,甚至有段时期,作家们写小说,开头都喜欢来个“多年以后,我……”的句式,但现在看来,那种切断历史的文化探索,不能解释这一百年以来历史必然性对中国的巨大作用。至于昆德拉,我觉得,主要还是给我们一种新的思想修辞学,一种批判的角度。

   我自己翻译昆德拉,完全是出于偶然。1986年那会儿,刚刚研究生毕业,得以从专业中暂时脱身,又由于比较关注当代文学,对新时期以来的作品不满,中国的作家也在批判,在反思,但总是感觉没有份量,缺了什么。当时卡夫卡、萨特的作品早已被介绍进来,已经知道了荒诞的概念。碰巧有个认识的美国学者来华访学,她是研究梁漱溟的专家,喜欢文学,随身带了一本《为了告别的聚会》,走时便丢给了我。读了此书后,感到一种不同于卡夫卡的荒诞。这样说吧,有一种家族相似性,就是罗素所说的社会主义文化圈的现象。比如,书中有个细节,一个妇科医生的朋友来访,那位医生就让朋友穿上白大褂,去产房观摩,非常随便,非常自然。类似的故事,我也从认识的医生朋友那里听说过,这在西方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在我们虚假的意识形态宣传中也是不可想象的,但那确实是我们的生活常态,一种没有道德的道德。

   到那时为止,我所受的都是精英文学观和欧陆美学的教育,索尔仁尼琴写的是人性向上的沉重,这我好理解,而且喜欢;昆德拉写的是价值失落后的反讽,同时又不乏批判的力度,对我来说就有点新了。读完之后,讲给几位朋友听,也是相同的感受,于是就要我译出来看看,也没有什么功利的目的,就是给他们看看。

   这时,韩少功也在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听说我译了昆德拉的书,就跟作家出版社讲了。把书稿带到北京,见到编辑白冰、崔艾真。当时心里不是很有把握,在他们的办公室,记得崔艾真还对我说了一句,你看上去挺学生气的。我想我那时应该显得很可疑才对,土里土气的,手里提着一个提箱,里面装着一本全是写性爱与政治的书。听了这话,还着实有点沮丧,难道我的脸上真的就那么一派天真吗?担心是多余的,第二天,崔艾真就给我来电话,说出版社打算出版,她做责编。如今想来,在那个年代,这些编辑是担着一定风险的,是他们对文学的理解,才使这本书得以面世。

   此后,我又译了《玩笑》、《生活在别处》。这时,人们已经开始知道昆德拉,讨论文章出现了,压力也开始出现。比如,《玩笑》的出版本身就是一个玩笑,好像是1989年,捷克大使馆有意见了,怎么能出异议者的书呢?于是暂时不能出了,得等待。等到九十年代初,捷克方面没有问题了,国内又不能出了。中国的出版情况,总是松一阵,紧一阵。好像当局从来就喜欢开玩笑,让作者和读者在其中体验到特殊的兴奋和忧虑。后来又宽松了一点,这两本书才得以出版。200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买下昆德拉全部著作的版权,根据法文版重新出版。我还记得当初译完《玩笑》后,曾与这个出版社联系,但他们的编辑正在编海明威之类的书,根本没有听说过昆德拉,委婉地回绝了。

   昆德拉很快就被中国人接受,成为时尚。东欧的当代文学和思想引起国人的关注,不再是只面对西方现代主义。有个时期,几乎言必称昆德拉,人们大都用存在主义的话语去解读他。暨南大学博士生李凤亮还编了一部有关昆德拉的资料集,题为《对话的灵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两个女性学者,一个是艾晓明,她最先编了一本评论昆德拉的书,自己还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乐黛云先生作的序。她后来对王小波的介绍和理解,其思想的底子也许就是那时打下的。另一个是崔卫平,她后来从昆德拉走向哈维尔,米奇尼克,对东欧的政治哲学作了介绍。目前,她俩都是在知识界很活跃的人物。昆德拉使许多中国人将目光转向东欧,这或许是当代思想史上值得记上一笔的事件,我们承认西方文化是主流,也承认这是事实,但我们不能忘却东欧和俄罗斯,毕竟是相似的土壤,相似的语境,面对无穷的长夜,我们中很多人也许都曾喊出过同样的心声。对于缺少本土思想资源的我们,东欧与俄罗斯的当代思考是一个蕴藏丰富的矿藏。

   有意思的是,与昆德拉相比,更早被介绍进来的索尔仁尼琴就没有得到如此青睐。我自己是很喜欢索的,他的制度性批判给二十世纪人类作了最有力的见证。但大多数中国作家不喜欢他,谈起来一脸轻蔑,认为索的东西不是文学,好像他们的玩意才算文学。我也常思考这种现象,觉得从时代来讲,原因可能有三:

   一,索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昆是从美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去描写他们所处的社会。而当时的背景是,美学热、文化热正方兴未艾。二,索有强烈的价值观,昆是解构价值,契合了国人想要逃避崇高的心理,崇高的美本不属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那是一种对抗。集体的创伤记忆犹在,人们不想再谈任何价值。三是由于文化移植的变异,西方文化本身就充满矛盾,加上中文的翻译和运用又有误读。前者如西方人也不太细分两种理性,两种民主,两种自由。昆德拉批评俄罗斯人的失衡,把情感上升为价值,导致了极权灾难。布罗茨基反驳说,这种灾难正是源于西欧的理性。两个大作家在那里鸡同鸭讲。后者如误译、误读。最大的误译是把昆德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Kitsch译成“媚俗”,这个译法,恰与昆德拉的原意相反。媚俗这个中文词的意思是讨好世俗,从此举国开始谈媚俗,连手机里都储存了这个词。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正是误读造成了昆德拉的流行。

