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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群:从权利保护的视角看农民工劳动权的侵害

更新时间:2012-08-10 17:12:55
作者: 王群  

  

  【摘要】本文以解析农民工与劳动权,探讨农民工劳动权的法律保障机制为主旨,运用法律社会学的有关原理和观点阐述农民工产生的时代、社会背景,以及农民工劳动权得不到保障的现状,从法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角度求解农民工劳动权保障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农民工;劳动权;权利保护

  

  一、关于农民工

  

  (一)何谓“农民工”?

  农民工简称“民工”。辞海解释“民”时指出,古代泛指被统治的庶人。孟子有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反映了孟子朴素的民本思想,也为历代数位开明君主引以为治国经典,但数千年来的历史事实却告诉我们相反的结果:民最轻。辞海还解释说,古代的“民”,本意即是农民,指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和取得农业经营收入的劳动者。工,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依靠工资收入为生的劳动者。在这里,“农民”是一个身份概念,“工”是职业概念,即职业为“工”的“农民”。

  农民工也称“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这个称谓也很好地解释了农民工的含义:离乡进城做工的农民。这一称呼最早出现在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战争年代,那时大量农民或自发或被动员组织起来,从事整修道路、运输军粮、护送伤员等工作,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民工的光荣称谓也随之家喻户晓。解放之后,农民重新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民工这个称谓也走进了历史。直到1984年,国家政策放开,农民可以自行解决口粮,农民才离开乡村涌入城市,赚钱谋生。民工又重新活跃起来。

  现在关于农民工的概念,虽有各种不同说法,但大同小异,指那些仍保留农民的户籍身份,在农村有承包经营的土地,但已经完全或基本脱离农业生产,主要在城镇各类所有制企业从事打工、经商以及其他服务行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

  (二)农民工的产生与发展现状

  农民工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工业化进程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建国初期为了适应工业化建设的需要,我国曾允许过农民进城,大量农民取得了城镇居民身份。但这也造成了城市压力过大,失业人口增加,农业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为了解决这一难题,1958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开始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从此户口如天堑一般横亘于城乡之间,使我国城市化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农民生活水平低下,贫困人口众多。

  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的序幕率先从农村拉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农产品和农村劳动力开始出现剩余。恰逢此时,乡镇企业开始迅猛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开始进入乡镇企业。仅1983年至1988年的五年间,乡镇企业就容纳农村劳动力6300万人。这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模式被称为“离土不离乡”。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首次对农民工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其成果发表在《社会学通讯》(现《社会学研究》的前身)上,第一次使用了“农民工”一词,之后这一名词被报纸、杂志等媒体广泛使用,成了对进城务工农民工的固定称谓。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对劳动力需求旺盛。国家政策开始允许农民在不改变身份和城市供给制度的前提下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开始“离土又离乡”的大规模跨地区流动。这一时期直到1989年,农民工数量已达到3000万人。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开创了新局面,农民工外出就业也达到了新高潮。1993年全国农民工数量达到6200万人,其中跨省流动的有2200万人。90年代中后期,由于城市劳动力就业形势严峻,农民工增长数量一度放缓。新世纪以来,国家对农民工就业问题的重视,并制定了相关政策促进农民工就业,农民工近5年来以年均600-800万人的数量不断增长。2004年,国家统计局、农业部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分别按照不同方法对农民工的数量进行了调查研究,根据对这三个部门的统计数据和方法的分析,综合各方面和专家的意见,认定当前我国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如果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计算在内,总数为2亿人[1]。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一个庞大群体。

  “农民工是继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和乡镇企业崛起之后,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是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又一伟大创举。”[2]一方面,农民工已成为我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成为我国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另一方面,外出务工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保障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顺利实施。农民工将发达的城市与落后的乡村联系起来,使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资源和生产力布局得到优化,不仅促进了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协调、融合发展,更促进了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进行。

  

  二、劳动权的基本问题

  

  劳动权理论是劳动法理论研究的基石。在国内,有关劳动权问题的研究与实践,无论学界还是实务部门都开展得比较晚。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学界才陆续开始关注劳动权理论的研究,有了一些关于劳动权的著述。但以偏重于劳动权及其权利保护的介绍为主,散见于一些论及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文章中。总体上来讲,劳动权理论仍是我国法学理论研究中的一大弱项,至今学界在在劳动权的性质、概念、内容上多有争议。而基本理论问题不解决,便无法在实践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此,在这里对劳动权的基本问题作一简要探讨。

  (一)劳动权的产生与发展

  从历史的维度重新考察劳动权的发展脉络,对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劳动权的本质、研究劳动权的保护机制大有裨益。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劳动权的产生与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条件。劳动权的产生与发展,以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背景,人权发展为母线,人类权利意识的提高为重要推动力量。

  (1)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劳动成为权利的经济基础

  人类社会早期是没有所谓的劳动权的。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之后,劳动权作为以劳动相关的权益为内容的人权,成为劳动者在法律上人格的独立的标志。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给社会带来了空前的繁荣,物质财富大量增加。另一方面,也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带来的大量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工人的劳动时间不断增加,劳动强度不断加大,劳动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工伤事故和职业病频发;资本家为了逐利大量雇佣童工和女工等等。这些问题本质上是由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的商品化造成的,是劳动权问题的凸显。劳动关系的对立使得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工人的罢工等运动不断兴起。资产阶级为了保障资本主义生产的顺利进行,不得不通过立法建立劳动力商品市场运行的一系列规则,保障工人阶级的基本劳动权利,用以缓和社会矛盾。1848年2月,当时的法国政府发布了一项命令,明确规定了劳动者享有的权利。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对劳动权的承认。虽然不久便被废除,但是却开创了劳动权发展的历史先河。

