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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轶君:埃及革命死了吗?

更新时间:2014-06-17 15:47:20
作者: 周轶君  

    

   远离开罗市中心的新城,一栋私人别墅正举办泳池派对。眼前的景象很容易让人相信:埃及革命完蛋了。曾经在解放广场摇旗呐喊的中上阶层青年,穿着清凉,嬉戏水中,打开整箱整箱酒精饮料,高声讨论烧烤用哪种酱汁更好吃。除了熟人介绍,参加派对还有一个条件:不谈政治。

    

   “通往自由的大门是红色的”

   即便一年多前,具有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总统穆尔西执政时期,这群年轻人还常常聚在一起讨论时局。他们的年龄在22-32岁左右,有记者、商人、公益活动者、音乐人以及反对党党首阿曼·努尔的儿子。穆巴拉克执政晚期允许一定程度的公民社会,聚而议政并不陌生。但是2013年夏天,军队铁血镇压穆兄会,废黜民选的穆尔西,接着推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泳池边的年轻人对穆尔西绝无好感,但又一轮政权交替让他们看清楚:三年前开始的革命,完成的只是权贵洗牌,人民仍然没有权力。年轻人厌倦了政治,他们说“需要休息”。

   但是,如果你厚着脸皮追问,会发现革命仍有惯性,彻底放弃也不容易。商人和公益活动者走出城市,帮助埃及农民,把蔬果产品卖到开罗富人区扎马利克岛,绕开抽取大量利润的中间商。他们还引入欧洲专业人士,教农民种植附加值更高的有机产品。“刚开始他们以为我是间谍,”萨拉·诺瓦亚是别墅主人,第一次下乡充满挑战,农民们不明白这个城里来的姑娘要干什么,等到产品卖出高价,农民们才欢喜起来。埃及劳动人口中,96%参与农业。而三年前反对穆巴拉克的大规模抗议示威,集中发生在大城市,城市中产与农民之间向来缺乏联系,无法形成改变社会的共识。

   泳池派对上还有一名女记者,在一家刚刚开办了十个月的新闻网站工作。她说,该网站对塞西的负面报道不做自我审查。过去一年多来,埃及记者经历了连穆巴拉克时期都不能相比的严酷,无数人被抓被关,甚至有人遭蓄意枪击身亡——军方说是穆兄会干的,受害者同事则坚持说,亲眼看见是军警开枪。在这样的气氛中不妥协,眼前这个刚刚从泳池爬上岸的女孩,勇气可嘉。

   另一名从事家族建筑生意的中产,三年前给我看示威中受伤的手,骄傲地引述阿拉伯诗人艾哈迈德·邵基的句子:“通往自由的大门是红色的。”如今,他摇头感叹:“太多的血,但门还没有开。”

   让2011年革命的始作俑者——城市中产最感失望的,是革命初衷被遗忘。三年前广场上的口号几乎全是“自由、尊严、公义、反腐”,而不是为了“面包”,但三年动荡、经济停滞之后,埃及人仰望军人出身的塞西:“给我面包吧,其他都不重要”。

   即便如此,这名建筑师也没有停止“推门”。他和朋友集资开办视频网站,用动画讲述民主制度的运作、介绍埃及历史。部分视频上传后获得的点击超过了一百万。

   当然,跟埃及过去三年来贪腐加剧、动乱不休的事实相比,中产青年们深化革命的努力微不足道: 萨拉·诺瓦亚的项目到目前为止,仅仅帮助了十个农民。女记者坦言,网站敢说话,是因为影响力尚微,没有引起官方重视。

   萨拉·诺瓦亚朋友圈里有人在2011年后反对军方或穆兄会的抗议中受伤、牺牲,更多人离开了埃及,移民欧洲或者美国。留下来的人则在用自己的方式“做事”,不愿评论政治。埃及青年中也不乏试图直接改变政治的组织,如“麦哈利亚”,阿拉伯语意思是“地方”,参与地方议会选举,倡导“本地事务本地人解决”。最近更新的Facebook上,“麦哈利亚”呼吁清除亚历山大某居民区的垃圾堆。

   诺瓦亚希望,二十年后,曾经为革命付出代价的人,会占据社会重要岗位,推动埃及真正的改变。

   听上去,这似乎是中东版的“68一代”。“68一代”指的是欧洲左派学生运动,他们喊着“Marching through institutions(进入体制内部寻求改变)”,二十年后重写欧洲社会的政治与文化。但是“68一代”能够成功,一个重要的助力,是二战后欧洲经济迅猛发展。在埃及,如果变革的愿望是翅膀,那翅膀下面还没有劲风吹拂,社会的经济条件、权力对比,都没有做好迎接实质性改变的准备。

   但是,2011年埃及发生的抗议示威,赶走了稳坐三十年的统治者,在埃及社会中不可能连影子都没有留下。新当选的总统塞西清楚,他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埃及。今年总统选举投票率低迷,已经说明中产阶级无言的不满和宗教组织沉默的抵制。官方刻意延长投票时间,威胁缺席者罚款500埃镑,也未能刺激投票人数大幅增加。

   就连塞西的支持者、埃及国家通讯社总编阿来·希来勒都说:“塞西非常紧张自己能不能做得好,前两个总统都在监狱里,做不好的下场非常明确。”

   穆巴拉克下台三年后,仍然很难预测埃及会走上什么样的道路。军方把穆兄会打翻在地,也向人民展现了铁腕。但是民间个体意识增强,世俗青年积蓄力量,各种势力此消彼长,谁都有所顾忌,谁都吃不掉谁,谁都无法单独把埃及带入未来。

    

   中东民主失败是美国之过?

