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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礼庭:当今中国内外力量都围逼执政党进行政改

更新时间:2014-07-05 13:11:14
作者: 丁礼庭  

  

   l当今中国内外力量都围逼执政党进行政改

   记得是在辛亥时期孙中山先生就提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什么潮流?地球人都知道是工业化时代的“民主宪政”历史潮流。从工业革命前世界上清一色的专制集权国家,在二、三百年中,全世界195个国家中,现在只有48个国家仍然实行“威权制度”,远的不说,就从1974年葡萄牙民主化政治体制转型以来的38年中,就已经有80个国家完成了不同形式的民主制度转型。虽然这种制度转型可能并不完善和彻底。【1】

  

   就在当今这种势不可挡的民主化历史潮流中,中国的集权型政治体制,同样也首当其冲,面临国内外各种矛盾的围逼。这些围逼和压力到底来自何处?请看如下分析:

  

   一、屡禁不止、越演越烈的权力腐败成为围逼执政党进行政改的“致命”力量。

  

   虽然十八大仍然高举政改的旗帜:“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断推进

   政治体制改革,”【2】但是强调必须坚守:“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3】的前提。到底是不照搬什么“政治制度模式”?地球人都知道是指“不建立民主宪政”的制度模式。尽管如此,十八大也不得不承认:“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4】党中央也已经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仍然易发多发,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依然严重;一些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影响恶劣,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违纪违法行为日趋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社会领域、新兴经济领域案件和利用高新技术手段作案有所增加;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作风方面问题比较突出,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和不正之风仍然比较严重;腐败问题与多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治理难度加大,……胡锦涛同志深刻指出,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呈现出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的总体态势,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一些国家和政权兴衰更迭的事实说明,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治理,就会丧失人民信任和支持,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既是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政治斗争,又是一项艰巨繁重的长期任务。”【5】

  

   如果当今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头脑是清醒的,就应该明白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反腐败的“悖论”就是:党已经把腐败的严重程度和反腐败的重要性提高到“亡党亡国”的高度来认识,而这种屡禁不止、越演越烈的腐败的根源,就是集权的政治制度把个别党的干部的权利和地位凌驾于同级党组织和同级政府之上。同时又从制度上严格地限制、甚至取消来自民众的监督和制衡。如果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地分析,就能够明白那些民愤极大的腐败高官,在年轻时期,大多数是非常优秀的道德楷模,客观事实就是我们的集权制度和意识形态、党的各种潜规则葬送了他们原有的道德品质。由此可见,中国党内腐败的根源是集权制度和集权的意识形态。而中国目前反腐败的悖论就是这种集权的政治制度既是权力腐败的根源,而又不允许从根本上改变它。

  

   所以,对当今的共产党中央来说,还是在“腐败泛滥的致命威胁和政治体制改革”二者之间的选择上犹豫和徘徊。如果说,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腐败的发展过程可能会延续几百年,但是在当今中国的权贵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下随时随地发生的大额度、高频率的市场交易,都无时不刻地产生着严重的腐败机会和可能,正是在这种权贵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集权腐败,用不了几十年就可以葬送一个集权政府和政党。这是工业化开创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规律性事实——工业化以来集权制度能够生存的最长寿命就是前苏联的74年。

  

   而恰恰是这种屡禁不止、越演越烈的集权腐败的不可制约性成为了围逼中国共产党主动进行政改的最强大、最主要的力量。

  

   二、            权贵市场经济环境中必然产生的“贫富二极分化”是围逼执政党进行政

   改的第二个致命威胁。

  

   中国大陆的贫富二极分化已经发展到极限,这已经是全世界的基本共识。据说中国的国家统计局从2000年以来从未统计过“基尼指数”,这一反映贫富分化程度的统计数据,(我实在是想象不出为什么不统计的原因)但许多世界权威的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相关机构,都已经公布,中国大陆的基尼指数已经接近、甚至超越0.5的极限:

  

   根据百度文库的数据:“而今,改革30年以后,中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5,中国创造这个记录,速度是飞快的。”【6】

   根据凤凰网上数据:“自从1988年参加经济学家赵人伟教授主持的中国社科院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以来,在过去20多年间,李实共进行了4次关于基尼指数的大型调查和测算,结果分别为:1988年0.382,1995年0.455,2002年0.454,2007年0.48。这个后来由李实牵头的课题组所测算的基尼系数多年前早已突破所谓0.40的‘国际警戒线’。‘2010年,基尼系数估计已经达到0.50的水平。’李实估计。”【7】