   把昆德拉看作是反媚俗,正是文化误读的结果。就像用存在主义来阐释昆德拉,想要在他的作品中寻找一个形而上的意义,而这恰是昆德拉所反讽的刻奇。其实昆德拉与存在主义毫不相干。加缪就曾说过,《局外人》的主人公有一种对绝对的激情,昆德拉显然是刚好相反。于是,我们看到,昆德拉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变成了一个暧昧的存在。

   第二、昆德拉作品的基本主题

   迄今为止,人类一切精神活动和产品,都是为了解决人的必死性问题。金字塔墓穴里的壁画,康德的星空和道德律,其实都是指向不朽的观念。在此基础上,人于是建立起自己的意义世界。正如韦伯所说,人是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任何存在都是有意义的,并且是可以发现的。

   比如,我们习惯用历史必然论来解释发生的事件,我认识一个年轻人,他外公是在文革中自杀的,但他不恨那个时代,他觉得从历史的进展看,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他来说,意义比人更重要。其实作为一个普通人,你以为你是谁?你根本没有创造历史,你只是承受历史。多年的教育,使我们每个人都能用一套历史必然性理论,把存在看成是合理的,而个人的价值却被泯灭了。

   再如,在对待顾城之死上,有些人同样采用了一种文学必然性,来为他辩解。但是,文学不是特权。按照常识,杀人就是杀人,没有任何崇高的形而上的理由。然而,人们往往就喜欢在意义领域寻求一个高于常识的判断。这,就是昆德拉的思考方向。他找到一个概念,用来指称这种人对意义世界的渴望,这个词即Kitsch,我把它译成“刻奇”。

   按照一种通行的说法,这个词源于十九世纪的德国。原义指保存下一些破烂,作为自己一生中某个事件的纪念。西文词典的解释是指那些拙劣的、造作的艺术作品。所以译成“媚俗”,用来指大众文化的品位,也未尝不可。在西方,刻奇一般是指中产阶级的现代性,中产阶级的艺术品位。美国抽象美术理论家格林伯格曾有一篇著名文章《刻奇与前卫》,就是用审美现代性来对抗中产阶级现代性。但这是西方语境的解释,今天国内使用这个词,也是西方意义上的,不是昆德拉意义上的。

   昆德拉重新阐释了刻奇这个词,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他说,刻奇是排斥一切非本质的东西。如“大便”这样的词,以前是不能出现在印刷品中的,因为它没有意义,不是本质。作者在书中写了两滴泪,第一滴泪是看见孩子在草地上奔跑而感动,第二滴泪是和所有人类在一起,为孩子在草地上奔跑而感动,这第二滴泪就是刻奇。它要求整齐划一,排斥一切个人性。简单地说,刻奇是一种伪崇高。用分析的语言说,刻奇是一种自我伟大的不真实的激情。恰恰与中文媚俗的意思相反。把它代入萨宾娜的那句话,就是:我的敌人是伪崇高,不是共产主义。所以,你可以说王朔是媚俗,但不能说他是刻奇。张承志、张炜才是刻奇。

   现在我就用这个解释,试着对昆德拉的作品解读一番。

   《玩笑》是昆德拉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他在捷克国内出版的唯一的小说。主人公喜欢开玩笑,在给女友的名信片上,写了“托洛茨基万岁”、“乐观主义是人民的鸦片”之类的话,结果被女友告发。出来后他想报复,便去勾搭整他的那人的老婆,不料那人刚好有了新欢,巴不得把老婆转让出去。同时他还发现,对正统意识形态的鄙弃,那个人如今表现得比他还要激进。他的受难是白受了。因为一个玩笑而获罪,八十年代的伤痕小说也写过,但最后都落在平反后的感恩戴德上,“玩笑”本身失去了反讽的意义。

   这就是捷克式的幽默,它不同于英国式的Understatement(有节制的叙事),更不同于中国式的诙谐。中国人只有性诙谐的感受力,譬如,今天流行的政治笑话和民谣大都是黄段子,它们有解构的功能,甚至常常比严肃的反抗更有效果,但因为是精神向下的运动,有一种我们大伙儿一起堕落的快感。捷克式的幽默则是一种存在的荒诞感,用夸张来表现对夸张事物的反讽。如哈谢克的《好兵帅克》,是对宏伟战争的戏谑态度;克利马谈布拉格精神,也讲到捷克人在建筑上对埃菲尔铁塔的戏仿。捷克人的文化心理来自其历史,汇合了斯拉夫、天主教和犹太人三大文化,又接受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所以,他们不喜欢绝对的事物,夸张的情感。天生具有对意义的解构能力,反感一切刻奇。在小说中,主人公用性爱去消解政治,但性也不可靠,仍然是失败。

   相比之下,张贤亮的《绿化树》同样是写受难,但作者既相信政治的纯洁,也相信爱情的纯洁,让主人公通过爱情最终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再读它,你一定会觉得淡乎寡味,虚假肉麻。这个作品的失败既是一种道德上的失败,也是一种没有幽默感的刻奇的失败。

《为了告别的聚会》现译《告别华尔兹》。这个书名现在看来属于误译,如果我们从刻奇的角度看,书名是另有意味的。华尔兹其实是一个隐喻:舞者。在人生舞台的聚光灯下,尽量展示自己的高大形象。主人公雅库布是一个政治异议者,他受过难,以后总是随身带着一片毒药,他的解释是,这样就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同时,他还一直照顾整他的敌人的女儿,并为止感到自豪。最终他的毒药却杀害了一个不相关的女护士,他沉浸在形而上的思考中,远走他乡。就文学形象言,雅库布是一个有深刻思想的人;但从常识看,他不过是一个杀人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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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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