   塞西该怎样权衡自己的角色?埃及能够走入真正的民主吗?阿拉伯兄弟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近况,仅供参考:马利基政府孱弱,无法实现稳定。恐怖袭击没有因为议会选举而减少,叛军攻城掠地,逼近巴格达。没有安全的民主,缺乏说服力。叙利亚巴沙尔政府炫耀强势,内战如火如荼之中,举行总统选举,以自欺欺人的88.7%高支持率当选。现实残酷,两种截然不同的政府取向,却导致同一种结果:太弱,或过于强势,都无法避免社会动荡。

   叙利亚复兴党看似掌控一切,但正是始于前总统老阿萨德的铁血政策,激发了民间仇恨。1982年哈马市穆兄会起义,阿萨德调动坦克屠城,死亡数万。今天叙利亚内战最激烈的城市,正是当年穆兄会遭到最严酷镇压的地点,反对军也可看作复仇军。2000年巴沙尔即位之初,为了缓解社会积怨,放开言论,释放政治犯,但在短短六个月之后,巴沙尔就受不了改革快马脱缰之势,他转而关闭非官方团体,抓捕异见领袖,“大马士革之春”昙花一现,伤了知识分子对巴沙尔的支持。

   人们常常把中东乱局,归咎于美国鲁莽输出民主——仿佛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中东是一片和平乐土。能源储备、战略要地、教派冲突,古老的诅咒从来没有止歇。“阿拉伯之春”后续动荡,是民主的变革之力,敌不过旧矛盾的破坏力。

    

   而美国真的有心在中东推进民主吗?

   1945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与沙特国王阿卜杜拉.阿齐兹在“昆西号”巡洋舰上的最初相识,缘起于石油。会面之前,美孚石油已经取得在沙特的独家开采权。但美国真正介入中东事务,要等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英国无力维持在中东的存在之后。从那时起,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一直是能源,与之交换,是提供安全保障。2001年“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才提出“自由中东”计划,推进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试图以此消除恐怖主义对美国本土的威胁。2003年大军直取伊拉克,宣示美国有能力介入中东一切事务。但它的民主推进计划,始终看人下菜碟,受制于美国对中东政权的依赖程度。

   二战结束,美国为西欧送去“马歇尔计划”,是二十年后欧洲经济繁荣的原因之一,某种程度上支持了“68一代”的成功。但是在中东,美国资金投入顾忌重重,对埃及的每年15亿美元援助多用于军事。美国虽然不断敲打中东各国人权状况,多数时候还是默许油库上的政权,稳定压倒一切。

   中东民主起源也与美国无关。北非地中海国家的政治制度,受欧洲影响早于美国。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开启了中东近代史。埃及早在一个世纪之前,便诞生了第一部宪法,照搬欧洲议会制。美国民主对近代中东的影响,更多在生活方式。美国流行文化在中东民间的受欢迎程度,远胜美国大兵。

   随着页岩气和替代能源革命,美国势必减少在中东的政治与经济投入。叙利亚政府越过不使用化武的“红线”,奥巴马却撤回弦上之箭,拒不出兵,动摇了美国在中东的历史地位。谁是今日中东的主人,成了沙特与卡塔尔之间的较量。沙特援助埃及,十倍于美国,也不吝资助民生。卡塔尔支援叙利亚反政府军,收留穆兄会流亡者,还正式承认加沙哈马斯。两个非民主国家,展开金钱较量,不知会给中东带来怎样出人意料的变化。

   社会变革总是复杂多面,很难用“好”或“坏”一言以蔽之。即便在伊拉克,民主声名狼藉,一无是处,但萨达姆倒台,至少减弱了人们对威权的恐惧。今日伊拉克媒体开放,人人发声。当地中国公司说,明显感受到伊拉克“企业文化改变”,不再是一个上司说了算。这对能源生意来说,也许少了便利,但大部分商业都欢迎更加公平的竞争。

   回看三年前的“阿拉伯之春”,除了个体觉醒,似乎没有带来太多积极改变,反而付出无数生命代价。人们常常相信,社会一定要准备好,才能实现良性变革。但问题是,变革的一大特征,就是“难以预见”,它总在多种力量、复杂因素交织下,突如其来。如果说埃及革命证明了什么,那就是,至少在2011年十八天示威中,它证明了一个相对开化的社会,一个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公民社会,在变革来临的时候,很可能避免内战,实现相对平稳的转身。而像巴沙尔、卡扎菲那样刚愎自用的统治者,没有给社会留下一丝空间,无法预见战争的来临,更不知该如何终结。

    

   (作者简介:周轶君,前凤凰卫视记者,现自由撰稿人。曾在埃及、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以色列长期生活。2002年6月,出任中国新华社驻巴以地区记者,成为唯一常驻加沙的国际记者。多次采访过阿拉法特、阿巴斯、亚辛等中东关键人物,著有《离上帝最近——女记者的中东故事》一书。)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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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金融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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