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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清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方式、限制方式及体系安排

——以宪法文本为限比较研究

更新时间:2005-07-22 00:22:57
作者: 蒋清华  

  

  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在形式上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来观察。其宏观方面,即公民基本权利在宪法中的地位问题,笔者已在《公民基本权利在宪法中的地位——以宪法文本为限比较研究》一文详细探讨。本文的任务是从微观上考察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表现形式。[①] 具体来说,即指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方式、限制方式以及体系安排。

  

  一、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方式

  

  本文所称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方式,包括三层含义:1、从微观上看,根据具体的权利条款中所使用的不同措辞,可区分为两种规定方式:“防范式”和“赋予式”;[②] 2、从宏观上看,对于基本权利的规定方式又可分为“列举式”和“列举+概括式”;3、一种特殊、少见的“指引式”。可见,这五种方式并非处于在同一层面上,而是从不同角度所作出的划分。

  

  (一)列举式

  

  所谓列举式,是指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仅以列举的方式加以规定。包括我国现行宪法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采用这种方式,不必举例赘述。

  

  比较的结论及评价:包括我国现行宪法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采用列举式规定基本权利。有学者认为,美国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规定未采取列举方式,甚至开始根本就未写入美国宪法,原因是“联邦政府权力的列举,就是限制之意,……联邦政府规定权利法案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不可能,谁能把人民所有的权利列举无遗,假如列举的权利未臻完备,凡未列入的权利,必然被解释为故意删掉。”[③] 列举式受到的主要批评就是列举难以穷尽,列举容易遗漏,此外,列举式可能被解释为基本权利仅为列举出的有限几种。但是,如果不列举,又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来宣告众多的权利呢?“基本权利自受规范时起,便透过一种分类技巧正式落实到宪法文本中。”“除具宪法效力外,基本权利的另一特征就是作分类规定;在法律方法中,这是一种对规定进行思考及组织的特殊方式。”[④] 分类即意味着列举。可以说,宪法要么不规定基本权利,要规定就必须列举,即使使用笼统和抽象的语词。不能想象,宪法仅采用这样一句话来规定基本权利:“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得侵犯。”如果整个宪法里面就只用这样一句话,并且也不指明基本权利规定于别的什么法律文本之中,那么可以肯定的说,这当然不是列举式,但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规定。所以,没有纯粹采用“概括式”的宪法。

  

  (二)列举+概括式

  