  (2)人权概念的提出和理论的发展,是劳动成为权利的理论基础

  人权,即人的权利或人之所以为人所应享有的、不可剥夺并不可转让的权利。而劳动则是一切人权的来源。劳动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马克思指出,劳动创造了人类。没有劳动,人也就丧失了之所以为人的一项基本条件。而只有劳动,才赋予人们真正的人权。

  劳动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劳动权与人不可分割,不能让与,更不能被剥夺,与人类共始终。不仅如此,劳动权还是人类获得其他权利的基础,从中可以派生出生存权、人格权、财产权、诉权等等。因此,劳动权概念的提出与人权概念的出现和现代人权理论的发展、成熟密不可分。后者是推动劳动权理论和立法进程的重要力量。正是在此意义上,王全兴先生认为:“人权理论和人权保障运动的冲击,是劳动立法得以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劳动立法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人权理论的落实。”[3]回顾人权法发展的历史进程,便可找到佐证。

  1886年,奥地利法学家门格尔在他的著作《全部劳动权史论》中,首先将劳动权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提出。1919年,德国学者受“天赋人权”、“自然权利”思想的影响,历史上第一次将劳动权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德国人民应有可能之机会,从事经济劳动,以维持生计。无相当劳动机会时,其必需生活应筹划及之”(1919年魏玛宪法)。这是人权及劳动权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此后,许多国家的宪法纷纷仿效,均以不同的形式规定了公民的劳动权。

  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人权宣言,明确规定了劳动权(即工作权)的几项主要内容:平等就业权、劳动报酬权、参加工会组织权等,这是对劳动权保护的首次国际法宣告,同时也是人权理论的新发展。

  1966年,第2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1999年生效的《欧洲社会宪章》在劳动权规定的相关部分,不仅肯定了上述文件的规定,更对劳动权的各项内容,包括工作权、工作条件权、劳动报酬权、集体谈判权等,做了更加详尽的阐述,使其规定更加明确,具体。

  今后,随着人权理论和人权立法的不断发展,劳动权的权利内容不断更新、丰富,国际法和国内法关于劳动权的规定更加具体,劳动权理论也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3)权利意识的强化是劳动成为权利并不断发展的人文基础

  没有权利意识的普遍强化,劳动也不可能上升为权利。在这方面,西方的所谓“3R”[4](罗马法复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大力宣扬,对人性解放、民主自由以及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此过程中,西方人民的权利意识日渐强烈,为劳动权的不断发展、完善奠定了人文基础。

  十一世纪末至十二世纪,罗马法复兴使罗马法的基本原则及思想,如契约自由、自由人地位平等、私有权神圣等被欧洲国家广为接受,提升了广大劳动者的民主、自由和权利意识;14—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让人们开始重新认识自身,开始对人的价值给予重视,追求人的发展;马丁路德继文艺复兴之后触发的宗教改革给统治欧洲长达一千年的基督教以沉重的打击,为资本主义提倡的自由、平等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17—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倡导实行法治,倡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西方民众权利意识的启蒙影响深远。

  “劳动是劳动者的无可争议的所有物。”[5]19、20世纪以来,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了深刻的教训,也引起了人们对于自身生存价值的反思。三次科技革命在促进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大大冲击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平与发展的观念深入人心,以人为本,尊重人权,维护本国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已经超越了社会意识形态,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劳动作为公民的重要人权日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各国宪法都对劳动权作出了明确规定,并制定相关法律保障公民劳动权的充分实现。

  (二)科学认识劳动权的概念

  劳动权是劳动法的核心概念,也是构成整个劳动法理论体系的基础性概念和核心范畴。劳权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常凯先生认为:“劳动法律体系的建构,应以劳权本位作为理论出发点,应以劳权的实现和保障为其基点和核心。……劳权即劳工权益应是劳动法律的基本范畴和劳动立法起始概念。”[6]

  我国学界关于劳动权的较早定义,如80年代初陈明侠等在《宪法确立的劳动法基本原则》中提到,“社会主义社会里公民的劳动权是指劳动者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最大限度的从事劳动的可能性,国家对于这种可能不仅不加限制,而且为之创造一切条件使之成为现实(这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完全不同,在那里劳动受到种种限制,首先就是经济危机造成的失业)。这里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国家对劳动者提供现成的就业机会,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分配就业。另一是国家对劳动者提供各种便利,使劳动者自行就业。”[7]这一定义带有鲜明的计划经济色彩,反映了当时我国学者对于劳动权认识深受经济形态的制约,处于起步阶段。

  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主编的《劳动法词典》(1987年版)中提到“劳动权通常被认为是公民一切民主权利的基础,也是劳动者生存的权利。指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能够获得有保障的工作并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取得报酬的权利。”此定义已经对劳动权的本质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也是一个比较规范的定义。因此,在很长时间内成为我国劳动法学界的标准定义。

  90年代之后,随着对劳动权理论的深入研究,各家学者对劳动权定义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有的学者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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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理论与探索》200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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