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艾滋病是对特定生活方式的解构一样，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则是对人类日常社会生活的又一轮解构。SARS的反社会性

社会生活的本质和标志在于，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与他人肤浅或亲密的面对面的互动中。而我们现在只是有限了解的SARS，则宣告人的这种普遍而自由的生活是极其危险的，甚至是致命的。任何他人，无论生人或亲友，都可能成为我们生命的潜在敌人。它使我们不得不远离社会生活，退缩到我们所厌恶的隔离境况中。

SARS患者，暂时已成为现代社会中最为孤独的人群。但SARS患者，被包裹在层层隔离之中，甚至无法辨认为自己治疗的大夫的性别，更不用说目睹亲人关切的笑脸。他为自己的病况揪心，担忧亲友，可能还怀有内疚和自我谴责。而临终的SARS患者，他和其亲友，也失去了生死之际最后的温情和告别的机会。

SARS的反社会性，已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生活现实。它严厉地禁止我们的日常社会生活。

不理性的风险判断

我们被包围在与SARS有关的信息情景中，也力图对它们进行甄别。我们已熟知每天新增的病例和死亡人数，也在计算我们可能发病的几率。或者说，我们都在进行风险判断或风险认知。我们已知晓它绝对是小概率事件，且死亡率极低——只有4.8%左右。但在估计我们自身或亲友的患病风险时，我们并不基于这些事实进行推断。这种社会认知过程从几方面展开。

其一，质疑既定的事实或对事实重新解释。

我们所接触的大量信息，都是通过媒体间接得来。我们会怀疑它们已经过人工剪裁和包装。我们不会完全信任它们。即使这些信息是如实的，我们也会重新解释。就北京总人口而言，SARS患者是小概率的；但如果考虑到与SARS患者接触而患病的几率，那绝对是大概率的。这是我们风险判断的理性逻辑。基于风险判断的理性逻辑，我们也会忧心忡忡。

其二，风险判断的启发式。

在更多情况下，我们并不遵循理性逻辑，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基于我们已有的常识或经验，进行理性——经济的和快速——的判断。

我们往往并不是基于概率原则来推断我们遭遇风险的可能性，而是基于我们容易想到或碰到的刺激线索，来进行推断，如媒体上不断出现的SARS信息、街上随处可见的口罩等。由此，我们感到自己正经历越来越高的感染风险。即使发病人数每天在递减，但在完全根除之前，我们会一直为之困扰。而这种风险判断的直接情感后果，就是担忧甚至是惊恐。

其三，惊恐和惊恐管理。

我们的惊恐因此无法剔除。它有两种可能的行为后果，其一是危害公共秩序的集体行动；其二是行动者对自身的更多关注。

就SARS而言，可以确定不会诱发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它只能导向行动者对自身的更多关注。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个体层面，这种惊恐，作为消极的情感体验，只会促使个人更多地关注相关信息，更好地保持个人卫生。进一步，个体所拥有的自我情感调节或管理的潜能，远远出乎心理学家的想象。没有证据表明，在SARS面前，心理学家等专家，比常人有更强的应对能力。我们要担心的不是惊恐，而是惊恐、无助和怨恨的集合。

化解怨恨

在社会中处在不同阶层的群体，偏见和怨恨，相伴相随。所谓偏见，是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人格特征及其行为的共识性的消极评价，而怨恨则是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无言而无助的抗争。如果一个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人感染了SARS，他和其亲友没有任何资源让他得到及时的治疗，那么，怀有怨恨，他可能会到处游荡，把他所经历的苦痛，播撒给任何其他人。这才是最严重的潜在危险和公共灾难。艾滋病患者中已经出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不得不重视。

为了应对这种怨恨，对于同样的国家公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保障，应该覆盖所有人。我们会为公共政策中的差别对待，承当难以承受的恶果。而这正是公共政策决策者、媒体和公众，目前应该首要关注的问题。

据说，SARS病毒，在显微镜下有美丽的外形，一如自由女神像上的皇冠。它正在挑战我们的智慧、勇气和承受力。我们必然在应对中走向健全。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