  所谓列举+概括式,是指宪法除了对公民基本权利以列举的方式加以规定之外,还以概括的、兜底性的语言确认那些未被列举出的权利亦受保障的规定方式。这是克服列举式的缺陷的方式,也可称为“保留条款”。早在罗马法中就有规定保留条款的惯例,它最初是作为补救“披着法的外衣的法律与真正的法律相冲突”(即人定法背离了自然法)的一种办法。[⑤] 采用这种规定方式的宪法有:美国宪法《第九条修正案》(1791)规定:“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轻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葡萄牙共和国宪法》(1976)第十六条:“一、宪法奉为神圣的基本权利,不排除任何其他适用的国际法法规与规则之连续性内容。二、关于基本权利的法律规定和宪法规定,应以符合《世界人权宣言》的方式解释或填补其漏洞。”《俄罗斯联邦宪法》(1993)第五十五条第一款:“本宪法对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贬低其他普遍公认的人与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大韩民国宪法》(1948)第三十二条:“(1)国民的自由与权利,不得因未列举于宪法条文,而被忽视。”《古巴共和国基本法》(1959)第四十条第四款:“本章所保障的诸权利,并非排斥本基本法所确定的其他权利,其他类似性的权利,或源于人民主权原则及共和政体的诸权利。”《巴西联邦共和国宪法》(1946)第一百四十四条:“本宪法所特别明定的权利和保障,并不排除由本国政体及其遵循的原则所派生的其他权利和保障。”《阿根廷联邦共和国宪法》(1853)第三十三条:“本宪法所列举的宣言、权利及保障规定等,不得视为否定基于民主共和政体的原则,而未列举的其他权利及保障。”《委内瑞拉共和国宪法》(1961)第五十条:“在本宪法中明白宣布的权利和保证,不能被解释为否认其他为人们所固有的、没有在这里明白提及的权利。缺乏规定这些权利的法律并不妨碍对它的行使。”《萨尔瓦多共和国宪法》(1950)第一百九十六条:“本章所列举的各种权利与利益,并不排除社会公正原则而生的他种权利与利益。”《洪都拉斯共和国宪法》(1982)第五十九条:“本宪法列举的宣言、权利及保障,并非意为否定由国家主权、民主共和政府及个人尊严所产生,而未于本宪法列举的权利。”《尼加拉瓜共和国宪法》(1986)第一百二十六条:“本宪法所列举各项权利、义务及保障,并不排斥其他与人类人格固有的或由现行政体所派生的其他权利、义务及保障。”《乌拉圭共和国宪法》(1951)第七十二条:“本宪法列举各种的人民权利义务及保障,并不排除人民尚有各种的天赋权利,或自共和政体中派演出而生的其他各种的权利。”《玻利维亚共和国宪法》(1945)第三十三条:“本宪法所为的宣示权利与保障,并不排斥本宪法所未规定,而由人民主权及共和政体所派生而来的其他权利或保障。”可以看出,除了俄罗斯宪法和韩国宪法之外,其余10份文本均出自美洲国家。韩国宪法中概括式权利条款的措辞有暧昧之嫌,它只宣称没有列举的权利不得“被忽视”,而其他宪法的用语是“不得解释为否定”、“并非排斥”,比韩国宪法的措辞更具明确性和彻底性。还有“中华民国宪法”(1947)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权利,不妨害社会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宪法之保障”,这也是保留条款,虽然它的表述方式与上述宪法不同,但所谓“其他自由及权利”就是指该宪法没有列举的自由及权利,因而也属于列举+概括式。

  

  比较的结论及评价:采用这种规定方式的宪法文本非常之少,在笔者所见的150多份宪法文本中,仅有上文所提到的14份宪法文本采用。葡萄牙的规定还属于在宪法中承认关涉基本权利的国际法规范具有国内法效力。孟德斯鸠曾经反对概括式的立法,他认为,“在法律已经把各种观念很明确地加以规定之后,就不应再回头使用含糊笼统的措辞。”他举的例子是路易十四的刑事法令中“以及一切向来都由国王的判官审理的讼案”这一句话,他对这句话的评价是:“人们刚刚走出专横独断的境域,可是又被这句话推回去了。”[⑥] 笔者认为,孟德斯鸠所举的例子是对国家授权的情形,对国家授权的立法不应该有概括式条款以防止国家权力肆意扩张;那么反过来说,确认人民权利的立法就应该有概括式条款以防止因列举而否定其他,所以,在公民基本权利的领域,“含糊笼统的措辞”的作用恰好是把人们从专横独断的境域“推出来”。但是,现实的制宪结果显示,采用列举+概括式的宪法文本数量远远少于采用列举式的文本。依笔者推测,[⑦] 其原因可能不在于制宪者缺乏或否定“剩余权利归人民”的理念,也不在于立法技术的不成熟,更多的可能是由于制宪者认为基本权利毕竟是有限的,只要制宪者足够谨慎,则能够穷尽而不会遗漏。笔者赞同人民有权保留宪法未宣示的剩余权利、新生权利的理念,概括式规定的初衷当然很好,但究竟哪些情况属于行使“源于人民主权原则及共和政体的诸权利”和“人类人格固有的权利”,这需要解释。然而问题就在于并非很多国家都拥有像美国那样发达的宪法解释理论与技巧、丰富的法律解释经验以及高素质的法官,因此这种概括式权利条款在一些国家可能没有实效。

  

