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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时学:“拉美化”对我构建和谐社会的教训

更新时间:2005-03-03 21:09:47
作者: 江时学  

  

  在国内外学术界,“拉美化”的概念和含义尚未达成共识。有人认为,它是指外资对东道国经济的控制或是对外资的过度依赖,有人说它是指贪污腐败和政治动荡,有人将它视为金融危机的同义词,也有人认为它是拉美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所有问题的“代名词”。甚至有人在讨论中国足球和大豆种植业时也使用“拉美化”的提法。 我们不能把“拉美化”当作一个“筐”,不能把拉美的所有问题都往里装。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出发,“拉美化”主要是指拉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失调。这一失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重增长、轻分配。

  

  拉美的收入分配不公是举世闻名的。美洲开发银行的一个专题报告显示,拉美占总人口30%的穷人仅获得国民收入的7.5%。这一比重为世界最低(其他地区平均为10%)。在拉美收入分配的另一端,占总人口5%的富人却获得了国民收入的25%,占总人口10%的富人则拥有国民收入的40%。这样的收入分配不公情况只有在人均收入水平只及拉美一半的若干个非洲国家才能看到。若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同样可以发现,拉美的贫富悬殊非常严重,一些欧洲国家的基尼系数(用于衡量财富悬殊程度的国际标准)在0.25—0.3之间,而一些拉美国家则高达0.6。 

  

  拉美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公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除历史因素、宏观经济因素、税收政策、就业政策、工业化模式和土地所有制以外,它还与拉美各国政府的指导思想有关。一般说来,政府在处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主要依据以下几种指导思想:先分配后增长、先增长后分配或增长与分配并重。许多拉美国家遵循的是先增长后分配,认为蛋糕做大后,分配自然会实现公正。事实表明,这并没有改善收入分配。 

  

  二、城市与农村发展失衡。

  

  在过去的几十年,拉美各国政府为了推动工业化建设,将大量资金投入城市。一方面,城市中出现的大量就业机会将农民吸引到城市,另一方面,农村不合理的、高度集中的土地所有制将无地农民推向城市。在上述引力和推力的作用下,拉美的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70年的62.5%上升到2000年的78%。 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固然为工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超越发展阶段的城市化也使拉美国家付出了沉重代价。与霓虹灯和摩天大楼相映成趣的是城乡结合处的贫民窟。那里的居民实际上很难享受医疗、教育、供电和排水等基本生活设施。此外,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城市管理的难度增加,非正规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治安毫无保障。 

  

  三、人与自然的关系得不到和谐发展。

  

  地大物博的拉美拥有世界上40%的动植物和27%的水资源,而且全地区47%的土地被森林覆盖。但是,该地区也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表明,在1981年—1990年期间,拉美平均每年损失740万公顷的热带森林。这一数字高于同期非洲的410万公顷和亚太地区的390万公顷。就森林生物量而言,1981年—1990年全球共失去了25亿吨,其中拉美占13亿吨,非洲和亚太地区分别为4.8亿吨和7.3亿吨。 

  

  作为拉美地区最大的国家,巴西在保护自然环境和维系可持续发展方面遇到的挑战尤为引人注目。在国际社会和国内环保组织的压力下,巴西政府开始认识到保护亚马孙河流域生态的重要性,但乱砍滥伐依然司空见惯。1975年,亚马孙河流域只有0.6%的森林被砍伐;至1988年,这一比重已上升到12%。

  

  在拉美地区,由于生态环境发生不利变化,在过去30年中,几乎所有国家都遇到过一次以上严重的自然灾害,损失惨重。

  

  四、社会治安状况恶化。

  

  以人为本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是历史进步的前提。强调以人为本,就是对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主体作用和地位的肯定。

  

  以人为本的衡量标准之一是一个社会能在多大程度上确保人身安全。最近几十年,拉美国家的犯罪率上升很快,与非洲一起成为世界上犯罪率上升最快的两个地区。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的谋杀率一般为万分之八,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高的。至90年代,这一比率已上升到万分之十三,是除了非洲以外所有其他国家的4倍。拉美的富人可以雇用保镖,而穷人则只能生活在缺乏人身安全的社会中。 

  

  五、教育事业发展不快。

  

  应该说,最近几十年,拉美国家的教育事业取得了一些进步。拉美的儿童入学率已接近100%,与发达国家、东亚和东欧无多大差别。但是,拉美的进步大大小于世界上其他地区,而且教育的质量也不如其他地区。例如,拉美国家15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从20世纪60年代的72%上升到90年代的87%。虽然发达国家的识字率在60年代就已达到较高的水平(80%),但其上升速度却仍然快于拉美,至90年代已达到93%。除东欧外,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地区识字率的上升速度都比拉美快。上世纪60年代,25岁以上的拉美人受教育年限只有3.2年,90年代提高到5年。而东南亚国家则从4.3年上升到7.2年,中欧国家从2年提高到4.6年,东欧国家从6年增加到8.7年。 

  

  与东亚相比,拉美在教育领域取得的成就更少。就大学生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而言,拉美高于东亚。但是完成(或部分完成)中学学业 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拉美却比东亚小。从另一角度说,虽然拉美人很容易进入小学,但辍学的人很多。 

  

  美洲开发银行的一个研究报告认为,“拉美人有理由相信,教育是该地区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虽然拉美与更多的国家相比问题不太明显,但我们得出的结论不会改变:拉美教育事业的发展速度并不快。拉美问题的根源既不在于文盲率,也不在于初等教育的受教育年限,因为该地区在这两个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是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较高的入学率并不能使儿童完成学业,更不用说进入中学了。因此,受教育的平均年限低于世界水平。” 教育事业的落后,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

  

  六、不能恰如其分地把握开放与保护的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以积极姿态参与全球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它们大幅度削减关税,使跨国公司和外国产品轻而易举进入本国市场。这一态势使其民族工业面临激烈的竞争。几乎在所有拉美国家,尤其在开放度较大的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因不敌外来竞争而陷入困境或倒闭的民族企业屡见不鲜。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与大量中小企业在外来竞争中倒闭无疑有着密切关系。 

  

  综上所述,拉美国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拉美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上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例如,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卫生条件得到很大的改善,拉美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在缩小。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发达国家的预期寿命增加了8岁,拉美则增加了16岁(亚洲和中东增加了20岁)。 

  

  总之,“拉美化”的种种现象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为了防止“拉美化”,我们应该进一步强调以人为本。“民惟邦本,本固君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斯言是也。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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