   根据维基百科的数据:“2011年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已达0.55。”【8】

   以上数据都非常充分地显示了当今中国的贫富二极分化已经发展到极限程度,已经严重地威胁到国家的稳定和安全。分析其根源,不外乎中国集权制度中事实存在的四大与民争利的群体和势力,都和集权体制有关:一是“集权制度下权力腐败与民争利”、二是,“集权制度下的既得利益群体与民争利”、三是:“国企通过垄断来与民争利”、四是:“在自由组建的工会缺位的市场环境中资本以贪婪的本性来与民争利”。而恰恰是要有效地遏制这四大危机,真正有效地惠及民生,唯一的出路就是政治体制改革。GDP的蛋糕就这么大,如果不能有效地切割这四大集权势力的“非法和无理”所得,能够有效地惠及民生吗?如果中国不能通过政改从制度上赋予民众监督和制约公共权力、没有自由组建的工会来集体地和资本公平竞争,那么中国就根本不可能真正有效地遏制绝对权力、既得利益、国企垄断和资本的贪婪。

  

   所以,中国不可逆转的接近极端的贫富二极分化,是围逼执政党启动政改的第二大力量。

  

   三、            必须有效突破国内经济下滑、保持经济0.7%的高速持续发展,是围逼执

   政党进行政改的第三大动力。

  

   目前中国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几条:一是,消费、投资和出口全面疲软,产品与服务供给、货币流动性、资本供给全面过剩的前景明显。

  

   二是,各级政府的债务严重超标,还贷困难。

  

   三是,国企垄断严重、严重挤压民企发展,从而造成企业整体性竞争力不佳,难以跨出国门与跨国公司激烈竞争。

  

   四是,产业结构隐患严重,不但在结构上主要处于低端制造业,对生命化学、精密制造、金融服务、第三产业和文化产业、等高端领域严重不足,而且在许多企业又处于代加工的产业链低端,能够掌握国际销售渠道的企业少之又少。所以占中国产业主体的制造业的企业利润和劳工工资水平长期无法提高。

  

   五是,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最终一定会聚焦到“全员”综合素质的竞争上来,如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竞争力,那么“人”就是科技的第一载体。而恰恰是长期执行的低工资政策,不但严重遏制消费发展和造成严重的贫富二极分化的社会矛盾,而且严重地遏制了劳动者综合素质的正常发展和提高,无论是企业层面、还是劳动者层面,都严重地缺乏科技创新能力,使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后续乏力。

  

   如果我们能够坦诚地、实事求是地分析以上经济问题,就可以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也是残酷的现实——如果中国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以制度来赋予民众自己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依靠每个劳动者自己起来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那么几乎可以用“政策不出中南海”来形容一切小打小闹、治标不治本的改革措施——任何改革的政策措施都将寸步难行,都可能异化为既得利益分羹的机会。这已经是被近期的改革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客观事实。

  

   更严峻的事实是,如果不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有效解决上述严重的经济问题,要想彻底扭转中国目前经济下滑趋势,长期保持7%以上的增长率,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压力就成为围逼执政党进行政改的第三股力量!

  

   四、            经济问题上不可不谈的是已经发展到“命悬一线”的房价泡沫。

  

   房价总额中,地价占一半以上。地价成为地方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的原

   因,直接决定了地方政府力图推高房价的“原始动力”,所以,中国房价高升的根源就是地方政府“与民争利”!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能在制度上彻底斩断地价收入用于地方财政的制度性安排,从而彻底遏制地方政府推高地价的获利源泉,中国的房价将“永无宁日”!!

  

   而这种以地价作为地方政府财源的制度性安排无法强硬遏制的原因,又是由财政总预算中,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收入分配不均的制度现实决定的。在税收总额中中央收入要占到六、七成,但地方政府的“事责”以及这种“事责”所需的财政支出,却要占到六、七成。虽然每年中央拿出大量的资金来补贴地方政府,但关键就是这种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补贴的决定权、主动权就掌握在中央手中,这也是为什么“驻京办”风行一时的根源。正是因为这个税收的分配制度和“事责”的分配制度“不匹配”的原因,中央很难强硬地斩断地方政府以地价作为财政收入来源的制度性安排,这也就意味不可能彻底遏制地方政府推高房价的“原始动力”。中国的房价问题也就很难彻底解决。必须挑明的真相是,中国的这种与“事权”不匹配的财政收入制度的根源,就是为了能够有效控制地方政府,就必须掌控地方政府的经济命脉,让地方政府长期地有求于中央政府。说白了,就是出于集权体制和集权意识形态的需要!

  

   所以,如果中国政府的决策者能够清醒地明白中国国民经济在“房价泡沫”方面已经可以用“命悬一线”来形容,那么解决房价问题的紧迫感,就必然成为围逼执政党进行政改的又一巨大力量。

  

五、            中国的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环保等领域的改革同样遇到发展的瓶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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