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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浩宁: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戴维·哈维论后现代文化变迁的根源

更新时间:2012-07-10 19:56:54
作者: 寇浩宁  

  

  戴维·哈维(DavidHarvey),当代美国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1935年生于英国,1961年获剑桥大学地理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宾州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哈维的研究领域涉及人文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建筑与城市规划、政治经济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等,但贯穿上述所有领域的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长期坚持和运用。从1970年代初完成了从一个正统的地理学家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向后,近四十年来,哈维一直坚持不懈地阅读与讲授马克思的经典原著,他曾多次宣称自己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哈维认为自己的工作,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注重生产方式经济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引入对地理空间、城市化等传统地理学的研究中来;二是将空间问题引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去,填补理论空白,发展马克思主义。由此,他开创了地理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流派,同时在马克思主义中发展出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名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艺术和社会思潮,开始在西方弥散开来,各种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观点、表现形式及代表人物,层出不穷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面对后现代主义汹涌的大潮,哈维依然秉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不主张盲目的接受与认可,更不认为应当全面拒斥,而是强调首先要将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加以研究。他指出,“看来恰当的是,要更加仔细地探究后现代主义的性质,与其说它是一系列观念,不如说是一种需要阐明的历史状况”(哈维,2003:3)。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关键力量,也是解释人类社会及其变化的关键因素,在无数的社会现象背后并不存在什么绝对和永恒的社会法则,有的只是作为历史产物的,与一个时代的生产方式相关联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规律。从这个基本原理出发,哈维认为现代主义的实质及其演变,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其根源都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断追逐利润的资本的运动。

  

  一、现代主义及其演变

  

  在讨论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之前,更为重要的先回答什么是“现代主义”。实际上,后现代主义者眼中的现代主义往往过于简单化、漫画化了、哈维希望我们首先能对现代主义有一个全面、详实的认识。

  哈维(2003:14-15)指出,流行的看法一般认为,现代主义是实证主义的、技术中心论的、理性主义的、普遍性的,它相信并追求线性进步、绝对真理、理想社会秩序的合理计划、知识与生产的标准化等;而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则是分裂、不确定性、对一切普遍的或“总体化的”话语的强烈不信任等。但我们必须追问,这种刻板印象的现代主义,是历史上真实的现代主义吗?

  (一)现代主义的本质

  哈维首先引用波德莱尔发表于1863年《现代生活的画家》一文中的名言,来道出现代主义的真谛:“现代性就是短暂,流变,偶然事件;它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则是永恒与不变”(哈维,2003:17)。在哈维那里,这种短暂流变同永恒不变的矛盾结合,就是现代主义在其演化中的基本运动过程。

  为了证明现代性所具有的这种短暂性和变化性,他又引用了多位学者对现代性或现代主义的描述,如伯曼对现代性的描述,“一种…对空间与时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风险的体验…我把这种体验的实质内容称为‘现代性’。成为现代的,就是要在一种使人指望冒险、权力、享乐、成长、改变自我和世界的环境里找到自我——与此同时,这也有可能毁灭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知道的一切、我们现在成为的一切…(现代性)把我们全部倾倒进不断的分裂与复苏、斗争与矛盾、模棱两可与极度痛苦的巨大的破坏性力量之中…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不仅如此,伯曼指出,在最“现代的”作家们——歌德、马克思、波德莱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那里,早已明确感受到了现代性这种短暂和流变,“已经认识到了有关现代性唯一可靠的东西就是它的不可靠性,乃至它对于‘总体化的混乱’的爱好”。

  波德莱尔把艺术家定义为能够从时代之美短暂、流变的各种形式中发现普遍与永恒。也就是说,现代主义就是从混乱、短暂和流变中发现或建立普遍、永恒的东西。问题是,如果现代主义的另一面是追求永恒,那么在这样短暂、流变和混乱的现代生活中,在哪里可以寻找到某种一致感,更不必说“永恒与不变”?

