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一看，说2001年9月11日写下民族主义历史新篇章似乎不太适当，因为卡伊达明白无误地标榜了它的全球企图。事实上，随着最初的震惊和困惑被更加冷静的审视取代，在那个可怕的一天所发生的恐怖袭击，正日渐被认为是民族主义众多里程碑中的一个，而事件也的确应该被如此看待。

从这观点来看，那天的袭击不再像许多人最初的看法一样，反映了一种不可思议的非理性野蛮思维，或者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未现代化的、待启蒙的、从根本上说尚处于“传统”（即尚未开发的）的文明。而这样的伊斯兰教——在世界经济落后地区的主宰性宗教——正是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背后的驱动力。由于认同这种看法的人（当时很普遍）发现这对伊斯兰教的侮辱含义时为时已晚，因此，多年来，讨论此事总引起许多情绪。

没有什么委婉的说法，可以既不冒犯这个世界上最大宗教之一，又间接指它是一种凶残、非理性的意识形态，不为现代文明人类社会所容。但两届不同的美国政府却都这样暗示，并根据这假设采取行动。

然而，一旦我们将9月11日的悲剧及更广泛的国际恐怖主义政治现象放在上个世纪的其他历史悲剧的环境中去审视，那宗教就不太可能是可以解释的原因。另一方面，民族主义的影响力却变得显而易见了。

进入现代以来，民族主义就一直是西方的主要推动力。历史学家已注意到它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影响力（清教徒叛乱和移民美洲的精神动力便源于此），也日渐认识到它也是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背后的推动力。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开始认为毛泽东对抗国民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诸项政策也受到了民族主义的启发。而我们不需要有多少历史敏感性就能明白，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源也在民族主义，二战亦然。

事实上，如果事情不是这样，反倒会令人感到奇怪。这是因为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文化基础——其社会意识的框架。而正是因为民族主义决定了我们的思维，因此它在不宣扬民族主义动机现象中的角色——比如2001年的卡伊达恐怖袭击——很容易被忽视。

一般上，大部分民族主义者不称自己为民族主义者。像我们一样，他们认为民族主义是很自然的情感，不用刻意强调。但任何有思考能力的人，只要稍稍自我审视一下，就能发现我们都是民族主义者——我们对世界的感受、看法和反应，都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

民族主义是一种实际的观念（因此也是世俗的，即使是在使用宗教性语言来表达的时候），它将人们分成诸多由平等成员组成的主权社会。民族身份的平等性让所有成员都具有精英的身份，命运也与民族的荣辱融为一体。

因此，那些具有民族认同感的人献身于捍卫民族的尊严——体现在与其他民族相比的地位和声望上。这就是为什么自20世纪初以来，民族声望之争便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动机。

具体地说，在这一时期的众多国际冲突中，发动攻击者的动机均是因为他们感到民族尊严受到了伤害。这种伤害并不一定是实际伤害：感觉到另一个国家的优越已经足够。

在发达的现代化社会如德国，知识分子可以毫无困难地使用明白无误的民族主义语言，让具有民族意识的民众相信民族地位受到了威胁。相反的，在一个民族意识只局限于受过良好教育人群的社会（如阿拉伯中东），就必须通过传统的动员手段。在中东，传统的动员手段就是伊斯兰教。因此，对民族地位的威胁就会被描绘为对伊斯兰教的威胁。

一些国家不会因假想的民族尊严被侮辱而感到受威胁——出于种种历史原因，它们认为自己比其他民族优越。但是，如果它们的民族地位真的受到了威胁，这种危机感就会发挥决定性作用。若非如此，为什么发达世界公民如此关注他们的经济竞争力？我们过得好还不够吗？为什么非得过得比别人更好才行？

比如，为什么美国人会因中国的和平经济崛起而感到大受威胁？（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成功也让美国人受到威胁）不再是“世界第一”会损害美国人的自尊。就这么简单。

中国也在受民族主义推动，13亿人的动力有多大，它就将攀升得多高。美国国际地位受威胁是实实在在的；但是，美国人被蒙蔽了双眼，认为他们还可以像对待其他劣等强国一样轻视中国。目前，中国人或许因埋头于自身的问题而没有时间处理美国的指指点点，但故意冒犯中国人是很愚蠢的。

由于美国人误解了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背后的动机，因此掀起了两场昂贵的战争，结果没有打败敌人，而中东却变得比以往更加动荡不安了。对民族主义和中国尊严之间的关系——及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时的行为视而不见——将让美国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

作者Liah Greenfeld是波士顿大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著有《资本主义的精神：民族主义和经济增长》。

英文原题：Nationalism and Terro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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