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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方彬:别仇官,体谅官之苦

更新时间:2014-04-18 19:54:48
作者: 公方彬  

  
相对于西方官员,中国官员累身亦累心。所谓累身,在于中国官员比西方官员承担了更多更大的责任,这与政治制度和政府职能划分有关,同时与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有关。

   西方政治制度与权力运行,奠基于自由主义经济。既然是“小政府”,且受制于契约与分权制衡,政府就不需要承担太多经济和社会责任。中国政治制度突出为集权,且形成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施政理念,由此政府承担了很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职能。西方的文化源头是古希腊文明、基督教文化和罗马法,这些都在强化人们的独立意识和各利益体遵循契约关系,故而依赖性弱,独立精神强。中国作为农业经济社会,农业生产高度受制于自然,单个家庭力量无法抵御自然,故而形成了对家族和乡里的依赖,进而是对政府的依赖。中国的社会转型又加大了这种依赖,比如,过去许多事务通过乡规民约即可解决,社会转型后,旧的乡规民约被打破,新的社会运行规则尚未确立,结果就是一切事务都要求政府帮助解决,这也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很难真正完善的重要原因。

   上述种种导致了中西差异。美国总统到戴维营休假,政府仍然正常运转,共和、民主两党顶起牛来,美国政府还可以关门。中国官员显然没有这么轻松,且不说国家领导人感叹“时间都去哪了”,就是一个市长、县长也难找到集中休假的时间。大多数官员都在 “五加二,白加黑”地忙碌工作。

   其实,中国官员更累的不是身,而是心。累在身有处讲,累在心无处诉。心累主要缘于文化传统、体制制度和价值观念。

   文化传统方面,官本位导致官员承载了强大的社会和心理压力。中国传统文化虽让我们骄傲,但也沉积了大量腐朽因子,比如不鼓励甚至压制科技创造,导致中华文明发展迟缓就是其一。再一个就是不良官场文化扭曲官员心理的同时,也扭曲了社会价值观,它让官员外表光鲜,但所谓光宗耀祖的同时,官员们也产生了无限的焦虑与痛苦,甚至形成双重人格。因为,当全部价值落于官位,也就异化了官位,即不求贡献于社会,只求不断升官,这实际成了套在官员头上的无形枷锁。今日中国,官员大军一直在膨胀,甚至出现了副局级县委书记、正部级副部长这样的怪胎,皆源于官本位。如此,怎能不累心?

   在体制方面,因为中国官场历来潜规则重于显规则,这些易将官员引入痛苦的深渊。理论上讲,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中国共产党,应当形成一个优于封建时期的官场生态,但结果未能如愿。由于长时间依赖政治力量,或者说是信仰信念的力量,就有意无意放松了法规制度建设。西方与我们不同,他们更强调和遵循法规制度。

   在价值观念与精神追求方面,由于政治信仰缺失与价值观紊乱,致使官员在功利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有数据表明,中国贪官95%以上牵扯到情色问题,其间既有人性的原因,同时缘于精神空虚,需要靠发泄来缓解精神压力。人需要精神和物质的平衡,精神弱化,物欲必增。一定程度上,官场开始比俗而非比雅。由于制度漏洞导致大量官员存有“原罪”,中央反腐风暴一劲吹,这些官员心理压力之重,可想而知。

   别仇官,请体谅官之苦吧!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

   来源: 人民论坛4月下(总第4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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