  在现代性兴起之初的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对此问题做出了一种哲学的甚至是实际的回答——理性的“规划”,只有通过这样一种规划,全人类普遍的、永恒的和不变的特质才可能被揭示出来。然而,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规划,在现代主义内部就不断受到人们的批评,特别是20世纪初韦伯和尼采的批判。韦伯认为西方理性化实际是“目的—工具理性”化,最终会发展出官僚理性的“铁笼”,扼杀人的普遍自由。在尼采看来,“现代性是一种生气勃勃的力量,是对于生存和权力的意志,是在无序、混乱、破坏、个人异化与绝望的大海里游泳”;是“破坏性的创造和创造性的破坏”,在这个巨大的破坏性力量中,即使结果必定是悲剧性的,但证实自我的唯一途径就是行动,就是显示出意志(哈维,2003:24-25)。

  由此,尼采的创造性的破坏和破坏性的创造的形象,以一种新的方式在波德莱尔所阐述的两个方面架起了桥梁:永恒与不变只能建立在短暂、混乱和分裂之上。尼采引领了把美学置于科学、理性和政治之上的道路,因而对审美经验的探索就成了建立一种新神话的强有力手段,这神话就是永恒不变可能就存在于现代生活的短暂、分裂和特有的混乱之中。

  哈维总结道,“创造性的破坏”对于理解现代性来说非常重要,现代性如果有什么历史含义的话,那么这种含义必须从变化的巨大的破坏性力量中去发现和界定。作为一种破坏性力量,现代性不仅需要无情地打破任何在前的历史状况,而且也使它本身具有了一种内在断裂和分裂的绝无止境的过程的特征(哈维,2003:19)。换句话说,永恒的不变的“创造性破坏”就是现代主义的本质。

  (二)现代主义的演变

  虽然哈维对现代主义的演变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分期,但从他的论述中,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区分出他所认为的现代主义变迁的几个阶段(哈维,2003:41-55)。

  第一个阶段:从启蒙运动到1848年左右。

  如前所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在开创现代性的短暂、流变和不断的创新之外,还为现代性提出了探寻永恒与不变的办法——理性的规划。启蒙运动相信人类的理性,认为只要我们能正确地描绘和表达世界,它就能被控制与合理地安排。不过,这也意味着,存在着一种唯一正确的表达方式,即绝对真理,只要我们能揭示它,那么就能把握永恒与稳定。凭借对绝对真理的不断追求,我们可以实现不断的“进步”,最终达至理想的圆满的社会。这种思维方式深深渗透在当时各种各样的作家们身上,是狄尔泰、狄德罗、孔多塞、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圣西门、孔德、约翰·米尔乃至马克思都具有的共同之处(哈维,2003:41)。这一时期的现代主义尽管也有着不断的创新、分裂、流变,但在强大的启蒙理性的庇护下,还是体现出了更多的一致性,追求永恒性。因此,这一阶段的现代主义可以称为“理性的创造性破坏”时期。

  第二阶段:从1848年到一战前。

  哈维指出,1848年之后,认为存在着一种唯一可能的表达方式的观念开始被打破。启蒙运动思想的绝对稳定性日益受到挑战,并最终被强调表达的发散性系统所取代。这大致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剧烈变革(两次工业革命)以及1848年后日益增加的阶级斗争所造成的动荡不安。在此时,各种各样的创新层出不穷,从文学、绘画等艺术创作到数学(非欧几何)、哲学乃至到语言学(索旭尔)、物理学(爱因斯坦相对论)等。先期是初探性的试验,而后是各种思潮自1890年爆发出来,“在柏林、维也纳、巴黎、慕尼黑、伦敦、纽约、芝加哥、哥本哈根和莫斯科这些不同的中心演变为令人难以置信的思想与试验的多样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达到了其顶点”(哈维,2003:41)。而对启蒙理性不断加大的质疑之声也正是发生在此时,最终在20世纪初演变为对启蒙反思的高潮,如前文所述的韦伯和尼采的批判。这一阶段,现代主义创造性、破坏性的一面充分发挥了出来,短暂、流变、分裂成为主流,因此我们可以称为“混乱的创造性破坏”时期。