  笔者认为,既然是基本的权利,其数量就不应该是无限的,并且在某个既定时期,人们对基本权利的认识是一定的,人们可以运用理性发现并表述基本权利,可以在宪法中列举穷尽。至于因社会发展而产生新的基本权利(这种情况并非频繁发生),可以通过修宪予以补充。事实上,美国就有这样的修宪实践。它是在已有概括式权利条款的情况下,三次通过修正案来完善对选举权的规定:首先于1869年通过了第十五条修正案,规定选举权不得因种族、肤色或以前是奴隶而被拒绝或限制;再于1919年通过了第十九条修正案,补充规定了选举权不得因性别而被拒绝或限制;又于1971年通过了第二十六条修正案补充规定了年满十八岁和十八岁以上的美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为年龄而被拒绝或限制。如果一定要写入一条概括式条款,笔者认为,根据“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来弥补列举式的缺陷可能更加科学。在我国修宪讨论中,就有学者提出这样的建议。[⑧] 这种方式是有实例的,如《萨瓦尔多共和国宪法》(1950)第一百五十二条:“不得强使任何人作为法律所未要求其必须作为的事,亦不得剥夺任何人得为法律所未禁止的行为。”又如《巴拉圭共和国宪法》(1940)第三十条第一款:“凡不妨碍公共秩序和道德,且不侵害第三人的行为,不受官署的约束。凡未经法律规定的事项,不得强制人民去做。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也不得禁止人民去做。”

  

  (三)指引式

  

  所谓指引式,是指只是在宪法中(一般是在序言或前言中)宣告承认某权利宣言中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此外,在整个宪法中没有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具体规定(或者仅提到个别权利)。采用这种非常特殊的规定方式的宪法有:《法国宪法》(1958)序言第一段:“法国人民庄严宣布忠于一七八九年人权宣言所规定的并由一九四六年宪法序言加以确认和补充的各项人权和关于国家主权的各项原则。”《象牙海岸共和国宪法》(1960)前言第一段:“象牙海岸人民对于1789年《人权宣言》及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所确认,并由本宪法予以保障的民主与人权的原则,申明恪遵不渝。”《上沃尔特共和国宪法》(1960)前言第一段、《尼日尔共和国宪法》(1960)前言第一段与《象牙海岸共和国宪法》的表述非常相似。《马里共和国宪法》(1960)序言第三段:“马里共和国庄严重申194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所确认的关于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喀麦隆联邦共和国宪法》(1961)第一条第二款声明“拥护《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宪章》中所包括的各项基本自由。”而《刚果共和国宪法》(1964)在前言、第二章和第二章中列举了多项基本权利,但前言第四段还是申明对于世界人权宣言恪遵不渝,与之类似的还如《加蓬共和国宪法》(1961),这种情况就不属于指引式。

  

  比较的结论及评价:这是非常特殊的规定方式,在笔者所见的150多份宪法文本中,仅有前文所提到的6个国家的宪法采用。这种指引式的宪法语言跟国际私法中的冲突规范很相似,[⑨] 它没有告诉人们具体的权利内容和侵犯它们的法律后果,它只告诉你到何处去查找那些权利。如法国1958年宪法序言让人们到1789年《人权宣言》和法国1946年宪法序言中去查找该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尼日尔宪法前言让人们到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和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中去查找该国公民的基本权利。若采用指引式,就意味着宪法要全盘承认他国或国际的人权法律文件,这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不容易接受的。当然,这对于法国1958年宪法来说,则不失为一种节约篇幅的方式。

  

  二、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方式

  

  最近有学者把我国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方式分为“概括式的立法方式”和“区分式的立法方式”两大类,在“区分式的立法方式”中又细分为5种(专门性法律限制、附条件的法律限制、一般性法律限制、隐含性(空白性)法律限制以及反向式法律限制)。[⑩] 笔者认为这种分类比较繁杂,而且不尽合理,故还是采取何华辉教授生前的观点,把限制方式分为三种:具体限制、依法限制和原则性限制。[11]

  

  (一)具体限制

  

  所谓具体限制,是指宪法在规定公民享有某项基本权利时,同时规定在某些具体的情况下将限制该基本权利的行使。[12]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美国宪法《第四条修正案》(1791):“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依据可能成立的理由,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证,并详细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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