  第三阶段:从一战到二战。

  哈维(2003:45)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及其在政治上和知识上的反响,为思考构成现代性的永恒与不变的特质的东西开辟了道路,因为人们迫切希望找到稳定的东西,避免战争的梦魇。在启蒙理性主义遭到质疑的情况下,追寻一种与现代性相适宜的神秘主义的稳定性,即“神话”,成为了首要问题。但是被神秘化的是谁或者是什么?即谁应该被塑造成救世的英雄,这成为现代主义的核心问题,而这种现代主义也因此成为了“英雄主义”。

  哈维(2003:45)分析道,大战间歇年代里的现代主义或许是英雄主义的,但它也充满了灾难,因为需要行动来重建遭受战乱破坏的经济,解决与萌芽中的都市工业增长的资本主义形式相关的问题,对“永恒”神话的诉求变得越发迫切。必需把我们从“偶然性的无形世界”中拯救出来,或必须更有计划地为人类努力的一种新规划提供推动力。

  这个时候的现代主义(主要是文化艺术领域)分化为三大派别(哈维,2003:45-51)。现代主义一派返回到启蒙运动的理性传统中,求助于体现在机器、工厂、技术力量“或作为一种生活机器之城市”中的理性形象。如哲学家庞德提出,“语言应当与机器功效一致”。建筑学家勒·科比西耶则倡导“靠秩序带来自由”,认为当代大都市中的自由和解放决定性地取决于推行理性秩序。这种主流的现代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实证主义转向,并通过“维也纳小组”(逻辑实证主义)建立了一种新的哲学风格,它将成为二战之后社会思想的核心。但现代主义是矛盾的混合体,即使这时在其内部也存在着对倡导理性主义、实证主义观念的强烈反对,因为这种“英雄主义现代主义”的问题在于,一旦机器(理性)的神话被抛弃,那么任何神话都可能在预设的现代主义规划中占据永恒真理的核心地位。现代主义的另一派则依附于政治,如超现实主义、构成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力图以自己的方式把无产阶级“神化”。但这类构造更不稳固,很容易倒回到把国家主义艺术与文化作为一种手段,服从于政治的目的,如阶级联合、反对法西斯主义等。其他很多现代主义者则既反对“机械的理性主义”,也不推崇无产阶级的神话,他们把自己的视野投向其他更为普遍的神话陈述之上,如向西方之外的世界寻找灵感,或如阶级合作主义等,但更多时候倒向了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尴尬之地,如海德格尔。

  第四阶段:二战后至1960年代。

  如果两战之间的现代主义是英雄主义的却充满着灾难,那么在1945年之后确立了霸权的、普遍的或“盛期”的现代主义则显示出了同社会中主导权力具有惬意得多的关系。由于国际权力体系在战后变得相对稳定,有争议的追求一种恰当的“神话”(永恒),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减退了。这时的现代主义成了体制内的艺术和实践,企业家对倡导进步和人类解放的启蒙理性规划的认同,作为一种政治经济的主导而居于支配地位。这样的现代主义对于线性进步、绝对真理和理想社会秩序的理性规划信念变得尤为强烈,它积极主张实证主义、技术中心论和理性主义。这时的现代主义在返回到二战前的推崇理性和机器的一派现代主义者所建构的神话的幌子下,其深层次上却是对企业官僚主义权力和理性的隐秘的赞美:拒斥个性化,追求一致性。

  就像一战之后一样,因为现实主义无法吸取和表达二战所带来的创伤,于是现代主义在艺术上转向了抽象表现主义。这种抽象表现主义风格受到推崇,一是在于其国际性,对抗了原来法西斯主义的极端民族性;二是其非政治化,对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被政治和文化体制所收买的、冷战斗争的一种意识形态武器。抽象表现主义风格充满了异化与焦虑,充分表达了暴力的分裂与创造性的破坏,因而成为展现美国推崇自由、个人主义的“样板”(哈维,2003:53)。

  进一步,这种现代主义因为“既然美国是全世界艺术和艺术家必定会汇聚的中心,那么,在一种真正的全球水平上接受各种文化价值正是时候”,所以迅速从民族主义向国际主义过渡,然后从国际主义向普遍主义过渡,获取了全球“霸权”。为了区别于其他地方(如巴黎)的现代主义,此种现代主义必须具有美国特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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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2月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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